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天色渐渐昏暗下来,寒风吹动,树枝摇摆;经历了派对刺耳的喧闹,反而觉得寒风给人以抚慰。开进我家车道时,虽然也看到路边上停着一辆银色跑车,但并没多想;直到蕾切尔一声尖叫,我才警觉起来。

“妈妈,瞧!我简直不敢相信。Spyder!就在家门口!”

“蜘蛛?”我哆嗦了一下。

“我说的是跑车,妈妈。这是有史以来最炫的几款跑车之一。”

“炫?”

“就是酷的意思,妈妈。炫就是酷。”

我看了看;但我对车不太懂行,对青少年中流行的话语也不熟悉。

“瞧,妈妈,有个人要下车。”她伸长脖子,打了个口哨。

我咯咯咯地笑了起来;但见下车之人是尼克·勒琼,笑声戛然而止。我停下沃尔沃。

蕾切尔看了我一眼。“你认识这个人?”

“你也认识呀。他上周来过这里。”

我下了车,理了理上衣。勒琼靠着车身而站,身穿牛仔裤与黑色皮夹克,头戴“酷炫鼓手”帽,帽檐拉得很低。我走过去,知道他的目光正从帽檐下射向我。“勒琼探长,再次光临寒舍,有何贵干啊?”

“这是你女儿?”目光射向我身后。

我转过身。蕾切尔正好奇地盯着他。“蕾切尔,这位是尼克·勒琼。”

他掀起帽子。“简直和妈妈一样漂亮。”他伸出手去。

我看到蕾切尔脸红了——尽管光线很暗。

“还没回答我的问题,”我说。

“跟你说过我会找你的。”

“挑个周末?”

“特工没有休息日,chér。”

“这话我同意。”

我装出上下打量他的样子。“请问,何事可为你效劳?”

“一起坐车出去一趟,希望你能赏光。”

蕾切尔吸了一口气。

20分钟后,我挤进了那辆Spyder,和蕾切尔贴身坐下。我换上了牛仔裤、工作靴和一件厚夹克。勒琼绕社区转了一圈,巡游了那几条主街——车子严重超速。蕾切尔不停问他些汽车方面的问题;看上去他还真的很乐意回答。我时刻注视着路面情况,时断时续地听他们说个不停。北岸这一带,我们社区的警察抓超速者远近闻名;因为他们常常潜伏在小街上,等待战机,突然出击。

谢天谢地,今天居然没碰到一个警察。到了卡蒂家门口,蕾切尔满面笑容下了车,并答应11点之前回家;要是需要去接,就会打我的手机。她随即跑着进去,肯定会将自己的奇遇告诉卡蒂和其他人。接着勒琼开上伊登斯高速公路,驶向市中心。

“你倒交了个朋友,”我说。

“她是个很可爱的孩子。”

“最棒的。”

“对小汽车还懂得挺多呢。”

“蕾切尔?”

“她知道这款车的型号、马力、扭矩;甚至知道手动传动没有离合器。”

我朝下看了一下。果真如此,地板上没有第三只踏板。

“现在是电脑控制了。”

我用手捋了一下头发。我先前才该细心听他们说话的。她是从哪里知道那些东西的?她父亲,还是其他人?比如说某个刚拿到驾照的小毛孩儿?我是否应该担心?

“你想知道是谁教她的,是吧?”他知道我在想些什么。“还有,她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

我的手一下子落在膝上。这家伙对自己倒挺自信,也许他以为自己是上帝送给伸张正义群体的礼物——也是送给女人们的礼物。

他开着车小心穿过车流,没有再说话。Spyder的座位比一般的车里的低,我不太喜欢,但平衡性能确实很好,他的驾驶技术也没得说。

“今年春天买的,”他说。“是我对自己工作20年的奖赏。”

我这才想起跑车是单身汉才会买的东西。除非这个人钱多得可以烧着玩。FBI特工不会这么有钱;就算这么有钱,也不会拿来炫耀。“你干特工有20年了?”

“没错。”

“可你说自己来自卡真乡野。”

“82年就在这儿了。”

他又不说话了。Spyder从容不迫地穿过车流。空气清新,路灯闪耀。好几个星期都没有如此舒畅的感觉;要去哪儿已经无所谓了。

车到富勒顿,朝东驶去,到了林肯大道再向南行驶。这儿的街道建好以后,尽管曾经有大量的雅皮士居住于此,街容街貌依然如故,极少变化。

不过,或许添了些假煤气灯和锻铁工艺品,也还保留了许多原来的餐馆与会所。此处曾是布鲁斯酒吧的圣地,有些酒吧至今依然在营业。可是,曾经伸出高于街道20英尺砖墙的那辆雪佛兰汽车的前半身不见了,下面的布鲁斯俱乐部也没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家泰国餐馆,门面单调乏味。

“我也很怀念这个俱乐部,”他看到我凝视的目光,说道。

我们在紧靠林肯大道的一家停车场下了车。虽然夏天才是芝加哥最好的季节,但人们要到1月才会减少外出;尽管天气严寒,人行道还是挤满了人。转过街角,听到一只萨克斯管在哀诉;原来是那个周一到周五都在密歇根林荫道大桥上驻守的男人,他今晚来这儿挣外快了。勒琼朝他的钱盒里投了一张钞票。

“去哪儿?”我拉起夹克拉链。

“我觉得,咱们可以去喝一杯……听听音乐。”

“喝一杯,听音乐?”

“要是你没有其他安排……”

没等我回答他就推开了“布鲁斯小街”的门;我们走进一个很大的房间。屋里香烟缭绕,自动唱机里飘出“马迪·沃特斯”的歌声。

20张桌子围着一个舞台,半数桌子坐满了人。一只吊扇的叶片懒洋洋地转着,怎么也吹不散浓浓的烟雾。

我在一张桌子边坐下,勒琼走向吧台,端回来一杯扎啤和一杯葡萄酒——他怎么知道我喝什么?

“好吧,”我说。“到底什么事儿?咱们干吗大老远来这里?”

“你喜欢布鲁斯吗?”

“是啊,可是……”

“呃……”

一个穿牛仔裤和绿色紧身毛线衣的女人从我们身边挤了过来,她目不转睛地看着勒琼,擦着我们的桌边而过,把勒琼杯子的啤酒也弄洒了几滴。勒琼假装没看见,攥起拳头随着音乐在桌子上打着节拍。

连复段结束的时候,他看向我。“你可真有胆量,chér。你知道吗?”

“你说什么?”

“去德帕尔马家里——那可是要点勇气的。还有你应付莫雷利的法子——不让别人跟你废话。”

这算是调查局的正式表扬?我就是因为这个来了这里?

“我跟你说过,那是孤注一掷。”

他笑了。“梭罗说,‘智慧之特征,乃是从不孤注一掷’。不过你可以例外。”唱机安静下来。“好了,艾利·福尔曼。你怎么干上影视制片这一行的?”

这家伙像只苍蝇一样跳来跳去,让人琢磨不透。他到底是非常狡猾呢,还是根本就算不上称职的特工?

我的酒杯好像没有拿稳,连忙伸展手指牢牢握住。“8岁的时候妈妈带我去看电影《老黄狗》,我哭得很伤心。后来我和最要好的朋友又去看了一次,发觉自己是让人捉弄了。我就想搞明白电影是怎么做出来的。”

他笑了起来。“我猜对了。你就是个瓦尔凯莉娅。”

一个文学特工?真是个活生生的矛盾修饰法!

“梭罗说,宁肯捉弄人,不让人捉弄,”我说道。

“不留俘虏。”

“战争是灾难。”

“C'est vrai,ma petite.”

“说起被人捉弄,你那些chér、petite是些什么玩意儿?”

他张嘴笑得更厉害了。“我们家乡那边就是这么称呼我们的女人的。”

“可惜你不是在家里,我也不是你的女人。”

他转开脸。旁边一张桌子的烟雾飘了过来。勒琼起身离开桌子。有那么一瞬间,我开始责怪起自己来。我是否过于尖刻?太伤人感情了?他生气了吗?或许我不应该这么尖嘴利舌,至少应该有礼貌些。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又端来一些饮料。

“好了,”我笑着说。“你怎么当了特工的?”

他靠着椅背。“想抓住那些坏蛋。”

“哪些坏蛋?”

“首先,那些做石油生意的。”他呷了口啤酒。“我爸爸试过办一家vacherie,可血本无归。”

“Vacherie?”

“就是牧牛场,”他说。“他失败了,就在石油公司找了份工作。干了20多年,只因失去了一条腿,公司就解雇了他;只差一年就退休,可公司再也没有给他一分钱。”

我蹙起眉头。

“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儿——至少在我们那里是这样。该死!甚至‘大佬’也治不了他们。”

“大佬,”我说。“大佬休伊·朗?”

他点点头。“他当州长之前,起诉了一家石油公司。试图为我父亲那样的工人取得补偿金。但他败诉了,仍然坚持为小人物的权利进行斗争。问题是,利益集团很讨厌他;所以,10年后那家石油公司又设法起诉他;不过他们也败诉了。”

“听来不错。”我扭了一下身子。“可在我看来,反抗企业贪婪的斗士名单中,联邦调查局可排得并不靠前呀。”

“你等着瞧吧。”

我曾给一家地下报纸撰稿。年轻时,我读了“3M”,即马尔库塞、马克思、毛泽东的著作以后,就想努力成为一个革命者。但很不幸,没有成功。人家说我资产阶级习气太重,说我顶多能去管理一个安全藏身处。“你核查过我的资料。”

他没有回答。

“那你应该知道,我已经不做那些事了。”

“算不了什么,我也不追查聪明人的。”

“那你干什么?”

“带漂亮女人出来喝酒呀。”

他究竟是什么人?先是来到我家,询问秘密犯罪集团成员的情况;现在又跟人调情,似乎我是什么周五夜女郎。我侧起脑袋,想知道自己带的钱够不够打的回家,但又希望不必花这钱。就算是他在伪装——如果确实如此的话,我也很乐意有他陪伴。于是我换了个话题。“你母亲也是阿卡迪亚人吗?”

“意大利人。我爸和她在新奥尔良认识的。”

“他们还在那边吗?”

“父亲还在。母亲5年前去世,癌症。”

“我母亲也是。”母亲的离世在我心中烧出了一个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我喝完酒。唱机传出喧闹的《坐下来哭泣》。是巴迪·盖伊的歌。

人们拥挤着经过我们的桌子。尽管还不到七点,却早已坐满了人。勒琼要了账单。“我们去吃点东西吧。”他站起来,去吧台结账,没有理会女招待关注的眼神;我不觉暗自涌起一点儿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