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共和国中，一个人会听到很多有关民众主权的论调；很多人会把它想象成虚构的空中楼阁，而且怀疑它到底存在于何方，有谁来守卫它，当它的构成和媒介不再存在的时候，他们是如何行使法律的。我不会思索这个谜题，因为我亲眼看到过这种重要的，根本的权威赤裸裸地产生影响力。而且，正因为我看到过这些，我才知道它是多么有力，多么令人畏惧。而且我知道它存在于何方，由谁来守卫，当法律需要出现时，他们是如何行使的。

这里人山人海，因为整个村庄的人都聚集到了法庭。这是一场声名狼藉的审判。

伊利胡·马许在家中被人枪杀。被人发现时，他躺在房间里，一个比拇指还粗的弹孔贯穿了他的身体。他年老而暴躁，是马许家的最后一人，所以独自生活。他曾经拥有几块肥沃的土地，不过大部分都是终生产业，剩余的归几个外国人继承。一个邻近牧场的女孩会不时去他家帮他烤面包、整理房间，牧场上的事务则由他雇用的牧场工人代劳。

当邻居们找到马许时，他的屋子并没有被入侵的迹象，也没有抢掠的痕迹，这个男人有钱，他当时将一大笔钱放在身边。

这事看上去并无神秘性可言，因为牧场工人在当时消失了。他是个外乡人，几个月前翻越山脉来到这里，之后就为马许工作。他体型高大，金发碧眼，年轻英俊，可以看出他的血统高贵，在雇工中鹤立鸡群。他有些沉默寡言，因此，大家只知道他自称的名字是泰勒，除此以外，几乎没人对了解更多。

整个村庄的人都出动了，最终在山脉那边的山脚下赶上了他。泰勒把衣物捆成一束，肩头还背着一把长管猎鸟枪，根据解释，他跟马许在早上结清了工钱，中午他就离开了马许家，不过他把猎枪忘在那里了，于是他又折回去取枪；大约在四点种回到那座房子，他走进厨房，从灯罩上方的山茱萸架子上拿下猎枪，立刻离开了那里。他没再看到马许，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他承认枪里上了一颗很大的铅弹，原因是由于他想杀掉一只常常在马许家附近出现的狗，那狗常常在普通子弹射程以外的地方出没。当人指出他的猎枪刚刚开过火时，他佯作惊讶。他否认开火，也是到现在才注意到枪膛已经空了。当问及他为何要如此匆忙地离开这个村子时，他一言不发。

他被人带回去监禁在郡监狱，现在要在九月的巡回法庭接受审判。

这场审判早早就入席了。法官西蒙·凯尔瑞尔是一个农场主，他住在离郡几英里之外的自己的产业上，早上，他会骑马去法院，夜里则把法律文件放在鞍袋里带回家。只有在审判开庭时他才是个律师，其他时间，他收割干草，放牧他的牲口，或者想办法增加他的土地，他饥渴地希望在每一次交易中增加哪怕一英亩土地，就像这附近山上的任何人一样。

在弗吉尼亚，在弗吉尼亚，土地是名望的证据和标志。一个人的重要地位是以他的地产来衡量的。杰弗逊废除了乔治三世授予的各项头衔，所以土地变成了贵族们剩下的唯一特权。这位法官意欲成为这类拥有土地贵族中的一员，而他的努力也卓有成效。但是当审判开庭，他又成了律师，坐在长椅上，冷酷无情，像英国的法官们一样舌毒。

我想所有人都来旁观这次审判了。我的叔叔阿伯纳和那个古怪的老医生斯杜姆坐在邻近中央走廊的长椅上，我坐在他们旁边，因为我那时已经是个半大的小伙子，所以被允许来目睹法律的可怖与严肃。

那个囚犯是人们兴趣的焦点。他表情呆滞麻木，看上去像是已经参透了自己的生死。不过他并非没有人关心，因为我的叔叔阿伯纳和斯杜姆医生看到了常常去帮马许先生烘面包和打扫房间的那个女孩。

以这种类型的女孩来说，她算是很漂亮了，黑发黑眼，像吉普赛人，她的情绪就像四月的天气，时而晴空万里，时而乌云密布。她坐在证人席上，双手紧紧握着一块手帕。紧张感已经让她站在歇斯底里的边缘，我觉得这正是老医生注视她的原因。在我认为她就要忍不住嚎啕大哭的时候，她却猛地抬起头，做出一个美丽的挑衅表情；绕在指端上的手帕已经被她拉扯揉捏，结成一团。开庭前的等待时间气氛紧张，很多证人们都感觉身心俱疲，要不是听到斯杜姆医生和阿伯纳叔叔的耳语，我想我也不会注意到这个女孩。

审判持续进行着，那个囚犯会被判处绞刑几成定局。对于他的匆忙离开，他顽固地拒绝给出任何的理由，而间接证据也确凿无疑。只有动机悬而未决，法官举出了与此相似的多个案例，他的手段野蛮，剥去了其中所有的美德。法官对待这个人的态度强硬，无论何处都人无法对他抱有一丝同情，因为这是一起污秽的杀戮——受害者是个老人，并非因为他脾气暴躁就可以为谋杀开脱。

在侦讯的过程中，有罪的证据逐渐积聚，呈压倒性的指向这个囚犯，这引起了公众极大的兴趣。在某一时刻，在法庭中的所有人，作为一个人，而非为了什么共同的目的，都对判决达成了共识；这个结论并没有什么外部的或者可见的证据，只有人的感觉，在这充满紧张压力的片刻。

对泰勒的审判就要走到决定性的时刻，一阵深沉的寂静突然降临，此时，那个坐在证人席的女孩突然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哭嚎。她一边抽泣，一边颤抖着站起来，声音噎在喉咙里，泪水从她指缝中涌出。

当时，法庭中的听众无法听到她说了什么，不过这话让法官站了起来，而陪审团也围住了她，笼罩在那个囚犯身上的沉默终于被打破了，他进入了全然的狂暴中，拼命地否认。我们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使场面更为噪杂，而他还挣扎着想靠近她，制止她。不过，大家都知道她会说什么，这些话会被记下来，会被作标记，会使用律师的术语，在庭外证明泰勒有罪。

这个女孩亲手杀了马许。以下她的手段和原因：她和泰勒是一对情人，就快要结婚了。在马许去世的前夜他们发生了争吵，而第二天早晨泰勒就离开了村子。他们发生争吵的原因是由于马许做了一些有损于女孩名誉的评论。她下午去了马许家，发现她的爱人已经不在，她认为是马许离间了他们，这感觉让她发了狂，于是她把枪从灯罩上面拿下来，杀了马许先生。然后把枪放回原位，离开了房子。那时是下午两点，正好在泰勒回来取枪前的一个钟头。

这段迟来的事实对人们的判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人们的感觉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因为这个故事明显地与那些指控泰勒有罪的旁证不符，不过倒与泰勒的陈述相吻合，而且揭露了谋杀的动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会拒绝给出他消失的理由。泰勒否认了女孩所说的，而且在她发言时试图制止她，这是由于他身为一个男人，不会允许一个女人为他做出如此的牺牲，除此以外，别无他意。

我无法列举出在后来的几个小时中司法程序中的每个组成，不过任何事情也无法动摇女孩的证词。法律规定的一切很快就准备好了，而她被送到郡治安官那里，准备让她在这天早上审判时出庭。

泰勒并没有被释放，而是继续被当局拘留，尽管此案对于他的指控似乎完全被推翻了，但是法官拒绝向囚犯的律师提供这一特许，他说他会撤掉一名陪审员然后继续审理此案。不过看上去，他好像不愿意放过任何一个已经身处法律囚笼中的人，直至有人为这次犯罪付出代价。

晚上，我们与法官一起骑行在回家的路上。他跟阿伯纳和斯杜姆就牲畜的价格闲谈，不过他没像我希望的那样提到审判，除了一次，那次是问他为什么检察官不叫他们其中哪个去做证人，因为他们是第一个发现马许的人，而斯杜姆则是那些为马许尸检的医生中的一个。斯杜姆解释说他对检察官的陈词非常不满，因为他话中的意思明显地透露出只有一个有身份的人才能执掌政府机关。除了引用汉密尔顿先生的话他什么也没做，斯杜姆说，不过那个男人把这当作绝对地侮辱；从而证明汉密尔顿先生所言不虚，斯杜姆补充说。而阿伯纳说，马许案中的旁证没有什么疑点，在同时到达的其他人已经被传讯过了，检察官一定认为无需进行进一步的提问。

法官点点头，然后他们的对谈转移到了其他话题。到了门口，在一段普通的礼仪客套之中，法官邀请我们一起回家，令我惊讶的是，阿伯纳和斯杜姆接受了他的邀请。我能看到这个男人同样感到惊讶，这种想法让我觉得苦恼，不过他还是带着我们去了图书室。

我不知道阿伯纳和斯杜姆为什么要在这里停留，直到我记起他们对那个女孩抱持怎样的想法，我突然意识到：他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搜索到对女孩有利只言片语，在这个女孩身上有高尚的情操，她做出了令人惊讶的牺牲，拥有勇往直前的勇气，这些品质让他们想要伸出援手。

他们提到了那个女人，不过所说的事情并非对她有利。西蒙·科尔瑞尔听他们讲了那个不寻常的故事：在审判开始时他们就认为泰勒并不是凶手，不过他们要随着司法程序观察事情会怎样发展。原因是，有些显示凶手是那个女人而非泰勒的证据被检察官忽略了。在斯杜姆进行尸检时，发现这个人是死于中毒，在中弹之前他就已经死了。这说明枪伤只是一个虚假证据，为的是将嫌疑人指向泰勒。那个女人早上去帮马许烤面包，毒就下在他中午吃的面包里。

阿伯纳刚想解释更深层的东西，一个仆人进来询问法官当时的时间。法官那时候的样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坐在那里，进行着深深的反思。他从口袋里掏出表拿在手里擎了一会，然后才意识到仆人的提问，回答他的手表不走了。阿伯纳告诉仆人时间，并问他要不要帮他上发条。法官把表递给他，他上好发条后把表搁在桌子上。斯杜姆瞧着我叔叔的样子，我觉得，带着一种古怪的兴致，不过法官倒是没有注意到，而是又一次深深地陷入反思，忘却了周围的所有事情。

最后他站起来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这让事情变得明朗多了，”他说，“那个女人杀了马许，动机就是她在供词中所说的理由，之后她制造了对泰勒不利的证据，因为他把她抛下独个走了。所以她绝望的复仇有两个对象：这就像是一个女人做的事情，先是不顾一切犯下大错，然后又追悔莫及继而坦白。

然后他问我叔叔是否还有什么要告诉他。尽管我确定刚刚仆人进来的时候，阿伯纳准备说些什么，但是现在他回答没有什么，又问他的马拴在哪了。法官出去牵他们的马，我们坐在屋里一言不发。阿伯纳叔叔保持沉默，好像有什么强烈的主张，不过斯杜姆就像一只猫那么紧张。门一关上他就站起来，卖力地搜索那些立在架子上，皮革封面的法律书籍。突然间，他停下来，抽出一本小册子。他用食指快速地翻动那本书，爆出一声咒骂，然后把书塞进他的口袋，接着他冲阿伯纳叔叔勾勾手，他们就在窗前聊起来，直到法官进来。

我们骑马离开。我很确定他们会说点对那个女人有利的事情，无论有罪还是没有，能够站起来承认，她就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不过这次会面改变了他们的初衷。也许当他们听了法官对他们提供的证据的评论，就知道他们想要说的事情毫无意义。他们两个人一边说话一边并行前进，两个人靠得很近，不过他们一直保持在我前面几步，虽然我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但是也捕捉到了一些对话的碎片，他们是在聊那个女人。

“不过动机是什么呢？”斯杜姆说。

我的叔叔回答，“在《列王传》的第二十一章。”

我们很早就在法庭中就坐，事实证明我们的选择很正确，因为审判室的人群一直挤到门口。当我的叔叔拿着一大本从郡书记员办公室拿来的档案出现时，我非常高兴，因为他把档案给我垫在座位上，这样我就坐高了一些，视野更加宽阔，斯杜姆也在这里，事实上，所有人，形形色色，都已经聚集在法庭中了。

治安官宣布审判开始，囚犯们被带进法庭，法官入场，在他的条凳上就座。他看起来很憔悴，像是一夜没睡，事实上，一个人很难完成这样残忍的任务。他想任何一个人一样，在观念上怀有保护女人的责任感，但是却不得不依照法律她要被吊死。不过，除了受困于一夜梦魇的面容，当他开始进入角色，他会是个强硬的人。

他命令宣读供词，点名让女孩站起来。泰勒又试图抗议，不过他被压在他的椅子上。女孩勇敢地站起来，不过她的脸白的像一张纸，眼睛睁得大大的。她被问到是否坚持原有的供词，并充分了解依据供词所推论的结果，尽管她从头到脚都在发抖，她依然能够清楚地表达。法庭上出现了片刻的沉默，法官正要开口说话，另一个声音响彻了法庭。我坐在那本档案上回过头发现我的头撞在阿伯纳叔叔的腿上。

“我对这份供词有异议。”他说。

整个法庭都在骚动。每双眼睛都在这两个悲剧角色的轮廓：一个苗条苍白的女孩和一个强壮忧郁的男人。法官被吓了一跳。

“你的依据是什么？”他问。

“我的依据是，”阿伯纳回答，“这供词是谎话连篇。”

房间里静得连一根大头针掉到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女孩的呼吸有些急促，而那个囚犯想要站起来，然后又跌坐回椅子，好像脆弱的膝盖已无法支撑身体。法官的嘴翕动了一下，似乎想要说些什么，但马上又噤口不言，我能够理解他的惊讶。现在驳问供词的人是阿伯纳，他在法官面前曾经支持供词中的说法，而且在法官表示她有罪的时候，他还曾经替她说话，私下里，他所持的立场与公众舆论相左。他这样做有什么深意？所以在法官再次开口时，他的声音变得严厉，对此我完全不感到惊讶。

“这样是不合规定的，”他说，“如你现在所指出的那样，可能是这个女人杀掉了马许，或者是泰勒杀了他，而他们两个是同谋。你或许知道某些情况，可以让我们的问题变得明朗，你也可能无法提供这样的线索，无论如何，现在并非我听你陈述的时机。当我开始审讯此案的时候，你有充分的机会把你所知的讲出来。”

“但是你永远不会审理此案了。”

我无法描述法庭中的那些人突然爆发出的不顾一切的好奇心。他们无声的呼吸，法庭中就是那么安静；人们能听见远处村庄里的声音，能从窗口听到外面的男人和马的响声。没有人知道阿伯纳掌握着什么隐情。但是阿伯纳就是那种男人，他的话就意味着公众的信服。

法官转向他，脸上的表情糟透了。

“你用意何在？”他说。

“我想说，”阿伯纳用他深沉，严酷的声音回答，“你必须要离开法官的席位。”

法官怒气冲冲。

“你是在藐视法庭，”他咆哮着，“我下令逮捕你。书记员！”他大叫。

不过阿伯纳一动不动。他冷静地望着面前的男人。

“你威胁我，”他说，“然而万能的神也会威胁你。”他转身面向法庭中的所有观众。

“法律的权威，”他说，“握在这个国家每个有选举人的手中。他们能站起来吗？”

之后的那一幕令我永生难忘，因为在我的一生中，再也没有什么给我烙上这样鲜明的印记。慢慢地，在那种寂静中，每个人都像是教堂中的上帝，有一种并非激情的力量让法庭上的人一个一个地站起来了。

兰多夫是第一个。他是治安官，虚荣浮夸，为一些他的祖先拥有而他没有继承到的优点沾沾自喜。表面上，他对阿伯纳叔叔的生活方式感到厌烦。但是，无论我要说些什么，我都要率先指出，他的顽固与虚荣是建筑在同一个前提之上，那就是，他是一个男人。他一个人站起来，没有四顾左右，没有打量他身边人。他冷静地看着法官。那时我才知道，一个男人可能是一阵暴怒的狂风，也可以是一只咆哮的雄狮。

海勒姆·阿诺德也站起来，然后是罗克福德，阿姆斯特朗，奥克尔，库普曼，门罗，还有伊莱恩·斯通，我父亲，刘易斯，和代顿，沃德，以及从山脉另一边赶来的麦迪森。看上去，这附近山上和邻近村庄的所有人都站起来了。

这一场景是多么匪夷所思，而又是极富深意的一课。法庭中的人们在大声的议论着，每个人都呐喊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或者像暴徒一样怒吼着。但这些人都没有站起来，虽然这些人中，有许多是阿伯纳所提到的权威人士。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的是这些人——铁匠，马具商，老拍卖商等等。我亲眼见证了法律、秩序以及文明的一切构成元素，看着每一个人心中对于正义的深刻而坚定的理解，对此深信不疑，并在这关键时刻毫不犹豫站出来的那些人们。

多诺夫爷爷站了起来，他在山谷中养着几只羊，他的地位跟他的雇主差不多一样低微，又非常贫穷，但他毫不畏惧；而布朗森，是个加尔文教的信徒，还有亚当·雷德，是卫理公会派的教徒。

他们中的每一个都不是盲从的人；这只是因为他们信仰正义，而当神用线界出了对立的两边，他们全都站在了同一侧。

最后一个起身的人是纳撒尼尔·戴维森，但那是因为他年纪实在太大，必须等儿子们起身之后，才能扶起他。他曾无数次地出现在弗吉尼亚的集会中，在那个时代，只有绅士和拥有土地的人才有资格出席那样的集会。他是个公正的人，广受尊敬，且无所畏惧。

法官脸色青紫，他挣扎着维持自己的权威。他不住地敲着锤子，并要求郡治安官整顿法庭的现场秩序，但郡治安官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他并不是缺乏勇气，我想如果当时他的职责是直面人群的话，他也绝不会退缩。他的态度很坚决，旁人无法从他的脸上找到一丝的不确定，但他并没有服从法官的命令。

法官用一种骇人的声音咆哮着。

“在这儿，我就是法律的代表。继续！”

郡治安官外表普通，看上去并不熟悉杰弗逊先生用词细腻的法律条款，但他的回答是一个绅士所能做出的最好的回答。

“我会顺从于法律的代表，”他说，“但除非我能站在真正法律的面前！”

法官站了起来。

“这是造反，”他说，“我请求政府派民兵过来支援。”

接着纳撒尼尔·戴维森的声音响起。他是个老人，年纪非常大，说话的时候脸还在颤抖，但是他的声音非常平稳。

“坐下，法官大人，”他说，“这里没发生什么革命，你也不需要军队来支持你的权威性。我们所有在座的人都拥护法律的权威。但人民将你选上法庭审判席，是因为他们信任你，而如果他们错信了你，他们也有权知悉这一点，”他顿了下，像是在积蓄能量，接着又继续说道，“这一切权力的基础都是因为你法官的身份。你掌管着法律的权威，而我们这些人则站在你的身后支持你。因此我们必须确定，我们所拥护的权威，不会因为你个人的原因而招致损害。”他的声音愈发低沉而坚决，“号召大家一起来面对你，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这不是一个身微言轻的人的草率行为。”接着他转过身来。

“现在，阿伯纳，”他说，“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时我还年轻，我依然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这位站在法庭上的老者的声音，以及他不容置疑的权威，而与此同时，我也担心我叔叔是否能够自圆其说。但他毫不慌张地站在那儿，仿佛一块巨石投下的阴翳，宁静而自持。

“我控告他，”他说，“以谋杀艾利胡·马许的罪名！我要求他离开审判席。”

直到今天，我想起那非凡的瞬间，依然对于西蒙·凯尔瑞尔遭此重创之时的平静感到无比惊讶。不过后来我猜感觉到，他已经预见到了这件事的发生，而且早已准备好去面对了。但即使做好了完全的准备，在这样的冲击面前，依然还能保持每一块肌肉都处于原位置上的冷静，真需要铁一般的意志力了。他曾经尝试通过暴力解决，但失败了，而现在，他又求助于法律的尊严。他坐在那儿，手肘摆在桌上，紧握的手指撑着了下巴。他不屑地冷眼看着阿伯纳，但一句话也没有说。现场一片寂静，直到纳撒尼尔·戴维森说话。他的声音如同脸色一般铁青。

“不，阿伯纳，”他说，“他不会离开审判席，不会因为任何人的指控而离开审判席的。我们需要你的证明，如果你能够给予的话。”

法官将他冷冷的面孔从阿伯纳转向纳撒尼尔·戴维森，接着又俯视法庭上的人们。

“我不想留在这儿，”他说，“被你这个暴徒口头指控，还有一群看热闹的人袖手旁观。你可以宣称这次庭审无效，如果你愿意的话，然后执行法律延迟程序，但你们不能无视弗吉尼亚的宪法，也不能剥夺我身为一个联邦公民的权利。”

“而现在，”他站了起来，说道，“如果你愿为我让一条路，我自当退庭。你的暴行已经煽动了法庭范围内的叛乱。”

他用一种平静而冰冷的口吻说着，而我想他现在遭遇了自己未曾预想到的困境。他面前的这些人要如何理解拥护法律，又要如何将非法的元素从法律审判的流程中清除呢？大陪审团，以及正式的指控，还有所有的权利和豁免权，这些既定程序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随意的胡乱改变吗？

纳撒尼尔·戴维斯直面了这个危险的问题。

“此时此刻，”他说，“我们并未质疑你身为一个公民的权利；公民的私人权利是神圣不容侵犯的，这些权利与你同在，无人可以剥夺。但你不仅仅是个普通的公民，更是我们的代理人。我们选择了你来为我们掌管法律，而现在，你的权力遭受到了挑战。那么，站在你身后的真正的权威——也就是我们，有权知道真相。”

法官依旧保持着冷静。

“在这儿，你是已经把我当成犯人喽？”他说。

“我们只是把你当成一个办公室中的公务员，”戴维森回答道，“我们不仅不允许你离开法庭，我们还不允许你离开审判席。法庭的秩序将会随着正义的回归而恢复。我也不会任凭别人信口开河就扰乱法庭正常的秩序，我们只是需要足够的解释，将原因彻彻底底展现在众人面前。”

我再次为我叔叔而担忧，因为在众人面前公然挑战代表人民的法律权威，打破固有法律的程序，这可是一件不不得了的事。阿伯纳必定是胸有成竹才会这样做。

而他确实胸有成竹。他现在开始说，他没有说废话，而是直入主题。

“这两个人，”他指着泰勒和那个女孩说，“情愿以死来拯救对方的生命。他们两个都是无罪的。泰勒一直保持沉默，而那个女孩撒了谎，他们都是为了保护对方。事实就是：这对爱侣之间发生了口角，泰勒就如同他告诉我们的那样，离开了这个村子，他并未说明原因，理由就是他怕那个女孩会卷入其中。而这位女孩，为了拯救他，居然坦白了一起自己并未犯下的谋杀。”

“是谁干的？”他顿了一下，向斯杜姆的方向望了一眼，“我们怀疑这个女人，是因为马许是被下在面包中的毒药毒杀的，被抢击中是他死后的事了。昨天我与法官聊到了这些事实的片段。”他又顿了顿，“在闲聊时的一件事，让我意识到我们是错的；而另一件事则令我们相信这一点，至于第三件事，则让我们对这一点深信不疑。这些事件分别如下列出：第一件事，法官的怀表被撞坏了；第二件事，我们发现他家图书馆中有本书，那书几乎是完好无损的，只是特定的某一页被撕掉了，而第三件事，就是我们在郡书记员的办公室查到，一本老契约簿中的某条未编入索引的记录。”法庭里鸦雀无声，而他继续说道：

“在有关此案件的这一理论中，除了泰勒和这个女人以外，还有第三个人的存在；而只需要一件事就能证明这一点，我们一直不敢面对这一点，直到相关的所有谜团都全部理清。这个理论就是某个人，可以从马许的死亡中受益，他意图杀害马许，并将嫌疑置于为马许烘烤面包的女人身上，接着他发现泰勒离去了，壁炉架上还摆着一把枪，于是进一步制造假证据。这么做实在是多余啊！”

“扣动扳机时，枪的后坐力很大，不小心撞到了凶手的表链，表便从口袋中掉出来了，他换掉了那块表，但表的发条栓却掉在了地板上，而我从死者的尸体旁捡到了此物。”

阿伯纳转身面向法官。

“而依此，”他说，“我控告西蒙·凯尔瑞尔谋杀；因为他的表是用这颗发条栓上发条的；因为那本老契约书中的记录是一条财产转让记录，记录着继承人在死者死亡之后，原意将马许的土地赠予他，还因为我们从他的藏书室里发现的那本有关毒药的书，绝大多数书页都完好无损，恰恰记载着致艾利胡·马许于死地的那种毒药的那一页，被撕掉了。”

阿伯纳身后是死一般的寂静，忽然一声惊雷响彻法庭。这是兰多夫的声音。

“下来！”他吼道。

而这时，纳撒尼尔·戴维森陷入了沉默。

法官缓缓起身，一脸决绝地快步走了。

“我马上就会给你们一个答复，”他说。

接着他转身走入审判席后的小房间。那小房间只有一扇门通向法庭，人们在法庭上等待着。

窗户开着，我们可以看到外面绿色的田野，灿烂的阳光以及遥远的山脉，平静而安详的秋天来临了。法官并没有出现。不久，从紧闭的门口传来一声枪声。郡治安官撞开门，发现地板上血迹四溅，西蒙·凯尔瑞尔躺在地板上，一把决斗手枪握在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