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一九年的圣诞是个星期六，布兰斯比先生宣布本学期将在节前的星期二正式结束。那天下午，我带着埃德加·爱伦回到了伦敦，我们在南安普顿大街他养父母的家里过了一夜。爱伦太太是个有点神经质、情绪飘忽不定的女人，还有点疑神疑鬼，对埃德加忽冷忽热。傍晚的时候，爱伦先生下班回家了。他神情凝重，总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与他们相比，埃德加显得充满智慧和活力，简直就像粉笔和奶酪一样截然不同。

“要是你们去切尔滕纳姆的话，”吃饭的时候，爱伦太太用她那尖细飘摇的声音说道，“那一定得住斯泰尔斯饭店。亲爱的，还记得吗？”她转而对丈夫说，“那里的人真的很热情。”

“可他们不去切尔滕纳姆。”爱伦先生答道。

接下来餐桌上一片沉默，只听得到仆人的脚步声。我原本一直以为是查理需要埃德加做伴，现在回想起埃德加说这件事时的迫切语气，我开始怀疑事实其实是反过来的。

吃完饭，爱伦先生声称要计算账目，进了房间。爱伦太太在起居室里跟埃德加玩牌。一边玩，一边喋喋不休地议论着家人和朋友，还有她对故乡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思念、对晕船的恐惧，以及身上疾病的数量和性质——最后一点似乎连她的护士都漠不关心。

喝完茶，我找了个机会出门逛逛。我就像个多愁善感的傻瓜，不知不觉地走到了拉塞尔广场，驻足在弗兰特一家原先住的房子外面的人行道上。门里挂着个灯笼，灯光透过百叶窗照出来。我突然觉得自己无比愚蠢，于是赶紧离开，似乎走得越快，就越能把我的愚蠢抛在脑后。

最后，我跑到了兰博康都街上的一家酒馆，在里面待了四十分钟，又是抽烟又是喝白兰地。其间那个念头一直在脑中，就像被夹子夹住的老鼠：明天就要见到她了。

我步行回到爱伦家，辗转难眠。人的脑子真是个顽固的东西。等我醒过来，意识到在梦里幻灯片般反复显现的是弗洛拉·卡斯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