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怎么啦，先生。”我回到岗特院时，莉齐一开门就叫了起来，“我们看到你上楼梯了，你是吓破胆了吗？”

洛蒂一拳打在她的手臂上。“你很不礼貌，莉齐，应该说‘变色’了才对。”

“别傻了。”我说着走进客厅，脚下有点踉跄，差点儿被自己的手杖绊倒，“两者都不对。”

“我告诉你，他是喝高了，”莉齐接着说，“就像爸爸一样。是吧，先生？”

“喝高了是句不好的话。”洛蒂大叫。

我转身定睛看着她们。“我没喝一滴酒，孩子们。我也没醉。可能我看上去是有点喝高了，但我现在跟法官一样清醒。”

“哇，”莉齐尖叫起来，“太可爱了！出口成章，是吧？”

这时楼梯上响起一阵脚步声，杰姆太太来了。她死死地盯着我，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哪里不对头，因为刚才在舰队街我不小心摔倒在了阴沟边。看到我挤出一丝笑容，她摇头说：“你上楼吧。把衣服留在门口。我会叫人洗的。”

这话说得不容置疑。女孩子们不知什么时候躲进里屋了。我一级一级台阶慢慢爬上了楼。

“小心蜡烛，”杰姆太太在后面喊道，“我可不想见你被烧死在床上。”

我爬着楼梯，脑子似乎随着高度的增加而清醒起来。吃饭前后我都陪着喝了不少红酒，可是我没跟劳斯尔先生一样还掺着白兰地喝。实际上，让我迷醉的不只有红酒，还有松了一口气的安心感。

劳斯尔先生跟丹齐不一样，他毫不迟疑地给了我明确的支持。现在至少有一个人选择相信我而不是卡斯沃尔先生。当然，我也没告诉他全部的真相。只有傻瓜才会把我跟索菲之间发生的事说出去呢，我也不想把跟卡斯沃尔小姐的事和盘托出。

还有没说的就是我对约翰逊夫人的死因的怀疑。要是说了的话，就必然又牵涉到惠灵顿别墅被杀的男子的身份问题。要是我脱口说出亨利·弗兰特不仅是个贪污犯，还是个谋杀犯，而且很可能就是他杀死了约翰逊夫人的话，劳斯尔先生一定会觉得我疯了。

不，现在向他坦白我最担心的事还为时尚早。不过，劳斯尔先生帮我搬掉了一座大山。他认为，应该把那枚戒指还给卡斯沃尔先生。在另有明确的物主证明之前，他是这枚戒指目前最合法的持有者。而我拿着这枚戒指就让我非常可疑了。劳斯尔先生对我保管了这枚戒指这么久感到很震惊。

“把它给我吧，”他说，“我会设法送回卡斯沃尔先生手上的。”

“可是你绝对不能卷到这件事情里来，先生。”

那时，劳斯尔先生还算清醒。“这事好办。只要你把地址给我，我会叫人送过去而且查不到是谁送去的。不用包一张什么条子。地址可以用大写字母。等一下，我们还得进一步把水搅浑：下星期我要派阿特金斯到曼彻斯特去，我可以把戒指交给他，叫他从那里寄出去。所以你用不着费心了。就当你没见过它。”

回到安乐窝，我一屁股坐在晃荡得像是船上的吊床的小木床上，摘下围巾，脱掉外套、马甲和靴子。就像花圃里冒出的绿芽一样，如释重负的我心中冒出另一个念头，我要把这件事告诉索菲。因为我突然想到，回归的戒指可能会造成一种印象，就是我真的是个贼。我必须赶快澄清此事，至少得对她有个交代，既然没犯罪，就不能让她以为我有罪。

但我意识到——换个地点换个时间，清醒一下之后的想法——这样的辩解实在很不合理，也很不堪一击。可我就是想写封信给索菲，我想原原本本地跟她说清楚，我再也等不及了。我不再犹豫，赶紧拿出纸笔和墨水，坐在洗脸架边，也就是我的桌子边，动起手来。

我一直写着，中途杰姆先生本人艰难地上来敲我的门，问我怎么样。两次教堂的钟声过后，我终于放弃了想说明白一切的努力，不管是直白还是隐晦地说清楚都很难。我只写了这么几句：

请不要相信对我的指控。一定要相信我，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你最忠实的朋友。

我没有写日期，更没有署名。写完我把它折起来，用蜡封上，在上面用别的笔迹写下索菲的名字，但是没写地址，因为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跟着卡斯沃尔先生一起来了伦敦。最后我把信放到嘴边亲了一下。

之后，我把衣服扔到门外，爬上床，蜡烛也没吹就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