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的处境很尴尬。我第二天、第三天又见到了她，我心里想，她如果现在还没有精神分裂的话，那么也快了。她一会儿说什么潘西·阿勒莱恩要在圆场给她一个高级职务，在托马斯上校领导下工作，还一个劲儿地同我争，应该给她一个中尉还是少校当当。一会儿她又说从今以后不再给人家当间谍了，她要种种花，养养鱼，同托马斯过太平日子。接着她忽然又想起修道院来：浸礼会修女要给她洗涤灵魂。我几乎笑死了。我问她，听谁说的浸礼会有修女？她却说，没有关系，浸礼会最伟大，她的母亲是农民出身，她知道。这是她告诉我的第二号大秘密。我问她，那么，第一号大秘密是什么？没有用，她不肯说。她只说，我们处在致命的危险之中，这个危险之大，令我想也无法想象，我们两人都没有希望，除非她同潘西·阿勒莱恩兄私下密谈一次。‘我的天，到底是什么危险？你到底还知道些什么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她很得意，要想表现自己，但是我一追问，她又闭口不言了，我怕得要死，生怕她回去向鲍里斯坦白。而且我的时间也不够了。那天已是星期三了。贸易代表团定于星期五飞回莫斯科。她搞暗号这一套很在行，但是我怎么能够信任这样一个神经病呢？史迈利先生，你知道女人一旦堕入情网是什么样子。她们很难……”

彼得·吉勒姆已经打断了他的话。他命令道：“你别岔开去，好不好？”里基·塔尔不高兴地停了一会儿。

“我所了解的是，伊林娜要叛逃——照她的说法是同潘西·阿勒莱恩密谈。她还有三天功夫，她越快脱身，对谁都越好。如果我再等下去，她就可能改变主意。因此我就采取行动，直接去找西辛格，他大清早刚打开店门我就去找了他。”

“星期三，十一日，”乔治·史迈利喃喃道，“伦敦时间是下半夜？”

“我想西辛格一定把我当作了鬼。我对他说：‘我要直接同伦敦通话，同伦敦站长本人。’他拼命同我辩论，反对我这样做，但是最后还是同意了。我坐在他的桌前，在用了一次就得扔掉的便笺簿上起草了电报的密码，西辛格象一只病狗一样看着我。我们得让电报伪装得像一封外贸密电，因为西辛格是以做贸易为掩护的。这多花了我一个小时。我有些紧张，的确有点紧张。然后我把剩下的便笺簿烧了，把电报打在电传打字机上。这个时候，全世界没有旁人，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那张纸上的号码是什么意思，甚至西辛格也不知道，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要求按照紧急事态处理，给予伊林娜完全的叛逃者待遇。我坚决主张给她自己从来没有提出过的好处：现金、国籍、新的身份、一个低调的可以安定生活的地方。毕竟，我可以说是她的业务代表，是不是，史迈利先生？”

乔治·史迈利抬眼一看，似乎因为这话是对他说的而感到吃惊。

“是的，”他很客气地说，“是的，可以说你就是这样的人。”

“如果我了解不错的话，也有他一份儿。”彼得·吉勒姆咬着牙轻轻地说。

听到这话，或者猜到了这话的意思，里基·塔尔生了气。

“这完全是造谣！”他叫道，脸涨得通红，“这是……”他瞪了彼得·吉勒姆一会儿，又继续说他的故事。

“我介绍了她到当时为止的经历和她能接触到的机密，包括她在中心的工作。我要求派审查人员和空军的飞机来。她以为我会要求在中立国同潘西·阿勒莱恩亲自碰头，但是我认为我们这样是徒劳无益的。我建议他们派出托比·伊斯特哈斯手下一两个‘点路灯的’来照顾她，最好还有个医生。”

“为什么要点路灯的？”乔治·史迈利厉声问道，“他们是不许处理叛逃者的。”

点路灯的是托比·伊斯特哈斯手下的人，驻地不在布里克斯顿，是在阿克顿。他们的任务是为第一线活动提供后勤支援、监视、窃听、运输、安全联络站。

“啊，迈利先生，自从你走了以后，托比的地位提高了，”里基·塔尔解释道，“他们告诉我，甚至他的街头艺术家都用卡迪拉克。而且，如果有机会，还抢剥头皮的饭碗，对不对，彼得·吉勒姆先生？”

“他们已成了伦敦站之下的主力了。”彼得·吉勒姆简短地说，“这是横向领导原则的一部分。”

“我估计审查人员需要半年功夫才能把她审问全毕。不知什么缘故，她对苏格兰着了迷。她很想在那里度过她的余生。同托马斯在一起。在高原上养儿育女。我的电报发给伦敦站，用单位的名义，发的是急电，由值勤官员亲手处理。”

彼得·吉勒姆插进来说：“这是最高限度机密的新规定。目的是要跳过密码室里的处理。”

“但是不在伦敦站？”乔治·史迈利说。

“这是他们的事。”

“我想，你大概已经知道比尔·海顿得到了那个差使？”奥立佛·拉康说，转过身来对着乔治·史迈利，“伦敦站的站长？他实际上是他们的活动总指挥，就象老总在的时候潘西·阿勒莱恩担任的一样。他们把名称都换了，所以你弄糊涂了。你知道，你的老伙伴们对名称是很在乎的。吉勒姆，你应该向他介绍一下，使他跟得上形势。”

“我想我是了解情况的，谢谢你。”乔治·史迈利有礼貌地说。他对里基·塔尔装出一种睡意朦胧的样子问道：“你刚才说，她说到一个大秘密？”

“是的，先生。”

“你在给伦敦的电报中提到了这一点没有？”

他碰到了要害，这是没有疑问的。他找到了一个一碰就痛的地方，因为里基·塔尔皱了一下眉头，向奥立佛·拉康，又向彼得·吉勒姆投射了疑问的一瞥。

奥立佛·拉康猜到了他的意思，马上声明：“除了你在这间屋子里告诉史迈利的以外，他什么也不知道。”他说，“对吗，吉勒姆？”彼得·吉勒姆点头称是，看着乔治·史迈利。

“我把她告诉我的话如实告诉了伦敦。”里基·塔尔悻悻然回答，好象被剥夺了讲个动听故事的机会似的。

“确切的措词是些什么？”乔治·史迈利问道，“我不知道你还记得不？”

“‘自称有对圆场利益攸关的进一步情报，但尚未透露。’大概如此。”

“谢谢你，非常谢谢你。”

他们等待着里基·塔尔继续说下去。

“我也要求伦敦站长通知这里的彼得·吉勒姆先生，我一切安全，没有旷工。”

“他们通知了没有？”乔治·史迈利问。

“没有人对我说什么。”彼得·吉勒姆挖苦地说。

“我等了一天回话，到晚上还没有来。伊林娜做了一天正常的工作。你知道，这是我坚持要她那样做的。她想假装发烧，躺在床上，但我不同意。代表团在九龙有工厂要参观，我叫她跟去，别露马脚。我要她立誓不再碰酒瓶。我不希望她在最后一分钟闹出意外来。我要她在脱逃以前一切保持正常。我一直等到晚上，才又发了一个加急的续电。”

乔治·史迈利的朦胧的眼光盯住他面前的这张苍白的脸。“你当然收到了他们的回电了吧？”

“‘电悉。’就是这么一句话。我通宵未睡，急得出汗。到天亮还没有接到答复。我想，也许皇家空军飞机已在途上。我想，伦敦大概是为谨慎起见，要等到一切齐备以后才通知我。我的意思是，你离他们这么远，你只能信任他们。不管你对他们有什么看法，你只能信任他们。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有的时候的确是可靠的，对不对，吉勒姆先生？”

没有人接他的腔。

“我是在为伊林娜担心，懂吗？我敢肯定，再等一天，她就要垮了。最后答复终于来了，却根本不是答复。这是拖延时间：‘请告她工作部门，莫斯科中心里以前联系和熟人的名字，目前上司的名字，参加中心的日期。’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我也记不清了。我马上起草一个回电，因为我同她约好三点钟在教堂碰头——”

“什么教堂？”又是乔治·史迈利问。

“英国浸礼会教堂。”使大家奇怪的是，里基·塔尔又脸红了，“她喜欢到那里去。不是去做礼拜，只是去转转。我在门口装做若无其事地等着，但是她没有露面。这是她第一次失约。我们约好如果没有碰上，三小时后就到山顶上去，然后按一分钟五十级的速度下山再回到教堂，等到见了面为止。如果她出了事，她就把游泳衣挂在窗户上。她是个游泳迷，每天游。我赶到亚力山德拉，没有游泳衣。我还有二个半小时的富裕时间。除了干等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乔治·史迈利说：“伦敦站给你的电报是不是急电？”

“不是，是即发。”

“但是你的电报是急电？”

“我的两次电报都是急电。”

“伦敦电报有人署名吗？”

彼得·吉勒姆插进来：“电报不再署名了。外勤人员同伦敦站打交道是把它当作一个单位的。”

“你自己译的吗？”

“不。”彼得·吉勒姆说。

他们等待里基·塔尔继续说下去。

“我在西辛格的办公室里等着，但在那里不受欢迎。他不喜欢剥头皮的，而且他在中国大陆有件要紧的事，他怕因为我而被破获掉。因此我坐在咖啡馆里等，我忽然想到不妨到机场去走一遭。这是随便想起来的，好比你可能想‘不如去看一场电影吧’。我叫出租车司机赶快。我连价也不还。好象疯了一样。我在问讯处前也不排队，到前面去打听去俄国的飞机或在俄国过境的飞机。我来不及看班机时间表，就问中国职员，但是昨天以来，没有一架班机，下一班飞机要到今晚六点。但是这时我灵机一动。我一定得知道呀。那么包机呢？不属于班机的那些客运、货运或过境的包机呢？从昨天早上起就没有飞机去莫斯科吗？真的没有吗？这时有个小姑娘给了我一个答复，她是一个中国籍的空中小姐。她喜欢我，明白吧。她存心帮我忙。两小时以前有一架苏联飞机临时起飞。只有四个乘客上机。大家注意的是个女病人。一个女人。处在昏迷状态。他们得用担架抬她上机，她的脸上绑了绷带。有两个男护士和一个医生同她一起走，就是这几个人。我打电话到亚力山德拉去，这是最后的一丝希望了。伊林娜和她冒牌丈夫都还没有结帐，但是房间里没有人接电话。那家倒霉的旅馆还不知道他们已经走了。”

也许音乐早已开始演奏了，但是乔治·史迈利现在才注意到。这房子里四处传来了不完整的片断：有吹笛子的，有录音机上放的童声歌唱，有演奏得比较老练的提琴曲子。奥立佛·拉康的几个女儿都已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