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6月-7月，巴黎。

和母亲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安娜备受煎熬。母亲住在塞纳河左岸的圣日耳曼大道边上，离巴黎大学不远。安娜常在附近闲逛，途中会经过巴黎圣母院、各式各样的咖啡馆以及像变戏法般在周三和周六冒出来的小型农贸市场。通常她会一直走到卢森堡公园。虽然那里群芳斗艳，但在安娜眼中全都黯然失色。公园里，情侣们挽着胳膊漫步，耳语嬉笑——安娜嫉妒死了！

她和努里每周通两次电话，彼此倾吐狂热不息的思念。但一放下电话，她就会沉浸在深深的疑虑之中。努里是家中的独子，尽管他有一个妹妹，但只有他才是族姓的继承者。毫无疑问，他在家中就像一位王子，一到家就是从前线归来的英雄。他也许正在享受人生中最得意的时光。尽管他曾说自己对安娜的思念甚于安娜对他的思念，还在电话里向安娜暗示那些只有他熟悉的私密部位，但安娜还是忍不住猜测：他会不会像曾经对自己那样，也用那含情脉脉的眼神看那些伊朗姑娘呢？伊朗姑娘肤色健康，热情似火又美丽动人，安娜觉得自己的金发白肤相形见绌。

一次和努里通完话后，安娜和母亲朱莉安·施罗德相约在学院街一间小咖啡馆里见面。安娜5岁时，父母就离婚了，母亲回到了法国。尽管安娜每个夏天都会飞到巴黎与母亲相聚，有时还会在这里过圣诞节，但朱莉安给她的感觉更像是一位姑姑或姨妈，而不是母亲。朱莉安是画家，平常都在一间敞亮的画室里度过；她也允许安娜待在自己的画室里，但从不过问安娜的个人情况。她始终跟安娜保持着距离。有时安娜聊到自己的事情时，朱莉安只会点点头，或是撇撇嘴。安娜猜想，朱莉安多年前离开自己时，就已经放弃了母亲的职责与评判权；但母亲毕竟是母亲，总不可能一点儿也不在乎我这个女儿吧。

安娜穿过咖啡馆的门。空气中弥漫着咖啡和香烟的气味。现在刚到下午，里面已经挤满了人；至少在她这个美国人看来，这儿太拥挤了。但母亲总认为美国人对空间的要求过了头。在法国，人们常常摩肩接踵，但法国人并不觉得自己的私人空间受到了侵犯。

母亲已经到了，嘴上叼着一支高卢。安娜多次提醒她少抽烟，但她总是不屑一顾地发出“噗咻”一声，法国人发这个音发得很溜。母亲有一双蓝色的大眼睛，一头浓密的金发编成一条发辫搭在身上；身姿如同少女，黑色毛衣配着牛仔裤，围一条围巾，似乎刚从时装店出来，时尚而前卫。相比之下，似乎女儿还没有母亲那么青春靓丽；在母亲面前，安娜觉得自己十分臃肿，并且还，呃……粗俗不堪。

朱利安在一张小桌边冲她挥手。

“好啊，小宝贝儿。杰拉德一会儿也会过来，你不介意吧。”

安娜坐了下来。杰拉德是母亲的新情人，母亲的情人无一例外都蓄着胡子，一副邋遢模样，还有些许知识分子的自负。朱莉安承认他们中有许多人是激进主义者，但也有些是存在主义者，他们过着迷茫沮丧的生活，可同时又不断寻求快乐以得到慰藉。

“待会儿我们去看电影。”朱莉安说。

安娜点点头。尽管朱莉安有诸多不好，但她启发了安娜对电影的热爱。她带安娜看过安东尼奥尼、贝里曼、沙布罗尔和特吕福的作品，有时一天会看两部。安娜猜测，母亲是想用这种方式打发她们在一起的时间，以避免和她深入交流。也许正因为这样，安娜爱上了那些用赛璐璐胶片呈现在银幕上的故事。她爱那些超越现实生活的人物角色，他们的一个手势或一个眼神都韵味十足。她喜爱那些穿越时空的电影剪辑手法，前一秒还在巴黎的一个村庄里，下一秒便置身于纽约的繁华大街上。她们一般在傍晚去看电影，看完后，朱莉安把安娜带回公寓，向她道晚安后再出门，直到清晨才回来；到家时，长长的金发拢在肩上，浑身散发着男人的气味。

一次，安娜问母亲为什么要离婚。

“那只是一桩权宜的婚姻。”母亲顿了很久后回答道。

“我们那时是——现在也是——完全不同的人。”她紧接着补充说，那段婚姻唯一的价值就是生了安娜。如果这是真话，那你为什么要搬到七千英里之外的巴黎？而且，为什么你看上去还能如此快乐？安娜曾想，如果自己也搬到巴黎，会不会变得和母亲一样充满活力呢？现在她明白了，是努里给了自己力量，让自己快乐起来。如果没有他的身体、他的气味和他的爱抚，自己只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

母亲点了一份法式三明治：“你呢，宝贝儿？想吃点什么？”

没有努里的日子安娜心碎不已，胃里有如刀绞：“不用了。”

母亲皱起眉头：“你这次来吃得太少了。”

安娜耸耸肩。

朱莉安把香烟掐灭在烟灰缸里。她看着安娜，仿佛读懂了一切：“你恋爱了。”

她怎么知道的？

朱莉安似乎看透了女儿的心思：“我看得出来。”她向侍者挥手道：“亨利，来瓶葡萄酒，”然后看着安娜。

“跟我说说他。”

安娜笑了，把一切都告诉了母亲；她当然不介意——谈起努里就好像努里近在身边。

母亲认真地听着，也许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样听女儿说话。安娜说完后，母亲又点上一根香烟，接着缓缓吐出一缕：“我认识流亡在这儿的几个伊朗人。他们大部分是杜德党人。”

安娜点点头。

“努里说，杜德党被沙阿赶出来了。”

母亲对着烟灰缸弹了弹香烟。

“这里也有其他伊朗人，比如穆斯林神职人员。”

“这我就不知道了。”

母亲犹豫了一下，问：“努里……信教吗？”

“呃，他不信，”安娜说，“他是学工程的。他拿到学位以后就要回伊朗。”

母亲身子前倾：“你会和他去伊朗吗？”

安娜也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自己也不知道。

“我明白了。”母亲说。

“那，你有他的照片吗？”

安娜从包里翻出一张努里的照片。这是她俩在某个晚上做爱后安娜给他拍的。照片上努里头发蓬乱，半睁着眼，那样子好像迫不及待地想再来一次。她把照片递给母亲。

母亲仔细看了看照片。

“哦，明白了。”她盯着安娜，仿佛是第一次看见她；好像忽然间，自己的女儿长大了。安娜觉得两颊烧了起来，但又居然有些自豪。她刚刚和母亲进行了一次姐妹般的谈话，这是前所未有的。她从母亲那儿拿回照片，不觉笑了。

母亲却没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