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也许是目前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但它周围全是村庄——因为历史和地理因缘凑在一起，却各自保留着独特的个性。即便是在新建的城区，这一模式也还在复制着：人群涌入村庄，害怕大都会。

我从街名目录里查到兰伯特寓所位于托特纳姆宫路西边错综复杂的街巷中，距离马加利特大街和圣贾尔斯贫民窟都不远。我在浓雾中走到了那里。血色的太阳挂在天边，试图驱散昏暗，但微弱的光线仅能照亮四周。我还没完全从昨天的创伤中恢复过来，时不时地错以为自己徘徊在海市蜃楼，而不是真砖实瓦建成的城市当中。我的精神还被在女王大街上遭到攻击的阴影所笼罩，一点风吹草动都让我惊恐不安。

越是接近目的地，这个地区的危险本质就越发明显。玛格丽特大街上住的都是绅士，街区自然也呈现出相似的气质。贫民窟里充满资本所能孕育的邪恶和贫穷的代表，这些给圣贾尔斯盖上了无法抹去的印记。不过兰伯特寓所一带又稍显不同——这里安静、雅致，没有小商小贩和街头艺人。

这条街是个死胡同，沿街有十二栋小房子和一家连通两条平行的大马路的马车房。我敲响了九号的门，开门的是一个小个子女人，一脸疲惫，怀里抱着个孩子，还有两个小孩扯着她的裙子。我问她有没有见过坡先生，女人摇摇头，这时怀里的婴儿哇地哭了起来。我说我的这位朋友身材挺拔，可能因为牙疼遮住了脸。

“你早说啊！”她责备道，“你找的是朗斯塔夫先生。”她转过头去叫道，“玛蒂尔达！”然后退后两步把我让进屋。我走进去，看到门廊尽头的一扇门开了，走出一个老女人。

“这位先生要找朗斯塔夫先生。”年轻女人拽着自己的孩子往楼梯走，“要是你能问一下他上星期的房租什么时候交就再好不过了，玛蒂尔达。我不能总跟卖肉的开空头支票。”

“我会跟他说的。”老妇人声音嘶哑，她抬头看了看我，口气礼貌地低声喃喃道，“您来得真巧，先生……朗斯塔夫先生正好在屋里呢。请这边走。”

我跟着她走进里面一间冲着院子的房间。窗边的高背扶手椅上坐着个人，看上去比为我带路的老妇人还要矮小。椅子用铁条固定在地板上。

我一进去，他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我发现他比老妇人要年轻得多，个子不高，宽肩膀，驼背，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他给人一种身体倾斜的感觉，像走在陡坡上似的。

“你好，先生，不论你想对你的牙齿做点什么，我都能办到。”他语速很快，“杀死神经、补牙、拔牙，技术高超、手法敏捷，让你感觉不到疼痛。不过，我最拿手的还是植牙，先生……我师从亨特先生，是有他的授权的。我只用从活体上取下的牙齿，先生，绝不使用死尸的牙齿，有很多无良牙医就是这么骗人的。怎么样？我还可以给您做一套假牙，几十年都用不坏，保证让你的嘴变得更漂亮，说话更清晰。我用的是贝壳、银，还有时下最好的漆包铜，先生。不过我更推荐海象牙或者人牙，它们比起其他材质更不容易变色。”

朗斯塔夫先生一边连珠炮似的说着，一边走近了我——靠得非常近。他颤抖着戴上一副镜片有一便士硬币那么厚的眼镜，死死地盯着我的嘴。

“请张开嘴，先生。”

“我不是来看牙的，”我说，“我来是向你打听一个朋友的，你可能给他看过牙。”

“那个拔牙的先生。”老妇人大声喊道，我立刻意识到这些天他都没接待过其他病人，“你记得的。”

“他有没有告诉你他叫什么？”我问，“我还不确定你们说的那个人是不是我的朋友。”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我转身问那个老妇人。“你呢，夫人？你记得他的长相吗？”

她突然大笑起来，露出一口整齐的假牙，估计是用象牙做的。“上帝保佑您，先生，如今我眼神不太好。”她冲我抬起头，从窗户透进的光线照在她的脸上，我一下子就明白她的意思了。她的眼睛混沌无神，完全不同于正常人那种如一汪清泉般的双眼。

我转过身，轮流看看两个人，沮丧感在加剧。“或许你们能形容一下他的声音？”

男人耸耸肩，不过妇人用力地点了点头。“声音很深沉。有点爱尔兰口音，听久了又感觉像是西区的绅士。不过我也不确定，因为绝大多数时候听不太清。”

“没错，妈妈，是牙疼的缘故。”牙医窃笑道，“拔完牙他也没工夫聊天，因为嘴里含着血水呢。”

“不过他动作不太灵敏。”牙医的妈妈补充道，“来这儿的人大多走得飞快。上帝保佑他们，先生。病人们都太害怕了，我们只好把他们绑在椅子上。等解开皮带时，他们一个个就像兔子一样逃得飞快。”

“要是你知道他住在哪儿的话，麻烦把这个包带给他。”牙医说。

“这是他的包吗，先生？”

“他带了好几个包，可是走的时候太匆忙了，落了一个。”

“他哭了——”老妇人插嘴道，但马上被打断了。

“嘘，妈妈。”牙医转身看向我，然后再次喋喋不休，“先生，以我的专业经验，即便是技巧最为高超的执照医生，也偶尔会给病人造成一些疼痛。鸦片酊和白兰地能适当减轻疼痛，但也不是万能的灵药。而拔智齿是尤其疼痛的手术，后齿无疑是最难拔的。”

我被他说得牙都隐隐疼了起来。“先生，不介意的话，我想拿我朋友的包去找他。”

“那你真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了，先生。”牙医高兴地说。

“不过您得给我们写张收条。”老妇人尖声说道，令人不安的眼球对着我。

“当然，夫人。”

我拿出记事本，写了一张收条。同时牙医从门后的挂钩上拿下那个背包。一个棕色皮包，破破烂烂的，肩带坏了，用一根绳子捆着。牙医再次请求我考虑一下是否需要治牙，甚至提出可以为我做一次检查——现场做，免费的。我赶紧拒绝，匆匆离开了。

我快步走进夏洛特大街的一家酒馆，找了个位置，点了杯啤酒。等女招待一走开我就开始解书包的绳子。我的手冻僵了，绳结又很牢，终于我失去了耐性，掏出小折刀割断了它。

此时外面的浓雾倒真是我脑子里的真实写照。我打开书包掀盖，看到的第一样东西是包盖里面用墨水笔写的“大卫·坡”。字迹褪了色，像干了的血迹。

我把书包里的东西倒在干净的桌面上，用手指拨了拨——一个装过白兰地的小酒瓶，一件质地不错但脏兮兮的衬衫，一条同样肮脏的围巾和一只皮质雪茄盒。我打开盒子，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

我一边检查一边思索着，发现似乎每次我的设想变为事实的时候，若再进一步探索，就又会退回到假设范畴。我期待着确定，期待着无可争辩的事实。然而现在虽说有这种可能，但依旧无法断定牙医的病人就是那个美国人，大卫·坡。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就没什么理由怀疑在惠灵顿别墅死掉的那个人不是亨利·弗兰特了。不过这个推断就像蒲公英一样脆弱，只要一口气就能彻底摧毁。

这时，从我身后传来倒吸一口气的声音。我赶忙回过头，看到是女招待给我端来了啤酒。她手上的盘子在抖，她没有看我，而是盯着桌上的东西。

接下来的一刻我展现出异乎常人的清醒，瞬间看清了形势——我的大脑飞速运转，在一瞬间完成了平时可能需要一分钟、一小时甚至一天时间的思考活动。

“我是医学院的学生。”我说道，“你看什么呢？这只不过是教授借给我的一个‘死人手指的标本’。要是你不想被解雇的话，当心别把啤酒洒在上面了。”

我拿围巾盖住了它——非常自然，就像是为了给她腾地方放托盘而不至于把酒洒出来一样。女孩笑了，还是有点紧张，不过那几个拉丁语专业术语显然打消了她的惊恐。可惜尽管我一再警告，还是有几滴啤酒洒在了桌子上。她赶紧掩住嘴，低声说了句抱歉，跑掉了。

我喝了一大口啤酒。等剩下我一个人，周围也没人会看到的时候，我才挪开了围巾。这玩意儿整体是土黄色的，有些铁锈色的点。一头是长长的指甲，上面沾着像是墨水的污渍。

愿望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们有时还真能实现。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不管我如何追究都不会是幻想的东西了，我终于找到了无可争辩的事实。可这时我却真心希望这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