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穿过学院后面带有石头拱门的长廊走出去。塞尔登远远地指给我看十六世纪的皇家网球馆，爱德华七世曾在那里打球，因为那些围墙，我还以为是回力球馆。我们过了街，沿着一条像两幢房子之间裂缝似的小道走，这小道就像是用一把长剑一剑斩下，奇迹般地把一块石头从上到下劈开而形成的。

“这是条近路。”塞尔登说。

他走得很快，走在我前面一点，因为小道容不下两个人并行。走出过道，我们来到一条沿河的小路。

“希望医院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他对我说，“雷德克利弗医院可能显得有些压抑。它有七层。有位意大利作家你可能知道，迪诺·布扎蒂；他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就叫《七层楼》。这是他来牛津做讲座时，从在这家医院经历的一件事上得到的灵感：他在一篇游记里讲过这次经历。那天很热，他离开演讲厅时有点头晕。为防意外，组织者坚持让他去雷德克利弗医院做检查。他们把他带到顶楼，那一层用于轻微病症和普通门诊。他们在那儿给他做了初步的化验和检查。一切都很正常，但是为防万一，他们要给他做一些更专门的检查。为此，他们必须下一层楼，东道主们会在楼上等他做完所有检查。他们让他坐进轮椅里将他推走，虽然这让他觉得有些过头，但他还是情愿把这归结为英国式的热情。在六楼，他看到走廊里、候诊室里，有人脸烧伤了，有人绑着绷带，有人横躺在担架车上，还有盲人、残疾人。他们让他也躺到担架车上做x光检查。做完他正要坐起来，放射科医生告诉他发现一处小小的异常，也许没什么大碍，但是在其他检查结果出来之前，他最好还是保持平躺的姿势。他们还告诉他得再留他观察几个小时，这样他就要被送到五楼，在那儿他可以一个人待在一个房间里。

“在五楼，走廊里空荡荡的，但有些门虚掩着。他能看到其中一个房间里，有人躺在床上，手臂上插着输液管。他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在担架车上躺了几个小时，心里越来越紧张。终于进来一个女护士，端着托盘，上面有把剪刀。是四楼的一位x医生派她来剪掉他脑后的头发，他会做最后的评估。几绺头发掉进托盘，布扎蒂问那个医生会不会上来看他。护士笑了，似乎这事儿只有外国人才会想到问，她说每个医生都情愿待在自己的楼层。她会亲自送他到楼下去，让他在一个靠窗的地方等。这栋楼呈U字形，布扎蒂从四楼的窗口朝下看去，能隐约看到一楼各个房间的百叶窗，他在他的短篇小说里描写了一楼的情形。有几扇百叶窗拉开着，大多数关着。他问护士谁在一楼那里，得到的回答在他的短篇里也有体现：只有神父在那里工作。布扎蒂写道，在等待医生到来的那一小时可怕时问里，有一个数学概念在他脑中挥之不去。他意识到四楼恰恰就是从七到一倒数的中间数，一种迷信的恐惧感告诉他只要他再下一层，一切都完了。他时不时地听着楼下传来的声音，那声音仿佛是沿着电梯的空洞爬上来似的，听上去像是什么人痛不欲生的绝望喊叫。他决定不管是谁以什么理由让他再下一层，他都要拼命抵抗。医生终于来了。不是X医生，而是Y医生，负责他的主治大夫。Y医生能讲点意大利语，也知道他的作品。Y医生迅速扫了一眼那些分析报告和x光片，对他年轻的同事x医生竟然要求给他削头发而表示了惊讶；他说，也许D医生是想做一个预防性的穿刺，但不管怎样，这些根本都是没必要的。所有一切都很正常。他向他道歉，说希望他不要因为听到楼下传来的那些喊叫而觉得很不舒服。那是一起交通事故中唯一的幸存者。三楼可能有些吵，他说，那里的很多女护士都用上了耳塞。但那个可怜人也许很快就会被送到二楼去，一切就恢复平静了。”

塞尔登下巴朝前示意现在我们面前的巨大的暗色砖墙。然后他似乎努力着要保持同样平静、有序的声调来结束这个故事，他说：“那篇游记注明的日期是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是我在车祸中失去妻子的两天后，在这次车祸中，约翰和萨拉也死了。那个在三楼垂死挣扎的人，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