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刑事法院五楼的审判室天花板很高，大理石的墙壁，围绕证人席的桃花心木栏杆擦得锃亮，不同于下面几层楼的审判室那么狭窄（那里有厚厚的玻璃将旁听者与审判人员隔开，环境就像一个发放驾照的场所）。看样子，还真像是一个正义得到伸张之处。

审判是在星期一开始的。因为我即将出庭作证，所以不能出席庭审；但我有一个朋友在电视台“十一频道”，他也是制片人，认识另一家电视台在场采访的速写画家，请那位画家告诉了我具体情况。第一个证人是警方探员。在接受助理州检察官柯克·瑞安讯问后，他确认杀死受害人的子弹来自一只38口径左轮手枪，不过他们一直都没找到那把枪。接下来是法医。他说明了受害人死亡的原因及方式，以及从受害人指甲里找到的一些碎屑，DNA测试结果表明与桑托罗的一致。

瑞安然后领着受害人的母亲陈述证词。玛丽的母亲于是眼泪汪汪地陈述了一番。她说，玛丽·乔是个听话孝顺而且有进取心的孩子。因为钢厂发生事故，玛丽的父亲终生残疾，她自己只得打两份工，但都只能挣到最低工资。玛丽·乔立志改变处境，读了夜校，希望将来在卢普区做一名办公室簿记员。

“可现在，我可爱的孩子离开人世，我们的生活全都给毁了，”她泣不成声，并且很夸张地指着桑托罗说：“都因为他！”

布拉谢尔斯没有在盘诘中将她驳得体无完肤，而是旁敲侧击，淡然指出这么一个事实：即她和丈夫跟桑托罗多次见面，甚至曾邀请桑托罗到他们家吃饭。

接着检方指出，玛丽·乔遇害那天晚上，她和桑托罗都出现在了湖滨客栈。湖滨客栈是个不上档次但很安静的街区酒吧，离卡柳梅特公园不远，单身女子偶尔进去喝杯啤酒是不会受到骚扰的。酒吧侍者作证说，玛丽·乔大概十点钟的时候进来，要找桑托罗。他知道桑托罗是个码头工人，口袋有了现钱才来这里。那天晚上，桑托罗大约午夜时分才出现。侍者说，当时他显然已经喝了几杯，当玛丽·乔责备他迟到的时候，他反唇相讥。两人争吵的声音很大，侍者告诉他们，要吵架就到外面去。几个小时后，卡柳梅特公园内船舶下水处就发现了玛丽·乔的尸体；检察官特别提醒陪审团注意：尸体就在桑托罗的小车旁边。

检方的主要证人就是玛丽·乔的闺蜜，朗达·迪萨皮奥。她们同在一个学校上的学，加入的同一个天主教会，玛丽·乔还是朗达·迪萨皮奥婚礼上的女傧相。朗达体态丰盈，染一头金发，戴一身珠宝，口抹猩红的唇彩。她作证说，玛丽·乔一直在抱怨桑托罗不仅是个穷光蛋，而且没有志气。她还说，玛丽·乔觉得桑托罗不但言行粗鲁，而且是个百无一用的废物，她很后悔自己竟然跟桑托罗搅在了一块儿；其实，就在遇害的那天晚上，她正打算跟桑托罗分手。

布拉谢尔斯立即表示反对，说她的证词纯属道听途说。法官对他的反对表示支持；但布拉谢尔斯煞有介事地申请延期开庭，立即遭到否决；不过，法官指示陪审团不予考虑这名证人的评论。

不予考虑？真像是闹市区出现了粉红色的大象，却呼吁人们一定不要大惊小怪一样。

瑞安结束了讯问，布拉谢尔斯走向证人席。他再次决定不在盘诘中攻击朗达，不过也确实指出朗达一些言辞前后不一之处，逼得朗达承认自己并不清楚桑托罗和玛丽如何相遇、也不清楚当晚他们为何争吵；布拉谢尔斯便为自己赢得了几分。速写画家还跟我说，朗达从证人席走下来时，还用纸巾揉擦双眼。

星期二，检方自动停止提供证据；这时的形势本来已经对被告方有利了。布拉谢尔斯却说，这正是陪审团喜欢的那种案子，容易让人根据情况推测出真相：男友喝得烂醉，跟踪怒气冲冲的女友；女友将他甩掉；男友勃然大怒，开枪打死女友。这样联系起来分析，案情很容易真相大白。

星期三早上，审判室座无虚席，除了各路记者、对庭审感兴趣者，还有不少麻木的看客。一想到自己穿了灰色职业装，我就很庆幸——尤其是我在审判室外见到布拉谢尔斯之后。

“除了我，还有谁作证？”我问。

他透过眼镜冲我皱了一下眉头。“供水区的一位副总裁将谈到橄榄公园的开放时间。”

原来，毗邻水过滤厂的橄榄公园属于供水区。这公园“9·11”以前还一直对公众开放。

我点点头。“很好。还有谁？”

“就这么的了。”他微微笑了一下。

我瞪大眼睛：“就我一个？”

“我找不到其他见到桑托罗的人。要是你早点找我们，也许……”他的声音越来越小。

“你就不能申请延期审理，好接着找下去？”

“法官不准。”

“水处理厂的夜班人员呢？也许有人见到桑托罗在附近走动。”

布拉谢尔斯摇摇头。

“啊，那麦克呢？我的摄像师呢？”

“他们的证词会跟你一样的。不管怎么说，是你挑的头嘛。”

“可瑞安会百般折磨我。”检察官柯克·瑞安绰号“铁锤”，就因为在盘诘证人时老练凶狠，犹如铁锤连续猛击。

“别担心，”布拉谢尔斯说道，神情很乐观。“我们有录像带嘛。”

我对司法系统也了解不少，知道如果一名律师告诉我不用担心，那么正是我应该担心的时候。

法官问布拉谢尔斯是否已准备好，后者点点头，随即声音清晰、大声说道：“请法庭允许我们召唤埃莉诺·福尔曼。”

我走过去时，尽力不理会审判室里的骚动，可所有的眼睛都投向了我，包括桑托罗的。我偷偷看了他一眼。他个子不高，但宽宽的肩膀结实有力，原先的平头已经长成一团厚实的黑发；身穿廉价的棕色西装，坐在被告席里。

迈上通向陪审团的台阶时，我们的目光相遇了。起初，他目光呆滞而恍惚，令人奇怪；随即又闪现出一线希望。

我不禁倒抽一口冷气。

“福尔曼小姐，感谢你今天来到这里，”我宣誓以后，布拉谢尔斯说道。“请告诉我们你的职业。”

“我是一名企业宣传片制片人。”我回答得非常简洁，不主动多说话，就像布拉谢尔斯叮嘱我的那样。

“企业宣传片制片人都做些什么？”

我本想说，“那该死的节目该干的我都干”——结果当然没那么说；我只是解释说，制片人的角色取决于导演、预算及其他一些情况，我通常负责所有的调研、各种后勤工作、写脚本，还要监督外景拍摄与后期制作。

布拉谢尔斯点点头。“让我们转向去年7月23日，玛丽·乔·博赛尼克那天夜晚遇害。那天晚上你在从事本行工作吗？”

“是的。”

“你当时在做什么？”

“我和摄制组在哈里森-卡特抽水房，正准备为供水区拍摄一个场景。”

“抽水房？”

我告诉他是什么抽水房，位于什么地方。“拍摄什么内容？”

我概括地讲了那个情景再现的拍摄项目以及我们的计划。

讲到“大比尔和卡彭”时，听到几声窃笑。

等到安静下来时，布拉谢尔斯说道：“好。那天夜晚你们还没有开始在抽水房拍摄，对吧？”

“是的。”我告诉他，我们试验了相机增益，在橄榄公园拍了几个镜头，才前往抽水房。

“请告诉我，福尔曼小姐：你看看全场，有没有看到当时在橄榄公园里或是附近出现的任何人？”

我按布拉谢尔斯教给我的方式，指向桑托罗。人群里马上有人开始低语。

“请在审判记录中载明，该证人指认了我的当事人姜尼·桑托罗。好，福尔曼小姐，他当时在干什么？”

“他躺在街灯下的一条长凳上。看起来似乎在睡觉。”

“他当时睡着了吗？”

“刚开始没有。他确实挣扎着要站起来；可就是站不起来，又倒在了凳子上；后来就一动不动了。”

“你怎么记得这些？我的意思是，你怎么能准确回忆起他所处的地方和他做的事情？”

“因为我有他当时情况的录像记录。”

人群中再次传来一阵窃窃私语。布拉谢尔斯笑得让人难以察觉。他停顿了一下，要好好利用这一刻。

“你什么时候意识到录像里那个人是我的当事人？”

“在新闻里看到他照片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他面熟，但过了几天才意识到在哪里见过他。我明白之后，立即给你去了电话。”

“那么，”布拉谢尔斯朝我的方向稳稳迈了一步。

“在你看来，我的当事人因为喝了几杯酒，当时行动不是那么灵便，是不是？”

“反对，”瑞安插话道。

布拉谢尔斯眨了眨眼睛。

瑞安站起身来。“这是在对证人进行诱供。并且，证人对被告可能处于的状况毫不知情。她说的全是猜测。”

“法官阁下，我们想让一个证人回想他在湖滨客栈究竟喝了几杯，”布拉谢尔斯针锋相对。“福尔曼小姐看到他的身子是怎么动的，或者说没有动；她可以就自己看到的情况作证。”

法官紧闭双唇。“允许这么做，但请将问题换一种说法，律师先生。”

布拉谢尔斯笑了。瑞安坐下来，摇了摇头。“嗯，福尔曼小姐，你看到桑托罗先生做了什么？”我再次将自己看到的情况解释了一番。

“就你所知，桑托罗先生起身离开公园了吗？”

“我们拍到他的时候，他正瘫倒在公园的长凳上。”

“那是什么时候？”

“大概凌晨一点。”

瑞安似乎想表示反对，但随后放弃。

“那么，福尔曼小姐，”布拉谢尔斯接着说道。“你们一直没有完成供水区的录像，对吧？”

“确实如此。”

“为什么？”

我解释说，去年9月项目取消了。

“然而，即使该项目没有取消，你们也不会在最终出品的片子上使用我的当事人出现过的那段录像，是不是？”

“没错。”

“为什么？”

“那些场景本来就没打算作为最终产品的一部分。那些是废弃镜头。我们拍摄那些是为了确定正确的曝光量。”

“可在此之后，你们在这些废弃镜头中发现了某种情况，对吧？”

“确实如此。”

“你能向法庭解释一下吗？”

“上面有桑托罗先生影像的带子，后来发现轻微受损。”

“什么样的受损？”

“录像带中似乎出现某种干扰。”

“无线电干扰？”

“反对，”瑞安突然再次大叫。“她不是无线电专家。”

法官看了看布拉谢尔斯，然后望向我。“反对有效。”

“让我换一种说法，”布拉谢尔斯平静地说道。“你不是电子专家，不过也许你可以从制片人的角度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反对，法官大人！”瑞安高声叫道。

“请控辩双方律师到法官席这边来！”法官起身，走到审判席旁边。

两位律师和法官低语的时候，我四下张望。玛丽·乔的父母就坐在检方席后面。挨着他们的是朗达·迪萨皮奥。玛丽·乔的母亲两臂交叉坐在那里，后背挺直。她父亲用双眼死死盯着我，那样子像要吃人。只有迪萨皮奥的表情似乎在告诉我，她还没有完全把我当成不共戴天的对手。

我凝视着被告席后的那一排人，想知道桑托罗是否有家人或朋友前来旁听；可从他们冷漠的表情和身体语言猜测，没有这种可能。

这时，他们的小会显然已经结束，因为两个律师都离开了法官席。

“反对无效，”法官宣布。

布拉谢尔斯冲我笑了一下。“那么，福尔曼小姐，录像带上的问题是怎么出现的？”

我解释了一下无线电频率可能对录像带造成的影响。

“这么说，录像带上有关我当事人的镜头——对不起，应该叫废弃镜头——显然受到了无线电频率干扰。”

“是的。”我开始感觉比刚才自在了些。询问正沿着布拉谢尔斯预言的方向进行，对于我们正在谈论的话题我还是有所了解的。

布拉谢尔斯来到一张单独摆放的桌子前，拿起一盘包着塑料套的录像带。“你认得这盘录像带吗？”他把东西递给我。

“是的。这是我给你的那盘原始录像带。”

“你怎么知道？”

我指着带脊上的标签：“福尔曼传媒”。“录像带边上有我的标签。”

“这就是我的当事人坐在橄榄公园的那盘录像带吗？”

“是的。”

“录像带是否清楚准确地显示了他那天的状况？”

“是的。”

“那么，就你所知，录制之后，是否有人对录像带进行过任何篡改或变动？”

“没有。”

瑞安发了狂似的在标准拍纸簿上潦草地写着。

“法官阁下，我想将这段录像作为第一份辩方证据，”布拉谢尔斯说道。“如果您许可，我们将为陪审团播放。”

“反对。”瑞安再次叫道。“监管链呢？从拍摄录像那天开始到现在录像带都在哪里？”

布拉谢尔斯眯缝起眼睛。“律师先生，我以为我们已经完全解决了那个问题。”他转向法官。“请求在法官席小会，法官阁下。”

两位律师与法官进行了另一场小会，随后布拉谢尔斯问了我一系列问题，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即我们拍摄录像后，带子一直保存在麦克的音像资料库里，资料库上了锁，只有两三个人能进去。瑞安似乎很满意，坐了下来。

布拉谢尔斯将一辆装着放像机和监视器的小车推至审判室前面。陪审员们都朝前探着身子，整个房间静了下来。布拉谢尔斯将录像带放进去，按了“播放”按钮。带子已经调到桑托罗坐在长凳上的那一段。我们听到声道上的嗡嗡声，看到画面上出现一些条纹。

这一段不到一分钟就放完了，布拉谢尔斯随后按了“暂停”按钮。整个审判室鸦雀无声。布拉谢尔斯走向陪审团。

“再问你一次，福尔曼小姐：录像带上那个人是谁？”

“是姜尼·桑托罗。”

“这是什么时间拍摄的？”

“去年7月23日。”

“谢谢你，福尔曼小姐。”布拉谢尔斯咔擦一声双脚并拢，转过身来，退回辩护席；脸上现出一道光彩，似乎是刚完成一场5英里长跑。他对瑞安点点头。“该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