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星期后，一八二〇年一月二十九日，可怜的疯子乔治三世终于把王位让给了他放荡的胖儿子。世界只是耸了耸肩，继续往下转。此时我已经开始了另一种生活——在命运的驱使下，而不是自我选择的结果。一个人到处漂泊时最好不要惊起什么浪花，只需静静地躺着，随波逐流就行了。

杰姆一家有自己独特的爱与善意。他们所住的岗特院三号，是河岸街边的一栋又高又窄的房子，一片老旧肮脏的住房群里的一栋。这里就像没有收入的老女人，只能远离众人，在同样又老又丑的同类中寻求安全。那天，我来要回我那六先令的时候，看见一扇窗户上贴着一张卡片，说有一间房间出租。通往前门的台阶刚清扫过，门环也刚努力擦拭过，虽然效果不是很好。

杰姆太太还认得我。没多说一句话，她就打开橱柜里的一个上了锁的抽屉，拿出包着的六先令。我又询问了一下那个房间，她咚咚地上了楼，向我展示了那个有一张小床的阁楼房间。我认为杰姆太太不会让任何人盗窃我的财物，所以几分钟后我就与她达成协议，租下了那个房子。条件是我预付一个星期的租金，膳食和洗衣另算。

不过这个协议还需得到杰姆先生的同意。他是个极其肥胖的家伙，整天待在床上，不过这道手续还是不能少，就像国会的议案必须经过女王陛下首肯一样。杰姆先生曾经是个木匠，手下有一帮人，可惜一次意外事故让他丢了右手。

“你是学校里的老师？”他喘着粗气说，“我正好有封新信要写，你要是能帮我一下就很感谢了，感激不尽。”他朝我挥了挥装了个钩子的右手，“我没法写字了，不行了，写不出像样的了。”

我甚至怀疑他能不能写好自己的名字。信的内容是请求一个曾经替他工作过的人帮忙。第二天傍晚，我徒劳地教杰姆太太在纸上记账，而不是仅凭脑子。又过了几天，我竟然顺利融入了杰姆一家和他们的房客中。我们因为贫穷而互帮互助、各取所需。

杰姆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占据了地下层和一层除客厅以外的房间。前厅租给了一个制作那不勒斯曼陀铃仿制品的男人，所以那里充满了木头刨花和清漆的味道。楼上的房间挤满了房客，但不像圣贾尔斯的贫民窟那样杂乱无章，这里有着自己的秩序。我知道有个寡妇为人洗衣服；一个男人在舰队街摆了个咖啡摊；一个独腿的水手温柔体贴又无所不能地照顾着杰姆家年幼的孩子们；一对只会讲几句英语的俄国夫妇非常害怕警察，却会乐呵呵地端给你热茶；还有一个病恹恹的职员，他身体好的时候是在城里工作的。至于我，就帮着大家记账，搞清楚谁欠谁多少钱，教杰姆太太的孩子认字，有时帮人写信赚几个钱。

不，岗特院不是圣贾尔斯贫民窟：穷人并不只有一类。杰姆太太坚定不移地认定她的房子是正经人住的地方。每个星期天她都带着孩子们去两次教堂，只要可以，杰姆先生也得去。她用男子汉般的气概统治着自己的王国。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她看到住在三楼的女裁缝穿得花枝招展地在干草市场晃来晃去，就把这个可怜女人的东西全扔到街上去了。要想穷得有志气，你就得用非常手段。

杰姆太太和我相处得很好。她对我非常信任，她只知道我婶婶是个值得尊敬的人，而我念过大学，会很多知识。我告诉她说我刚回到伦敦，因为并非自己的过错失去了工作。我没有透露任何细节，只要我在这里行为检点，也没人打听这个。

时间一天天过去，杰姆太太，这个关系网和影响力远超岗特院的女人，在她的朋友和熟人圈里帮我找到了不少家教和写信的活计。现在，就像大卫·坡老先生一样，我也成了个自由写手，一个替别人沟通的卑微抄写员。

不管怎么说，我的生活总体还算舒服。我很穷，也没什么地位，虽然挣得不多，但总有活儿干。我吃不上山珍海味，可也不会饿肚子。我还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身边的朋友虽然不算志同道合，但至少人家把我当成他们中的一员。天气好的时候，从我房间的窗户还能看到远处的屋顶、烟囱和鸽子；夜晚，窗外的夜空会被伦敦西区的灯光染成不正常的黄色。

我过得优哉游哉。二月完了是三月。我对生存现状还算心满意足。因为我知道，即便在一年前，甚至半年前，这样自给自足的独立生活都像是不可能的梦想。我完全变了，我的思想全部转换了。

不过我无法说我的心也跟着变了。我没有一天不在思念索菲。生活的平淡让我有充足的时间来反思、做梦。我无数次在幻想中回到格洛斯特的那晚。我试图记起我们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从我们第一次在布兰斯比学校外面遇到，到我在蒙克希尔山庄的最后一晚、索菲看到卡斯沃尔小姐走出我房间的那一残酷时刻。

基本上我每天都会到小酒馆或是咖啡厅里去读报纸，于是，我在《晨间邮报》上看到了关于约翰逊夫人案的简短报道。乔治爵士把这件事处理得非常干净，滴水不漏。我看到的是，约翰逊夫人，一位在西印度服役的海军军官的妻子，由于当天天气恶劣，不幸跌进了邻居家的冰窖里，头部撞在铁栏杆上，导致当场死亡。验尸陪审团判定为意外身亡。表面上看，这一报道确实说的都是事实，只是点到即止。

一条生命就这样消失了，入棺殓葬，然后被人永远地遗忘。三月初，事故过去了一段时间后，卡斯沃尔小姐和乔治爵士订婚的消息出现在了伦敦的各大报纸上。几天之后，我看见有消息说卡斯沃尔先生携家人回到了伦敦，住进了位于玛格丽特街的老宅里。

索菲和查理有没有跟着一起回来呢？埃德加回布兰斯比先生的学校了吗？斯托克纽因顿新学期开始的日子是二月的第一天，我真想知道卡斯沃尔小姐是不是还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期待。伪君子就是伪君子，哪怕他能给她一个爵位和大量的财富。

这期间我只跟从前的同事联系过一次。一月底，我给爱德华·丹齐写了封信，感谢他的善意，但没说得太详情，并且拜托他把我的东西整理好，待我方便的时候去取。信里我夹了点钱，以支付可能的花费。不过我没给他我的地址，只是补充说一旦安定下来了会再给他写信。我还在信里附了一张给布兰斯比先生的条子，对被迫这样离职表示遗憾，请求他拿走我尚未领取的薪水，聊作补偿。

当然，我读报纸还有另一个目的。让我大为放心的是，报上没有提到戒指丢失的事，没说要逮捕托马斯·希尔德。我由此相信——或者希望——在看到我吓得屁滚尿流，并让我失去了工作之后，斯蒂芬·卡斯沃尔决定放我一马。又或许是因为他觉得不值得再施加额外的报复，以免在他女儿美好生活开始的关键时刻爆发丑闻。他不会拿自己的外孙、未来的卡斯沃尔·路易斯皮奇及其美好的未来冒险的。

现在唯一能把我跟过去联系起来的东西就是阿米莉亚·帕克的那枚悼念戒指。我不敢把它扔到泰晤士河里，那绝对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因为它是我跟索菲娅·弗兰特之间的唯一联系了。要是我知道谁是它的主人的话，我倒是可以还回去。于是我就把它藏在一根椽子的裂缝里，并用石膏把缝封了起来，免得忘记藏它的位置。后来一只蜘蛛在那里拉了张网，我也就渐渐把这枚戒指忘了。

我彻底与从前的生活割裂了，那段日子里我不是很快乐，但我觉得很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