弗里德里希·尼采与约瑟夫·布雷尔未曾碰过面。因此，心理治疗（psychotherapy）当然不是两人邂逅下的产物。尽管如此，本书主要角色的生活状态系以事实为本，这部小说的基本组成要素——布雷尔精神上的痛苦、尼采的绝望、安娜·欧、路·莎乐美、弗洛伊德与布雷尔的关系、处于酝酿阶段的心理治疗——都发生在1882年。

弗里德里希·尼采在1882年的春天，由保罗·雷介绍给年轻的路·莎乐美，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跟她发展出一段短暂但深刻雅致的爱情。路·莎乐美既是一位才华洋溢的文学女性，也是一名职业的精神分析学家；她同样为人所知的，是她与弗洛伊德亲密的友谊以及她的浪漫韵事，特别是跟德国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的一段情。

尼采与路·莎乐美的关系因保罗·雷的存在而复杂，因为尼采妹妹伊丽莎白的从中作梗而悲惨收尾，多年以来，尼采为失去爱情而悲痛，为遭人背叛而耿耿于怀。本书所架设的舞台是在1882年的最后几个月，尼采此时深陷于抑郁的泥淖之中，甚至出现了自杀的倾向。本书引述了部分尼采写给路·莎乐美的绝望信函，都是尼采亲笔所撰，只是有些仅是草稿，有些在当时已被寄出。出现在第一章中，瓦格纳写给尼采的那封信，同样是真人实事。

1882年，约瑟夫·布雷尔投注心力在化名安娜·欧的贝莎·帕朋罕的治疗上。该年11月，他开始与他年轻的门徒兼朋友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讨论这个病例。如本书所述，弗洛伊德是布雷尔家中的常客。12年之后，弗洛伊德与布雷尔的书《歇斯底里症研究》（Studies on Hysteria），书中第一个讨论的案例就是安娜·欧，这本书掀起了精神分析的革命。

贝莎·帕朋罕就像路·莎乐美一样，是个杰出的女性。在她被布雷尔治疗多年之后，她成为一个具有开创性的社会工作者，她身后，原西德政府在1954年发行纪念邮票向其致敬，以表彰其贡献。然而，她就是安娜·欧的身份，却一直没被公开，直到1953年，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在他所撰写的传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传》（The Lifeand Workof Sigmund Freud）中，首次将安娜·欧的真实身份公之于世。

真实历史上的约瑟夫·布雷尔，是否沉迷于对贝莎·帕朋罕的情欲之中呢？布雷尔的内心生活鲜为人知，不过，相关的学术研究并不排除这项可能。相互抵触的历史记录间仅有的共识是，布雷尔对贝莎·帕朋罕的治疗，对两者都引出了复杂强烈的情感。布雷尔对这位年轻的病人全神贯注，并拨出了相当多的时间去探访她，以至于他的太太玛蒂尔德的确变得愤慨嫉妒。弗洛伊德曾对其传记作者琼斯直言不讳地谈到过，布雷尔在情感上对他年轻病人的牵扯过深，在他当时写给未婚妻玛莎·伯奈斯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曾再三保证，绝不会有相同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精神分析学家乔治·波洛克（George Pollock）曾指出，布雷尔之所以对贝莎有如此强烈的情感，根植于他早年失去了他同样名为贝莎的母亲。

安娜·欧戏剧性的怀孕幻觉、布雷尔的惊慌失措以及其后治疗的突然终止，这是长期流传在精神分析学界的传说。弗洛伊德首度对这件意外的叙述，是在1932年一封写给奥地利小说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的信中。琼斯在弗洛伊德传记中提及此事，直到近年，这个故事才受到质疑。艾尔拜罗伊特·希尔施穆勒（Albrecht Hirschmuller）1990年的弗洛伊德传记中，所提出的说法是，这整个意外事件是弗洛伊德的虚构。布雷尔从未对此事做出澄清，他在1895年出版的个案记录中，极尽所能地吹嘘他的治疗功效，再一次加深了环绕在安娜·欧一案上莫衷一是的迷思。

布雷尔在心理治疗的发展上，有着深远重大的影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将注意力放在心理学上仅有一段非常短暂的时间。医学上对约瑟夫·布雷尔的记述，不仅称道他是呼吸作用与平衡作用的一位重要研究者，同时是一位出色的诊断专家，19世纪末的维也纳，整个时代杰出人物的医生，就是布雷尔。

终其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尼采都为健康所苦。虽然在1889年时，他崩溃并陷入严重局部麻痹痴呆（末期梅毒的一种形态，他于1900年死于这种疾病），然而一般都同意，早年的尼采（我根据茨威格1939年生动的传记概要，来刻画他就医的情境）受苦于严重的偏头痛。为了治病，尼采的求诊记录涵盖了遍布欧洲的多位医生，以此来看，他极可能轻易地就被说服，求治于当时声名显赫的约瑟夫·布雷尔。

依照路·莎乐美的真实性格来看，她不会苦恼地去拜托布雷尔帮助尼采。根据她的传记作者所述，她不是个会为罪恶感所严重烦扰的女性，并且，以她结束绯闻时罕有悔恨而闻名。在大多数事情上，她捍卫着自己的隐私，我所能确定的是，她未曾公开提过与尼采的个人关系。路·莎乐美给尼采的信无一幸存，极可能全数毁于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之手，她与路·莎乐美的反目，持续了一辈子。路·莎乐美的确有个弟弟耶拿，于1882年在维也纳读医科。然而，布雷尔极不可能在当年的学生讨论会中，发表安娜·欧的案例。尼采给友人兼编辑彼得·嘉斯特（Peter Gast）的信（列在第十二章末），伊丽莎白给尼采的信（列在第七章末），劳森医疗中心、费雪曼以及布雷尔的连襟麦克斯，以上皆为虚构。（不过，真实世界的布雷尔的确热衷于西洋棋。）除了两个尼采的梦之外：他的父亲从坟墓中起来以及老人濒临死亡时的咕噜声，其他在本书中出现的梦，皆为虚构。

1882年，心理治疗尚未诞生，尼采当然不曾正式把他的注意力转到那个方向。然而，我在阅读尼采的过程中发现，他深切并大量地关注于自我认知与个人变迁。为了年代先后的一致性起见，我约束自己只撷取尼采在1882年之前的作品，主要是《人性的，太人性的》（Human, All Too Human）、《不合时宜的沉思》（Untimely Medilations）、《曙光》（Dawn）与《快乐的科学》（The Gay Science）。1882年告终之后的数个月，尼采完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然而，我在小说里假设，该书的伟大思想，在小说背景的1882年，已经在尼采的心智中酝酿。

斯坦福大学宗教研究教授冯·哈维（Van Harvey），允许我旁听他卓越的尼采课程，并且接纳我参加长时间的学院讨论会，同时对我的手稿有着批判性的阅读，我从哈维教授处受惠甚深。我的哲学系同仁们，尤其是Eckart Forster及Dagfinn Follesdal，容许我出席德国哲学与现象学的相关课程，为此，我深切感激。许多人对这份原稿给予了建议，我在此致上谢忱：Morton Rose、Herbert Kotz、David Spiegel、Gertrud and George Blau、Kurt Steiner、Isabel Davis、Ben Yalom、Joseph Frank以及Barbara Babcock与Diane Middlebrook指导的斯坦福传记文学讲座。斯坦福大学医学史图书馆馆员Betty Vadeboncoeur，对于我的研究提供了无价的帮助。书中所引用的尼采写给路·莎乐美的信，是由Timothy K.Donahue-Bombosch翻译的。著书过程中，许多人提供了编辑上的指导与协助：Alan Rinzler、Sara Blackburn、Richard Ellman以及Leslie Becker。Basic Books的工作人员，尤其是Jo Ann Miller，提供了无比的支持；如同他对先前书籍的帮助，Phobe Hoss对此书也做出许多化腐朽为神奇的指点。内人玛丽琳一直是我第一个也是最彻底无情的书评家，对本书从初稿到最终定稿，她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但提供了延绵不断的批评，并且建议了本书的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