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我去数学研究所报到，他们在访问学者办公室给我安排了一张办公桌，给我一个电子邮件账号，以及一张在开放时间以外能够进入图书馆的磁卡。办公室里另外只有一个俄罗斯人，姓波多洛夫。我们打了个招呼。他在办公室里无精打采地来回踱步，偶尔靠在办公桌前，在一本像赞美诗集似的硬皮大笔记本上涂抹某个公式。每隔半小时，他还会走到正对着我们办公室窗户、铺细砖的院子里抽支烟。

随后的一周开始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了艾米莉·布朗森：她身材娇小，满头的白发像在校女生一样用小发卡束在耳后。她骑着一辆大得与其身材不相称的自行车来研究所，车篮里装着她的书和鼓鼓囊囊的饭盒。她长得有点像修女，似乎挺羞涩，但我很快发现她有一种敏锐的独特幽默感。我将我的学位论文命名为“布朗森的空间”肯定让她很高兴，虽然她嘴上说得谦虚。在我们第一次会面中，她给了我她最新的两篇论文复印件，以及一叠关于牛津参观景点的小册子和地图，她说，趁新学期还没开始，我还比较有空，可以到处走走。接着她又问我对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生活有没有什么特别怀念的，我说我想打网球，她向我保证这事儿很容易安排，脸上带着的笑容分明是说，她对比这更离谱的要求都见怪不怪了。

两天后，我在信箱里发现一份邀我去马斯顿·费里路上的网球俱乐部打双打的请柬。球场是硬地场，从康利夫街步行过去只要几分钟。一同打球的还有约翰，美国摄影师，胳膊很长，网前球处理得很好；萨米，加拿大生物学家，长得像个白化病患者，精力充沛，不知疲倦；还有洛尔娜，雷德克利弗医院的爱尔兰裔护士，她比我们大十至十五岁，但她一头红发和明亮、勾人的绿眼睛，使她依然魅力十足。

除了重新踏上网球场的快乐，我在热身时意外有了第二个惊喜，我发现球网对面的这个女人不仅长得迷人，底线球也打得自信而漂亮，能将我所有的击球都贴网挡回来。我们交换着搭档打了三局，我和洛尔娜的双人组合堪称“笑面杀手”，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就数着日子盼着回到球场，盼着打完几局后她再次轮到跟我搭档。

几乎每天早上我都会撞见伊格尔顿夫人；有时我很早出门去数学研究所，会看到她在打理花园，我们就彼此寒暄一番。有时我趁休息的当口去买午饭，会在班伯里路上看到她往集市去，她操纵电动轮椅在人行道上滑行，像是乘坐在宁静的船上，一边还滑稽地歪着脑袋和那些给她让路的学生打招呼。但是我很少见到贝丝，后来我只跟她再说过一次话，那是某天下午我打完网球回来。洛尔娜主动提出用她的车把我捎到康利夫街的头上，正当我和她道别的时候，我看到贝丝背着她的大提琴从一辆公车上下来。我迎上去，帮她提大提琴回家。天气刚开始真正炎热起来，我想，在日光底下呆了一下午肯定晒黑了。她带着哀怨的神情朝我笑。

“唔，看得出你已经安顿下来了，但是，难道这不意味着你该学习数学，而不是打网球，和女孩坐车兜风吗？”

“我是得到我导师许可的，”我笑着说道，做了个被赦免的表情。

“呵呵，我跟你说着玩的。说真的，我还妒忌你呢。”

“妒忌我，为什么？”

“嗯，我不知道；你给人的印象是这么自由：离开你的国家，离开那边的生活，所有的一切都抛在身后；在这里呆了两个星期，我就看到了这样的你：开心，晒得黝黑，还打网球。”

“你也应该争取。只要申请个奖学金就行。”

她略带伤感地摇了摇头。

“我争取过，我曾经争取过的，但是对我来说似乎晚了。当然了，他们从来不会承认，可是他们就是宁可把奖学金给更年轻的女孩。我都快满二十九岁了。”她说，仿佛这个年纪标志着进入老年。她的声调突然变得苦涩起来，又说：“我有时候想不顾一切离开这里。”

我望着远处那些房子上榭寄生绿意盎然，那些中世纪穹顶上的尖针，那些堞形塔上的直角形凹槽。

“离开牛津？我可想象不出还有比这里更美的地方。”

一种由来已久的无奈似乎令她的双眼蒙上了阴云。“也许……是吧，但前提是你不必把你所有时间都花在一个残疾人身上，也不需要每天重复那些早就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

“难道你不喜欢拉大提琴吗？”我觉得这很令人吃惊也很有趣。我看着她，试图看清表面背后隐藏的实情。

“我恨它，”她说着，眼神黯淡下来，“我越来越讨厌它，而且越来越难以掩饰这种厌恶。有时候我害怕在演奏时我流露出来，害怕指挥或者某个同事发现我是多么不喜欢我奏出的每一个音符。但是我们演奏完一场又一场音乐会，人们都纷纷鼓掌，似乎没人察觉到这点。这岂不是很可笑？”

“我得说你是无可指责的。我觉得恨的振频并不特殊。在这个意义上，音乐和数学一样抽象：没有什么道德上的差别。此外，你总是照着乐谱演奏，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能觉察出来。”

“照着乐谱来……这就是我这辈子一直在做的事，”她叹了口气。我们已经走到家门口，她把手搁在门把手上。“不用理会我，”她说，“我今天过得很糟。”

“但这天还没结束呢，”我说道，“我能不能做点什么让这一切变得好一点儿？”

她苦笑着看着我，拿回了大提琴。“哎，你真是个拉丁人，”她喃喃自语道，仿佛这是她必须得提防的什么东西。即便如此，在门关上之前，她还是和我对视一眼，让我最后看了一眼她的蓝眼睛。

又是两个星期过去了。夏天开始慢慢宣告它的降临，傍晚变得平缓而漫长。五月的第一个星期三，在从研究所回家的路上，我去一台自动取款机上提了钱准备交房租。我按响伊格尔顿夫人家的门铃，就在等人来开门的时候，我看到在蜿蜒通往她家的小路上走过来一个高个子男人，迈着大步，神情严肃，露出沉思状。当他在我身旁站定时，我用眼角的余光瞄他：他的额头宽大平坦，眼睛小而深陷，下巴上有一个明显的伤疤。他肯定有五十五六岁了，不过他动作中蕴含的某种力度使他显得还挺年轻。

起初我们俩站在关着的门外等候，有点尴尬，然后他用浓重而悦耳的苏格兰口音问我是否已经按过门铃。我说已经按过了，接着按了第二次。我说也许我第一次按的时间太短，听到我说话，他的神情立刻放松下来，露出热情的微笑，问我是不是阿根廷人。

“那么，”他改用非常流利的西班牙语，还带着可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口音，对我说道：“您应该是艾米莉的学生了。”

我回答说是，并颇为惊讶地问他在哪里学的西班牙语。他的眉毛耸成了弓形，似乎在遥望久远的过去，然后告诉我说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我的第一个妻子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人，”接着他朝我伸出手，“我是阿瑟·塞尔登。”

很少会有什么名字能像当时那样在我心底激起如此崇敬之情。这个握着我的手、目光清澈的小眼睛男人在数学界是一个神话。为了参加某个研究班，我曾花数月的时间研究他最著名的专著：三十年代以来哥德尔定理的哲学延伸。他被视为逻辑学界的四大权威之一，只需浏览一下他各种著作五花八门的标题，就足以看出他是罕见的数学天才：在那个平坦冷静的额头里产生过某些本世纪最深刻的理论。在我第二次扫荡城中的书店时，我就试图寻找他的最新著作，是一部解释逻辑序列的普及性作品，令我吃惊的是这本书两个月前就售罄了。有人告诉我，自从那本书出版后，塞尔登就从学术会议圈中消失了，显然也没人敢猜测他现在在研究什么。不管怎样，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住在牛津，更不会想到会在伊格尔顿夫人家门口与他不期而遇。我告诉他我曾在一个研讨会上阐述过他的理论，他显得对我的热情颇为高兴。但他似乎在担心什么事，注意力一直在那扇门上。

“伊格尔顿夫人应该在家里，”他对我说，“对吧？”

“我本来也这么认为，”我说，“她的电动轮椅在那儿。除非有人开车来把她接走了……”

塞尔登又按了一下门铃，并走上前去贴着门听动静，接着又走到朝向走廊的窗口，努力向里张望。“您知不知道是否有后门？”他改用英语问我，“我怕她出什么事儿了。”

我看出他脸上的神情很紧张，似乎知道出了什么事，不容他考虑别的事情。

“要是您觉得可以的话，”我跟他说，“我们可以试一下这扇门：我想她们白天是不锁门的。”

塞尔登拿手放在门把上，门缓缓地开了。我们轻轻走了进去；我们的脚步让木头地板吱嘎作响。还能听到从里面传来钟摆来回摆动的声音，仿佛微弱的心跳声。我们走到大厅，在中间那张桌子旁停住了。我朝塞尔登做了个手势，示意他看窗边那张朝向花园的贵妃榻。伊格尔顿夫人平躺在那里，脸朝向椅背，似乎睡得很沉。一个枕头掉在地毯上，似乎是她在睡梦中滑落的。一头白发髻用网罩严实地兜着，眼镜放在小桌上，就在斯克莱博棋盘边。似乎她曾一个人玩过，因为两个字母架都在她那一侧。塞尔登走上前去，当他的两根手指碰了碰她的肩时，她的脑袋沉沉地歪向了一边。我们俩同时看到她的眼睛还惊惧地睁着，两道平行的血迹从鼻子流到下巴，在脖子那里汇聚到一起。我不由自主退后一步，压制住自己的惊呼。塞尔登已经用一只胳膊托住她的脑袋，尽量将她的身子扶正，口中焦虑地念叨着什么，我没听清。就在他把枕头从地毯上拾起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地毯中间有一大滩快干了的红色血迹。他拿着那个枕头垂手站了一会儿，陷入了沉思，好像正为一个复杂的计算梳理着脉络。他似乎彻底乱了套。结果还是我提出我们应该报警，他呆呆地表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