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肯定走了三十英里以上，从伦敦的一头走到另外一头，还绕了不少路。晚上九点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来到了七面钟街。下雨了，可一点也不妨碍在街上游荡的醉鬼、妓女、乞丐和沿街叫卖的小贩。

此时，离开墓园时笼罩我全身的痛苦已经消失了。我平静下来，非常冷静。身体的自卫本能迅速有了反应，我紧紧握着手杖，躲开各种黑暗的入口，警惕地注视着迎面而来的路人。

我走了这么远就是想让自己疲惫，这样就能好好睡过去了，疲惫的身体是最好的催眠剂。不过我到七面钟街来是有目的的。快要淹死的人会不顾一切地抓住哪怕承受不住他的救命稻草。

啊呀波，啊呀波。

我拐进了女王街，不一会儿就来到了西奥多·艾弗森先生的店门口。里面亮着灯。我过了马路，又往街里走过几间店铺，进了一家啤酒馆。我要了一品脱黑啤，挤过人群，靠在布满灰尘的小窗边喝了起来。从这里可以看到街对面的情形。

我慢慢地喝着，没和任何人说话。现在有个难题，一方面我不能表现得对窗外特别感兴趣；可另一方面，不靠近一点肯定看不清。我看了一会儿，发现艾弗森先生的小店挺热闹——无论是大门，还是通往后院的小巷，都一直人来人往的。我上次就是在那条小巷里被袭击的。在七面钟街没有身份高低可言，但万事都是相关的，我渐渐看出直接进店的客人整体要比进出小巷的人境况好些。

西奥多·艾弗森先生的客人们出来时大多捧着个包裹或瓶子。我只能看到窗户上店里客人活动的影子，再有就是有时门一开，能稍微瞥到店里的情形。不过不管我怎么努力，在这个地方都很难看到屋里的情况。

这时有人拍了拍我的手臂，我回过头，怒目而视。一开始我还以为没人，然后我低下头，在酒吧昏暗的灯光下看到一张肮脏、惨白、孩子气的脸，姜黄色的乱发披散在肩头。过了一阵子，我反应过来穿着这身破烂袍子的是个女人，接着就立刻记起来她是谁了。

“玛丽·安。”我说，“我……你还好吧？”

瘦小的哑女发出鸟叫一般的尖细声音，我仍对这个曾在艾弗森先生的后院听到过的声音记忆犹新。她一脸恐惧，也许是焦虑，用脏兮兮的手抓住我的衣角把我往门口拖，嘴里发出一连串如唱诗般的声音。我跟着她来到了街上。

“干什么？你想让我看什么？”

她的叫声更尖利了，像是要生气的样子。她右手飞快地打着手势，指着街口，左手也比画着，似乎是在强调事态的紧急。然后她把我推开，眼睛却盯着街对面的店。我看得出她脸上的恐惧，这点毫无疑问。她双手握拳，假装击打我的胸口，但下手很轻，完全是装样子：这是要告诉我什么？

“他们会来抓我？”我说，“他们要害我？”

她的嘴巴大张成一个椭圆，露出参差不齐的牙齿，尖叫声更大了。接着她伸出手，在我的喉咙上平着抹了一下。

割喉。

“告诉我一件事我就走。”我从兜里掏出钱包，“艾弗森先生的鸟还在吗？就是那只会叫啊呀波的鸟，他一直放在店里的。”

她摇摇头然后嘘我，跟赶鸡一样。

“它怎么了？”我打开钱包给她看，“它到哪儿去了？”

她朝我的钱包啐了一口，唾沫星子溅了我一手。

我觉得自己真是傻透了。“对不起。可是那只鸟去哪儿了？就上个星期。”

在昏暗的夜色与灯笼和火把忽闪的亮光中，玛丽·安的脸色更加苍白了，脸上的雀斑简直就像伤寒斑疹。她没看我，依旧盯着街对面。两个穿着黑衣的彪形大汉从店旁边的小巷里走出来，其中一个看了我一眼，我看到他碰了碰同伴的手臂。

同时我还看见了另一幕，实在出乎意料以至于我不敢相信。在两个壮汉朝我冲来时，一个瘦小、歪斜却结实的家伙走过，推开艾弗森先生的店门——我竟违反声学原理，听到门内的铃铛响了一声——走了进去。我认出来了，他是那个拔牙的，名叫朗斯塔夫，跟母亲一起住在兰伯特寓所，和这里完全不同的一个街区。就是他把那个装有断指的书包给我的。

玛丽·安尖叫着顺着街道跑掉了。我赶紧朝另一个方向走，朝那个因七面钟街而得名的路口走。途中我回头看，看到那些人冲了过来，完全不顾来往的行人。我便也抛开颜面，玩命地跑了起来。

接下来的一刻钟，我们玩起了猫鼠游戏，我一路往西南方向跑，最终躲在杰勒德大街里的一条小巷里，把他们甩掉了。然后我一路沿着沿街的房子背面走，走到了丽人街的东头。我慢下来，信步走到灯火通明的莱斯特广场。我想就算他们找到了我，也不敢在这里明目张胆地攻击我吧。我在广场上慢慢转了两圈，确信真的把他们甩掉了。

最后我终于回到斯特兰德街和岗特院。此时我真是筋疲力尽，并且快饿晕了，见索菲之前我就饿着肚子。不过，相比疲劳和脚疼，焦虑的折磨更让我难受。

岗特院门口停着一辆马车，车夫坐在车厢顶缩成一团。车窗玻璃开着，一股烟味弥漫在夜色中，压过了街上的臭味。我看到一双眼睛，在半明半暗的夜色中那眼白甚是吓人，然后我听到熟悉的深沉嗓音。

“别来无恙啊，希尔德先生。”萨鲁泰逊·汉姆威尔招呼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