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发生在六个月以前。”里基·塔尔开始说。

“在四月间，”彼得·吉勒姆插言道，“从头至尾说得尽量精确些，好不好？”

“好吧，在四月间，”里基·塔尔声色不动地说，“布里克斯顿平静无事。我们在这里静候待命的，我估计，大约有五、六个人。彼得·森布里尼从罗马回来，西·范霍佛刚在布达佩斯干了一仗，”——他露了一个恶作剧的笑容——“大家闲着无事，就在布里克斯顿休息室打乒乓、玩撞球。对不对，彼得·吉勒姆先生？”

“那正好是淡季。”

据里基·塔尔说，这时突然香港站发来急电要人。

“他们说有一个苏联低层贸易代表团在香港，给莫斯科市场搜购电气用品。有一个代表在夜总会里抛头露面，名叫鲍里斯，详细情况，彼得·吉勒姆先生知道。以前没有记录。他们已经盯了他五天，代表团预定还要呆十二天。从政治上来说，由当地的弟兄们来处理，这太炙手了，但是他们认为突然找到他头上去，可能奏效。收获不见得会很大，但这有什么关系？也许可以把他当存货买下来，是不是，彼得·吉勒姆先生？”

当存货的意思是转卖给别国的谍报机关，或者同他们交换，这是剥头皮组经常做的低层叛逃人员的买卖。

彼得·吉勒姆没有理会里基·塔尔，他说：“东南亚是里基·塔尔的分工。他正好闲着没事，因此我派他去进行一次实地调查，把结果用电报发回来。”

每次别人一说话，里基·塔尔就陷入了梦境。他的眼光发呆，看着说话的人，眼睛里升起一层雾，要定一定神才能重新说话。

“于是我照彼得·吉勒姆先生吩咐的去做了，”他说，“我总是听吩咐的，是不是，彼得·吉勒姆先生？真的我是个听话的人，尽管有时候有些容易冲动。”

他在第二天晚上，即三月三十一日星期六起飞，用的是个澳大利亚护照，说他是个汽车推销商，在他的手提衣箱夹层里还放着两份没有用过的瑞士护照，以备逃跑之用。这是两份紧急文件，可以按照当时情况需要填写，一份是给鲍里斯用的，一份是给他自己用的。他在九龙金门饭店开了房间，到附近不远的地方，在一辆汽车里同香港站长碰了头。

说到这里，彼得·吉勒姆侧过身去向乔治·史迈利轻声说：“塔夫蒂·西辛格，是个小丑，前皇家非洲步兵团的少校。潘西·阿勒莱恩的人。”

西辛格根据一个星期来的监视，给了他一份关于鲍里斯动向的报告。

“鲍里斯真是个怪物，”里基·塔尔说，“我弄不明白他。他每晚痛饮狂喝，没有断过。他已有一个星期没有睡觉了，西辛格派去盯梢的人，腿都几乎站不直了。白天他还跟着代表团视察工厂，参加谈判，完全是个年轻有为的苏维埃官员的样子。”

“多年轻？”乔治·史迈利问道。

彼得·吉勒姆插进来说：“他的签证申请填的是一九四六年生于明斯克。”

“一到晚上，他就回到亚力山德拉旅馆，那是远在北角的一所破烂的旧房子，是代表团的驻地。他同别人一起吃饭，到了九点左右，就从边门偷偷出来，拦住一辆出租车，赶到九龙一边夜总会集中的地带。他最爱去的地方是皇后道的一个酒家——‘猫的摇篮’他请本地的商人喝酒，一举一动象个大人物的样子，一直呆到午夜。从‘摇篮’出米，他又从隧道回到湾仔，到一个叫‘安琪儿’的地方，那里的酒便宜些。他都是孤身一人。‘安琪儿’在地下室里，是个水手们和旅游者爱去的小酒馆，鲍里斯似乎很喜欢那个地方。他一般要喝三、四杯酒，留着账单收据。他主要喝白兰地，有时来杯伏特加，换一换胃口。他同一个混血儿有过一次勾搭，西辛格派去监视的人找过她，打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她说，他感到很孤独，坐在床上哼哼唧唧，说他的老婆不识他的天才。这确实是个突破，”他讥讽地加了一句，这时奥立佛·拉康拨弄了一下煤块，火势大了一些，“那天晚上我到‘摇篮’去，亲眼看一看他。西辛格派去监视的人喝了杯牛奶睡觉去了。他们不想知道。”

有的时候，里基·塔尔说话的时候，他的身子一动也不动，好象是在听他自己的录音带一样。

“他在我后面十分钟到了，带来了自己的女伴，一个高大的瑞典金发女人，还有一个中国女人跟在后面。里面很暗，所以我移到附近的一张桌子。他们要了威士忌，鲍里斯付的帐，我坐在六尺远的地方，眼睛看着那个蹩脚乐队，耳朵听着他们的谈话。那个中国姑娘没有开腔，说话全是那个瑞典女人。他们说的是英语。那个瑞典女人问鲍里斯住在哪里，鲍里斯说住在怡东酒楼，这显然是吹牛，因为他明明是同代表团一起住在亚力山德拉。好吧。亚力山德拉是家小旅馆，怡东酒楼听起来好听一些。到午夜时分，他们就散了。鲍里斯说他要回去了，明天很忙。这又是说谎，因为他并没有回去——这叫什么，杰克尔和海德，对！——换了装出去寻欢作乐的那个正派医生。因此，鲍里斯究竟是谁呢？”

一时没有人理他。

“是海德。”奥立佛·拉康看着他的洗擦得发红的手说。他又坐好以后，双手捧着膝盖。

“海德，”里基·塔尔重复说，“谢谢你，奥立佛·拉康先生。我一直觉得你是个有文化修养的人。于是趁他们付账的时候，我就赶紧先出去，赶在他头里到湾仔，在他还没有到‘安琪儿’之前就到了那里。这时我已经十有八九知道是找错了对象了。”

里基·塔尔用他干干的细长手指一一数说理由：第一，他从来不知道有一个苏联代表团不带一两个搞保卫工作的猩猩来监视团员，不让他们到寻欢作乐的场所去。鲍里斯怎么能够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溜出来呢？其次，他看不惯鲍里斯大叠大叠的花外币。这是违反苏联官员的脾气的，他坚持说：“他们根本没有外币可以给他花。要是有的话，早就给他老婆买假珠宝了。第三，我不喜欢他那样说谎。他这个人太油腔滑调了。”

于是里基·塔尔在“安琪儿”等着，果然不错，半小时后，他的海德先生独自一个人来了。“他坐下来后要了一杯酒。他别的什么也不干，就是坐着喝酒，作壁上观。”

又是乔治·史迈利得到里基·塔尔的青睐。“你觉得是怎么一回事，乔治·史迈利先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注意的是一些小事情，”他仍旧对着乔治·史迈利推心置腹地说，“就以他坐的地方来说。说真的，先生，要是我们自己在那儿，我们也不会比鲍里斯坐在更合适的地方了。他离出口处和楼梯最近，可以一目了然看清进门的地方和场子的中心。他是用右手的，因此左边有道墙保护。鲍里斯是个职业特务，乔治·史迈利先生，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是在等候接头的人，可能是充当信箱，或者是在放线钓鱼，等我这样的笨蛋上钩。反正我觉得是这样：‘火烧’一个贸易小代表是一回事，朝着中心训练出来的老手挥大腿又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吉勒姆先生？”

彼得·吉勒姆说：“自从改组以后，剥头皮组就没有得到任何指示要收买双重特务。一碰到这样的对象就得马上转给伦敦站。这道命令是比尔·海顿亲笔签发的。稍有对方打进来的苗头，就要撒手。”他补充一句，专门说给乔治·史迈利听：“按照横向原则，我们的自主权极其有限。”

“我以前也干过双重特务的玩意儿，”里基·塔尔坦白说，声音当中有一种好人受委屈的昧道，“请相信我，乔治·史迈利先生，他们都是一罐蛆虫。”

“他们肯定是蛆虫。”乔治·史迈利说，把眼镜框往上一推。

里基·塔尔打电报给彼得·吉勒姆说“未成交”，就订了回国的机票，上街采购去了。他后来又想，反正飞机要到星期四才走，他在走以前不妨去搜查一下鲍里斯的房间，把本捞回来。

“亚力山德拉真是个破烂的地方，史迈利先生，它在马宝道上，有一排木头阳台。至于门锁，一见到你来就自动打开了。”

因此没有多久，里基·塔尔就进了鲍里斯的房间，背顶着门，等眼睛习惯于黑暗。他站着还没有动手就听见床上有个女人睡盘朦咙地用俄语同他说话。

“那是鲍里斯的老婆，”里基·塔尔解释道，“她正在哭。好吧，我就暂时叫她伊林娜。彼得·吉勒姆先生有详细情况。”

乔治·史迈利巳经在表示不同意了：他说不可能是老婆。中心是决不会让他们夫妇同时出国的，他们总是留一个，派一个——

“也许是露水夫妻，”彼得·吉勒姆挖苦地说，“没有正式结婚，但是长期同居。”

“如今世界，有很多事情都是颠倒过来的。”里基·塔尔说，脸上堆笑，不对任何人，更不是对着乔治·史迈利，但是彼得·吉勒姆又白了他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