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在二十三街公交车上，我由时报让到这则报导。只占了“市容”专栏中的一小段：“警方正寻觅曼哈顿区，益马丁死亡的目击者，死者系由来辛顿洛地下铁路，十四街站落轨死亡。意外事件发在傍晚最拥塞的时刻，以致交通受阻达一个多小时。据笔事列车司机向警方投诉，当‘这个尸体忽然飞落下来的时候’，他刚驶入车站，扳下煞车器。”

三思而后“益”。

九点还差几分，我带着时报到公司，拨通了鲍茜玛，说我必须尽快见泰尔先生。

“你快成了常客，”她说。

“只是找借口来看你，”我说。

“啧，你呀！”

我费一小时纪录我与石家母女及戴太太的谈话。尽可能只字不漏，因为此刻我对孰轻孰重，毫无概念。校阅一遍之后，对石教授的失踪案仍是没有头绪，甚至连半点蛛丝马迹都瞧它不出。鲍茜玛适时来电话通知泰尔先生愿意见我。我踏进他的办公室，他正站在大活动桌后面，喝着一只印有“爷爷”字样的杯子里的东西。一脸怒气。

“什么事那么火急，都等不及我看完鱼？”

我把时报摊在他桌上。姓益的那一段已用红笔框好。

泰尔先生从前胸口袋摸出一副厚重的黑色牛角架眼镜。再取出一方干浄的手帕，对镜片先哈气，再慢条斯理的拭着。戴好眼镜，原地站着，看将起来，看完一遍，他抬头瞪我，再看第二遍。他的表情未改，却缓缓的矮下身体，坐进了他的转椅。

“坐下，高先生，”他说。声调已不再恼火。事实上，还有些颤抖。“你猜想是怎么回事？”

“我猜想是他被人谋杀了，先生。被他打算去会面的另外一个、或者好几个买主推下了铁轨。”

“你的想象倒是活灵活现，高先生。”

“很吻合，先生。”

“那么，假使他售出了那份情报，钱必定已不在他身上？报纸上并没有提到这点。或者是，他没有做成交易，那份情报也应该早已不在他身上啰？”

“未必，先生。第一，我们不知道他的情报是不是有形的物证。也许它只是他知晓的一件事。也有可能他去会另外的买主只是讨论交易的细节问题，在他死之前并没有作任何交换。但是，在讨论之后，那些买主害怕这笔钱只是往后一连串榨取的开端，于是他们决定，除掉他就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他重重吐出一口气。

“非常有想象力，”他说。“可惜全都没有证据。”

“是的，先生，”我说。“我承认。不过记得我和姓益的见面的时候，我说五万块是笔大数目，他说，‘花五万块弄清楚遗产别给错了人，这应该很值得吧？’他是在说那份遗产，先生。所以，可能他另外那些买主就是‘错了的人’。您明白了吗，泰尔先生？”

“我当然明白，”他火冒三丈的说。“你是说把姓益的干掉，那批不对路的人就会得利。换句话说，列在现行遗嘱里的受益人，可能包括那批不对路的人。”

他完全不爱这套说法。他倾身对那则报导看第三遍。然后愤怒的把报纸推过一边。

“我真希望，”他说，“能够确定那个姓益的手上真有货。也许他只是看了戚索自杀的新闻，设计这个阴谋从中获利。可能就是一个密告的把戏，唬人的。”

“泰尔先生，戚索自杀的新闻上提过他的财产吗？”

“当然没有！”

“记得我见姓益的时候，他说，‘那笔遗产是多少——四百万？五百万？’这个数字是否很接近那笔遗产，泰尔先生？”

“够近了，”他低声道。“四百六十万左右。”

“好，如果他与戚家不这么熟稔，姓益的又如何得知？无疑的，他对遗产的了解便是他握有那份情报的明证。”

泰尔乐柏沉沉叹息。坐在那里低头沉思。还把下嘴唇直往外翻。我很想拍他的手，告诉他嘴唇已经拉得够长。

我不知道我们默坐了多久。终于，泰尔老总又叹一声，抬起头。厚实的双手摆在桌面，巴掌向下。

“好吧，”他说，“我懂得你的言下之意。你认为一旦益马丁道出实情，又有推翻戚索的遗嘱的实证，那么有关戚索自杀一案势必重新调查。”

“疑似自杀，”我说。“是的，先生，我正是这样认为。”

“很好，”他说。“你可以小心求证。再说一遍，是小心求证。为避免对你的调查有所偏见，目前我绝不透露戚索遗产继承的几个主要受益人。”

“悉听尊便，先生，”我说。“不过您如果能将此人及他的家庭背景告诉我一些，大有帮助。您提过他和您有五十五年的私交。”

“对，”他说。“我们是纽约市大的同学。我继续攻法律，戚索进了他父亲的纺织界。但是我们保持连络，经常会面。他是我婚礼时的男傧相，我也做过他的。我们俩的妻子是好朋友。那是戚索的第一任太太。她在六年前过世，戚索再婚。”

我是不是在他的话里嗅出某种颇不以为然的口气？

“戚索是个非常成功的生意人。他父亲去世后，他成了‘戚记纺织厂’总经理，并且扩展营业，包括新英格兰、南卡罗莱那、西班牙及以色列的针织厂。十年前他们已达到人尽皆知，戚索变成了富翁。第一任太太为他生下三男一女。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当然，也都已成家。戚索有十一个孙儿女。他续弦不久，呈半退休的姿态，将戚记纺织厂一切日常杂务，托付给他的两个儿子。第三个儿子在洛杉矶行医。女儿住在佛罗里达州的波卡拉登。你还想知道什么？”

“第二任妻子，先生——您能不能说一些关于她的事？”

“她比戚索年轻——年轻太多。我相信她是个演戏的，一句话足够。她的名字叫荻贝。”

现在我确定是听见了他话里的不以为然。

“是的，先生。再就是他本人。他是怎样的人？”

“戚索是我有幸得见的最和善、最亲切的人士之一。宽宏大量。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好爷爷。孩子们敬爱他。他们对他的死非常难过。”

“他为什么要自杀，先生——就算他是自杀？可有任何理由？”

泰尔老总忧伤的摇着他的大头。“戚索也是我所知的最糟糕的忧郁症患者。他不时为着假想的生理失调去看医生。这在他家里和朋友间传为笑谈，但是我们却无法令他相信他的健康状况好极，即使医生个个都这么说也无济于事。只要看到一篇医学的文字提到某种无名疾病，他就深信自己有这些症状。他服下各种各类的成药，而且，据我知道，他一天要呑五十几种维他命丸和含矿物质的胶囊。他年轻时如此，到老更变本加厉，有时候便造成严重的神经衰弱。我想他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自杀的。”

“在和你约定了履行新遗嘱之后？”

“事实如此，”泰尔先生执拗的说。

“我看差不多了，先生，”我起身。“如果有什么您该知道的事，我一定向您报告。”

“当然，”他说。“有需要协助的地方，尽管说。若是必要，可以拨电话到我家里。我动不了。全靠你了，高先生，靠你悄悄的，用点手段去査访。”

“是，先生，我明白。我想由调查戚先生死亡的那位警探身上着手。您还记得他的姓名吗？”

“我手边没有，鲍小姐有他的姓名和电话。我叫她把资料给你。”

“泰尔先生，那位警探也许想知道我们对这事感兴趣的理由。我可以告诉他益马丁的事吗？”

他考虑片刻。

“不好，”他说，“最好不要。假使不扯上这些，姓益的这个角色根本不足挂齿，再说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我们跟他有所交易。万一警探问起原因，只消告诉他事关遗产和保险。相信他会满意。你可能要请他吃顿中饭或晚餐。我认为吃喝一顿，他或许会更合作。我一定批淮你的交际费。‘合理的’交际费。”

二等警探史培士是戚索门案的探员。我从鲍茜玛那儿取得他的电话号码。我一回办公室即拨给他，接话的人答称史警探到下午四点才值勤。我说到时候再通话。

我开始打录与泰尔先生谈话的纪要，删去所有有关益马丁的部份。事毕，遂拨到石家；一个极沙哑的声音接听。我猜八成是女佣，何好佳。跟着，石太太的颤音出现。我问她关于她丈夫健康的问题。他失踪的时候情况不错，但是那阵子一直有病。

“是从夏天快完的时候开始，”她说。“渐渐的愈来愈坏。十月和十一月很严重。可是后来突然就好了。你知道，他属天蝎座，标准一只蝎子。”

“十月和十一月？”我复述一遍。那么，他必定是在失踪前一个月左右复元。

“他得的是什么病，石太太？”

“噢，我不大清楚，”她答得爽快。“我丈夫对这类事守口如瓶。大概是流行性感冒，或者染上什么滤过性病毒。他硬是拒绝看医生，后来实在太虚弱才去的。其实，才去了几次，医生彻底做了检查。他一定找到了病因，因为耶鲁好得很快。”

“能告诉我医生的姓名吗，石太太？”

“他的名宇？”她说。“他的名字？茂登，我看，好像是的。”

我听见她叫唤，“好佳！”隔一段距离听得见杂乱的谈话声。接着石太太回到在线。“姓杜，”她说。“杜茂理医生。”

我査杜茂理医生的电话。他在西七十四街，离石家仅几步路的距离。我拨过去，一个女人的声音：“杜医生诊所。”医生正在为一名病人诊断。我留下姓名、电话，请他回话。

我怀疑杜医生是否真会回话。我正自考虑请石太太代为说项或为上策时，胡海密踱进了我的办公室，把薪水袋往我桌上一摔。

“过来看看。”

“又怎么了，胡经理？”

“我尽量想好好时开导你，”他又把牙齿吸得喷啧有声。“可是你完全不开窍。巴耶妲和我是一体的。我要你别再烦她。”

“我如果真烦了她，”我说，“也要让这位女士亲口告诉我。”

他咕哝一些威吓的话，冲出去，用劲砰上门。

于是，理所当然的，我立即拨给巴耶妲。

“嗨，我小高，”我奇怪自己的声调居然这么哑—一这么亲密。

“嗨，小高，”她以小女孩的吹气声说。“好久不见啦。”

这，像是一个被我烦得要命的女人吗？

“今天一道吃午饭如何？”我提议。“只为了庆祝发薪日？”

“噢，太棒了！”她说。“我们上第三街的金克去吃。”

中午走到接待处畤，她正等着我，大衣搭在臂上，一顶粉蓝、软毛小圆帽迷人的盖在她金黄色的鬈发上。一身浅黑紧身针织套装，我一见到那神奇美妙的起伏，便觉呼吸紧迫，膝盖骨也像上了太多的机油。

我们走向第三街时，她挽着我的手臂，天真的吱喳不停，显然不知道她那轻柔的一握，对我的心跳、脉搏，起了何等样的作用。总归是这样，当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我对周遭的一切，既聋且瞎。我全部的感官触觉都专注在她的身上，有一次，她冷得发抖，说一声，“欧！”再抓紧我的胳臂贴近她的酥胸时，我几乎喜极而泣。

在餐馆中，我只是想看着她，瞧着那口整齐的贝齿咬进一团肉馅，注视着呑咽时，她的喉头如何轻柔有致的律动，打一个小嗝时，她又如何优雅细致的用纸巾轻拍着朱唇。

“呵，小高，”在细嚼慢咽之间，她说：“我有没有告诉过你，麦迪逊那家店里看中的那件好棒的毛衣？我爱得半死，就是太贵，而且太暴露。领口好低，我上班穿的话，总得围条围巾什么的，遮着点，或者里面加件衬衫也行，不过那会破坏线条，因为它非常非常合身，翠绿的。你喜欢绿色吗，小高？”

“爱绿色，”我发出嘎声。

“它非常非常贵，可是我也许就狠心这一次，因为你如果真想要某样东西，就别管什么价钱都该要到手。我记得有句话，‘要就要最好的。’我有这种感觉，你一定认为我好可怕。”

“绝对不会。你值得——”

“哎对，”她吃吃笑着，“说不定我就买下来，算是自己送自己的生日礼物。”

“今天是你生日？”我大叫。

“还没呢，小高。下个星期。不过我真的希望你别以为我，我告诉你这些，是在打什么坏主意。好像想贪图一份礼物什么的，我才不是那种女孩子。”

“我了解，耶妲。”

她伸出一只手按在我手上。

我们吃的冰淇淋附着幸运饼。耶妲的幸运话是“崭新的生活等待着你。”我的也是：“崭新的生活等待着你。”

耶妲凝视我，突然很严肃。

“小高，”她说：“这不是很奇怪吗？我是说，我们俩都将有一个新生活。我真的觉得很奇怪。你不以为——？”

她停住话头，看手表。

“天哪，”她说：“看看什么时候了！我非走不可。该上工了！”

我们一道晃回公司。到达之前我说，“耶妲，你看中那件毛衣的店……”

“在三十六和三十七街中间，”她接上。“靠西边。就在橱窗里。”

那一个下午我全耽在办公室，努力赶完少总及副理们交代下来的例行公事。四点过不久，我便拨电话给侦办戚索门命案的警官。他回话很正式。

“探员史培士。”

“你好，”我说：“我是高佑大。在泰尔区阮铁四杰法律公司工作。泰尔先生给了我你的大名和住址，他说你调查过戚索门的自杀案。”

“戚？”他说：“不错。我记得。”

“我希望和一谈谈那件事，”我说：“这关系到遗产和保险金的权益。”

“我不能提档案给你，”他说。

“噢不必，”我连忙道：“不需要那样。这纯粹非正式的。你不必提出证据。我只想请教几个问题。”

“你说这关系到保险金？”

“是的。”

“喔——，”他沉默片刻。之后：“好吧，想必也没什么大碍。你到我这儿？”

“我看找个地方见面比较合适。吃晩饭如何？”

“晚饭？”他说：“你打算破费？”

“是的。”

“好极，”他说：“比萨饼快吃腻了。今天晚上？”

“没问题。”

“待会儿我要到城中北区办点事。在西五十四街。大概八点完事，可以有一段空档。八点左右，我在西五十一街的赤夏酪饼店会你。那些地方十足英国味。”

我收拾桌子，准备下班，电话铃乍响。意外的变化。

“高佑大，”我应道。

“请稍候，高先生，”一个女子的声音。“杜茂理医生的电话。”他开了腔，声音又大又急。“这石教授是怎么回事？”他问。

我向他报上姓名，说明为谁工作，并解释找他的理由。他要弄清楚我从哪里到手他的名字，咆哮说医生与病人的关系事属机密。最后表示明天给我五分钟见面的时间。他猛的摔下电话，我也打定主意下班。

回家既是顺路经过麦迪逊路，我自然发现巴耶妲提的那家店。绿色的毛衣确实在橱窗里，穿在一个木头模特儿身上。耶妲没有夸大，领口不是好低，简直整个沉到底下。再往下看标价，我的心就跟那领口一样：美金五十九元九毛五。也许换块漂亮的手帕她也会喜欢吧。我遂决定从长计议；反正，她的生日是在下个星期。我继续走到二十三街，搭公交车到第九街，再从那儿走回家。尚船长没在老地方候我，不过我听得见他房里的电视开得震天价响。我溜进了自己的房间，轻轻阖上门。我喜欢这位老人，真的；可是对那瓶白葡萄酒我却受不了。

七点半，搭上往第八街的公交车上市区，提前到达五十一街。找到那家赤夏酪饼店，顺着人行道走几步路便是。诚如史培士说的，这是家英国式的餐馆，一进门左手边，是一道长吧台，右边靠墙，是一排两人坐的小桌子。后面，我瞧见一间大餐室，里头是四人份的餐桌。

挺愉快的一个朦胧境地，洋溢着可口的菜肴香，装饰着铜马与甲盔。人潮已离去，仅余下几个客人：两个男的、两对夫妇，和四个人的一桌。不见史培士。

我等在近入口处，一名瘦高的男人，兜着一条长长的白巾，从台子后面出现，走近我。手里拿块白布净着一只酒杯。

“先生您？”

“等人，”我说：“我看还是坐下来，喝杯酒等的好。”

“对，”他东瞧西望。“那边角落如何？”

挂好大衣，我落了座。背靠墙，看得见入口。侍者过来，我点一份威士忌加水。

才呷一口，便有一名高个子的黑人走进来，四面望着。他脱下大衣帽子，挂在衣帽架上，直接向着我走过来，步伐大而有力。我挣出座位，与他握手。

“高先生？”他说：“史培士。”他拉开我对面的座位，侍者便赶过来，将这位警探面前的盘子、餐巾、餐具、水杯一并撤走。

“等了很久？”他问。

“刚到，”我说：“正暍酒。你来一杯什么？”

他要了一份纯马丁尼，不掺水，不加橄榄。酒立刻送到。

“对吗？”我问。（指酒是否对胃口）

“正好，”他说。“你干总侦查长多久？”

对我的讶异他笑笑。我尽量泰然。

“两年。不过那以前我干过两年副手。跟个叫赵若苛的。他在警局耽过。你认识他吗？”

“老赵？当然。离职以前他是个挺不坏的警察。现在还是生龙活虎的？”

“退休了。住在佛罗里达。”

“我们点菜吧，”他说：“边吃边谈。我大概有一个钟头的空闲。我已经决定吃什么。带骨的烤牛排，很生的，约克夏布丁。随便来点蔬菜。一份色拉。一杯啤酒。”

我点了牛杂派、色拉和啤酒。

“关于姓戚的案子，”史培士开门见山。“你说你们对保险金有兴趣？”

“权益，”我点头说：“我们必须跟他投保的公司审核权益。”

“哪家公司？”

“呃，首都人寿。”

“怪了，”他说：“姓戚的死后一个礼拜左右，有一个精益人寿的权益审核员来看我。他说戚索门是他们的被保人。”

他定睛看着我。我一定全脸发烧。扭头不敢正视他的目光。

“不介意我叫你小高吧？”史培士和气的问我。

“不，不介意。”

“你叫我培士就行，”他说：“小高，在这行干两年，或者甚至于四年，还是不够格当个说谎专家。第一要则是，非不得已不说谎。一旦说了，尽可能说得少说得真。别跑远了。否则，是给自己找麻烦。我问你你们对保险金有兴趣，你该答是，一个字带过。我很可能信以为真。处理遗产的律师对死者的保险金关心很合乎逻辑。可是你竟扯到权益上面，我知道你是在唱戏。”

“而且我连保险公司的名字都不知道，”我丧气的说。

他仰头大笑，声音之大，惹得别桌的食客都侧目。

“呵，小高，”他说：“我也一样不知道是哪家公司。压根没有什么审核员找过我。我只是用精益的名来套你的反应。你一弱，我就知道你在玩花样。”

上菜，我们暂停说话、等侍者离开。“那么你是不愿意跟我谈这件案子了？”我说。

“为什么？”他显得骛讶。“我很愿意合作。这是件公开的案例。你的老板，那个爱玩鱼的，要是逼得紧，说不定还能调档案出来看一眼。牛杂派怎么样？”

“好得很，”我说：“吃得过瘾。你的烤牛排够生吗？”

“再生一点的话，它恐怕还有气呢。好，现在我来告诉你关于姓戚的那件案子。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翻阅过档案，以便刷新记忆。事情是这样的……”

他边吃边说，我则不时抬头注视他。

猜他大约五十出头。身高六英尺左右，削肩窄臀，够苗条。服饰讲究而整洁，双排扣蓝条纹上衣，弧度恰到好处的大翻领。衬衫是雪白的薄呢料，小领，外带领扣。系一个圆点蝴蝶领结。一只手腕上是金表，另一手是识别金炼。至于是否携枪，由于看不见——只能假定说是。

他的肤色在昏朦的光线下很难断定，依我看是略带红色的深棕，不完全似哥德华皮，也相去不远。头发墨黑，呈波浪形服贴在头上。手很长，指甲修剪得很整齐。

他的眼睛深沉，距离很开。鼻子略嫌张大，厚嘴唇往外翻。颧骨高，像印地安人。下颚极阔，几乎四方，脖子却惊人的厚实。小耳朵贴紧在头的两侧。

我绝不会说他是个美男子，但是他的相貌却令人相当愉快。他看起来有趣，自信，能干。在思考，或是试着想一个合适的字眼，一句成语的时候，他习惯把舌头卷进腮边，鼓着。

我觉得自己被这位体面风雅的人物深深吸引，他全不是我臆想中纽约警探的模样。他真像是一位商界的主管人才，或是一位信心十足的推销员。我想这可能是他故意塑造的一种形象，作为他工作上的一种帮助。

“我们顺着时间的次序往下说，”他开言道。“这事发生在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三。打给九一一的第一个电话，记时是三点零六分。是下午。从一之九区派出的一辆警车，在三点十四分抵达目的地。不坏吧？车上有两名警员。他们看过情况，便通知隶属的区域。时间是三点二十一分。大家正各忙各的。你知道，我们不是老在那儿闲着。密报在三点二十九分传到我工作的凶杀耝。它不大像凶杀案，不过总得去查证。三点四十三分，我到现场。跟另一位同事一起，探员麦德罗。我们刚到，就有任务把阿罗调走了。有个疯子在第一街一家超级市场掳了人质，他们召了大队人马过去。

“阿罗一走，就剩下我一个。我是说留在那儿凶杀组的人只我一个。还有好多警察、救护人员、验尸官、技术人员、摄影师等等。现场之乱。我问了些目击证人，他们很怕事，问不出什么，我就走了。当晚我再去，后来又连着去两次。我跟邻居、验尸官、你的老板泰尔先生、戚索门的医生、戚的儿子都谈过。一切办完以后，这件事看起来纯粹一件自杀案，于是乎我们就此结束。有问题吗？”

“拨第一个电话通知九一一的是谁？”我问。

“我正要说，”史培士道。“正戏还没开始。”他顿住，饮干杯中的啤酒，盯着我。我唤来侍者，再要了两杯。这位警探继续道：“故事是这样……首先，你必须了解犯案现场，其实那不是犯罪，除非你硬把自杀也算做犯罪。不管怎么说，那座公馆等于是座皇宫。大呀！你没法相信。可以把半个东哈林全睡进去。六层楼高，双层地下室，外带电梯。我根本没去数过它究竟有多少房间。我看，起码有三十来间，大部份全空着。我是说家具装潢都有，只是没人住在里面。可怕的浪费。顶楼，第六层，是面向街道的一间大屋。进深得很，占了大楼的一半。后一半是个露天阳台。前面的大房间是宴会用的。有大屏幕的电视机、吧台、音响、电影放映机等等。后阳台栽着花草树木，和户外的家具。戚索门就是从阳台往下跳。阳台四周有道墙围着，高度三十八英寸——我量过——即使像姓戚的这样一个老头子，要爬过去也不难。”

他暂停，呑一口啤酒。我利用这点空间啃晩餐。我对这个故事太着迷，唯恐漏失分毫，以致忘食。他已经吃完一大半牛排，这会儿，正以熟练的外科医生操刀法，削下肋骨上剩余的零星碎肉。

“愈近骨头的地方，”他说，“肉愈鲜。好，我追查出来的是那个星期三下午两点三十分，公馆里一共有五个人。戚索门、他的妻子，荻贝——她是个大美人——还有三名仆人。戚和他太太在他们的卧室，五楼的主卧室。仆人都在一楼，厨房那带。荻贝在等位客人，一个新教会的牧师，姓倪。他是常客，通常以一两杯酒和一点小三明治招待他。仆人正在为他准备。

“戚太太近两点五十分下楼，查看接待倪牧师的一切是否定当。现在楼下有四个人，而楼上只戚索门一个——对吧？公馆后面是个天井。大部份都铺着花砖，搁着一些铝合金的家具：一张鸡尾酒桌、几把椅，一张带伞的晴雨两用桌——这一类的。靠后面较远的一角是个小花园：有花、有树丛。不过天井的绝大部份都铺着花砖。有两条路通到那儿：一扇穿过厨房的门，另一扇是由餐厅过来的法式合门。

“三点刚过几分钟，四个人听见好大的碎裂声，和一件重物坠入天井的声音。大家全听见了。全体冲进厨房朝外看，是戚索门。他摔烂在花砖地上。那便是他们听到重物落地声。他的一条腿撞着伞桌，把桌子压凹一块，翻转过来。即便是他们听到的碎裂声。大家冲出去，再看一眼，戚索门死得就像条翻白的鲭鱼——绝不是有意损他。”

史培士餐毕。椅子略微退后，跷起二郞腿，整理裤子的折痕。点燃一支烟，啜一口残留的啤酒。

“突发性的歇斯底里症，”他继续。“戚太太昏倒，厨子大叫，就在这时，前门门铃响。”

“那位客人？”我说。

“对。倪牧师。男仆去开门，请他进来，尖喊着方才发生的事。我猜测那以后这位姓倪的办了不少事。他就是个专收烂拥子的家伙。他拨了九一一，把戚太太弄醒，叫其他的人安静下来。等我到的时候，他们已经找到自杀的留言。来点咖啡好吗？”

“当然，”我说。“甜酒？白兰地？”

“白兰地好了，”他说。“我可否建议_雷蜜马丁牌？”

我照他的意思叫了两杯，外加一壶咖啡。

“我有很多问题，”我试探着说。

“猜得到，”他说。“问吧。”

“你确定公馆里除开戚索门，就只四个人？”

“绝对。我们一到就捜查每间房。一个人都没有。目击证人也发誓无人离开。”

“你告诉我事情发生的时证——是从戚太太口中得来？”

“还有那些仆役。还有倪牧师。大家的说词都是实时对证。没一个像是事先排练。假使你在想说不定是大家伙一起干的，免谈。他们干嘛集合来对付这么个老头？据仆人们说，他待他们不错。一个有钞票的老好人。他的太太说婚姻很幸福。谁也没有露出一丝勉强的破绽。没有抓痕瘀伤——这类的伤痕全无。如果有一个人，或是全体，想除掉戚索门，大可以轻而易举的在他的药瓶里塞点什么进去。你该去瞧瞧他的药箱，等于开了个药房。对了，那纸自杀留言。是他的笔迹。”

“你记得上面怎么写的？”我说。“一字不差？”

“是写给他太太的。写着：‘荻贝：请原谅我。我为自己惹了许多麻烦抱歉。’署名‘索’。”

我叹息。咖啡和白兰地送上来，我们默默的坐一会，饮着雷蜜马丁。这与我在家中喝的加州牌大不相同。

“你查过天井的围墙吗？”

史培士面无表情望着我。

“你不错，”他说。“老赵是对你下了功夫。是的、我们查过那堵墙。很粗的水泥工、漆着粉红色。墙头上戚索门摔过的地方有刮过的痕迹。他鞋尖沾有粉红色水泥屑，嵌在鞋缝里。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了，”我有些沮丧。“也许待会儿还会想出一些，眼前是一个也没有。所以这就当自杀事件定案？”

“我们还有什么选择？”史培士警探几乎生气起来。“我们有数不清的凶杀案要破。我是说，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确定的凶杀案件。像这种不管你怎么剖析，都像是自杀的案子，我们能花上多少时间？所以，我们就把姓戚的事给结了。”

我吞下一大口白兰地，超过限度，结果呛到。史培士逗趣的看我。

“走岔了路？”他说。

我点点头。“这椿自杀案，”我仍在喘着，“也卡在我喉咙口。培士，你以为如何？我指私底下的看法？你对这桩案子绝对服气吗？”

他瞠视我，舌头转进腮边，鼓着，彷佛努力在作决定。接着他为自己添了些咖啡。

“这是出货时间，”他低声道。

“什么？”我问。“我不懂。”

“一件只出不进的买卖，”他说。“我和你之间。你告诉我你的兴趣在乎戚索门怎么死，我却要告诉你我个人怎么想。”

我作着深呼吸，心底只愿当时不曾问泰尔先生，是否该向这位警探提到益马丁。泰尔先生执意不淮提。若是没问，我早不经考虑便和盘托出。我默念自己的忠诚何在。我下了决定。

“这关系到我的工作，”我说，“如果有丝毫泄露的话。”

“谁也不会从我这儿听到半分消息。”

“好，”我说，“我相信你。我只有相信你。是这样的……”

于是我将益马丁的事全说与他听。件件不漏，从他拨电话给泰尔先生，之后我与他通话、见面、他说什么、我说什么、对他开价采取的对策，以及周三晚上他如何死在地下火车车轮之下。

史培士专心一致听着叙述，表情始终不变。但是他的眼睛一直钉牢我，我还注意到在我述说的时间，他连绩不断的抽着烟。我叙述完之后，他又点燃另一支，但随即把烟折成两半，扔了。

“我抽得实在太凶，”他嫌恶自己。

“你的看法？”我急切的倾身向前，问道，“对那个益马丁？”

“你的老板可能是对的，”他慢慢的说。“姓益的可能只是一个混吃混喝的骗子。”

“可是他被害死啦！”我激动之至。

“是吗？”史培士说。“你并不知道。就算他是，那也不能证明他手上就有那份情报。也许他又以同样伎俩施在别的人身上，他们不像你和你老板那么文明，就把他踩了。”

“可是他清楚戚索门的财产数目，”我争论。“那难道不能证明他认识这家人、或者跟他们有所往来？”

“也许，”他说。“说不定戚索门曾经向某人说过这份遗嘱的内容，也可能那个人告诉了益马丁。再也许是益马丁的运气，猜中了这笔数目。”

促使这位职业警探相信，戚索门之死疑窦丛生，值得更深入侦査这点，对我来说极其重要。既然已经违背了泰尔先生的瞩咐，我干脆来个将错就错，一路错到底。

“另外还有一件事，”我说。“戚索门死亡当天早晨，他拨电话给泰尔先生，说要变更他的遗嘱。”

史培士不断把玩着他的打火机，一面垂眼看着它。现在他停住这个无意识的动作，缓缓抬起眼皮，注视我。

“上帝，”他吸气，“这事有趣了。”

“好了，”我靠后坐。“这就是我的货。现在该你的。你真以为戚索门自杀身死？”

他毫不犹疑。

“这件案子已经正式判决，”他说，“文件也已归档。不过有些事从一开始就困扰着我。都是小事。不足以把它改变成他杀案，可是那些事，说正确点，有三样，就是不对劲。第一，从六楼往下跳的自杀行为实在不是一件很有把握的事。你可以从比那更高的地方跳下来，还能活命。

“这就是很多跳楼者都从高过六楼的地方往下跳的原因。他们要的是结束自己的性命，并非一个残废终身的机会。这位戚先生拥有一家纺徽公司。他已半退休，由他儿子掌理这番事业，戚先生自己一个礼拜有三、四天仍到公司去个几小时。办公处设在市政中心一幢大厦的三十四层楼上。他可以由那儿的窗户往外跳，那是必死无疑。”

“培士，他从六楼阳台下来的时候，究竟是什么致他于死的？”

“头着地。头盖骨碎裂。对，从六楼可能有这种情况。也可能折手断脚，摔成内伤，仍旧活着。那也会发生。从三十四楼，这些情况都不会有。这就是第一个困扰我的问题：从六楼跳下来的自杀事件。就好像拿一把玩具枪想办法把自己的脑袋炸开花。

“第二件事是当人往下跳，不管是从窗子、突出的岩石、骑楼，通常都是笔直的坠下去。我是说，只要向外跨出一大步就下去了。他们并不是真的跳。事实上我看过的跳楼的人全都在离建筑物边六英尺以内的地方着地。一般都是摔落在人行道上。从真正的高处下坠时，也许身体会做风车转。不过纵使那样，一样是撞到入行道，或者充其量，压上停靠在路边的车顶。可就从来没见过任何一个人会跳离建筑物六、七英尺以外的。戚索门的尸体几乎到了十英尺开外。”

我拨开迷雾。

“培士，你的意思是有人把他抛出去？”

“谁？房子里有四个人——记得吗？戚索门体重大约一百六十磅。里面的女人没有一个有力气把他举过阳台的围墙，再抛出去，叫他落在离楼房十英尺远的地方。唯一的男士，那位司膳务的管事，已经胖到能站着就不容易的地步。也许戚老先生刚巧是跳远似的跳下去。”

“一位老人能那样？”

“可能，”他顽强的说。“第三件比前两样更不足道。就是那张留言。写着：‘我为自己惹了许多麻烦抱歉。’懂吗？‘惹了。’请原谅我做过的某些事情。在我看，那张字条像是在说他过去做过的事，而不是几分钟后他计划做的事。而且，这张字条写得非常清晰，是一只稳定的手写出来的字体。不是你想当然的那种，一个脑袋昏昏的家伙，几分钟后就要从阳台往下俯冲的笔迹。不过，这也有可能。我说过这点微不足道。所有困扰我的这一切，全都微不足道。”

“我不以为然，”我热切的说。“我认为全都很重要。”

他给了我半个微笑，看看手表，收拾起烟盒、打火机。

“慢着，”我不顾一切的说，“我们再怎么走？”

“要难我，”他说。

“你能不能——”我刚开始。

“重开这件案子？”他接口说。“靠我们手上这点证据根本行不通。我要真提出，我的上司准把我禁闭。你是总侦查长——去査吧。”

“我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我发作。“我知道应该跟戚家的人谈谈，可是不晓得找什么借口去问。”

“把你对我说的依样画葫芦过去，”他忠告。“说你在捜集资料，审核保险金的权益。他们会接受。”

“你没有，”我挑明这点。

“他们不像我这样多疑，”他笑笑。“你说什么他们都会信。只要记住我告诉你说谎的原则。说得少，要简单；别扯太远。你追查的期间，我试试査出益马丁的死因。照你说的来看，可能已经按意外事件结案——也说不一定。保持联络。万一有什么情况，仍旧拨你手上的号码，或留句话，我会回你电话。打到你那个泰尔什么的公司行吗？”

我考虑。

“最好不要，培士，”我说。“我们的关系最好，呃，保持机密。”

“当然，”他说。“我了解。”

“我把家里的电话号码给你。我每天晚上差不多都在家。”

“很好。”

他取出随身带的记事本写下我的电话。记事本是黑封皮，边角带金色。与他所有的配件一样，漂亮高级。

我付了帐，给过小费，我们便走向门口。

“我还是不以为那是自杀，”我说。

“你也许对，”他温和的说道，“但是，以为和证明完全是两码子。任何一个警察都会这么说。”

我们穿上大衣，出了店，走上人行道。他穿一件海蓝长大衣，一顶黑色窄边帽。标准的花花公子。

“谢谢这顿晚餐，小高，”他说。“太好了。”

“客气，”我说。

“你往哪个方向？”他问。

“第九街。我搭公交车。我住在查尔西。”

“我陪你走过去，”他说。我们并肩向西走。

“这件事别罢手，小高，”他突然很热诚。“我没办法管；事情太多。可是我有种感觉有人在耍我们，我不喜欢。”

“我不会罢手，”我说。

“好。”他说。“也谢谢你安排这次见面。”

“记着，”他又迟疑的加上一句，“如果你想的一切都正确，确有其人害死戚索门，又推益马丁下铁轨，那么他们必定不是好人——你明白？所以要当心。”

“噢，我会的。”

“你带着家伙？”他突然发问。

一时间我还真搞不懂他的意思。

“哦没有，”我说。“我不信暴力。”

他重重叹息。“一个小孩子要来管事了，”他说。“晚安，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