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来自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大卫·坡，也就是七面钟女王大街的小艾弗森先生的完整故事，这天早上并未水落石出。我估计这件事没人知道。也许大卫·坡的天性是耿直的，可是生活教会了他伪装。

“一个名字有多重要，希尔德先生？现在时间可不等人，我们就不要纠结细节了。我口袋里有一份文件——”

“可你就是坡，对吧？你是埃德加的父亲？”

“这两个身份我都无法否认。真的，看到那孩子之后，我敢说天下没有比我更骄傲的父亲了。不是我自夸，而是——”

“坡先生，”我打断他，“就算玛丽·安一路畅通，我们也至少还有几个小时可以聊聊。我想我们先专注于你的故事吧，反正也没别的事可干。”

“可那份文件非常重要。”

“那份文件可以等。我对你的好奇心等不了了。”

我坐在门板旁边抽着烟，从没觉得雪茄这么香。从我脚下缓缓传出大卫·坡洪亮且吸引人的声音——时而爱尔兰腔，时而美国腔，时而伦敦腔；时而低语，时而激昂。通过他的这番自白，加上之后我自己的观察以及他人的评论，我差不多描绘出了一幅他的画像，虽然算不上详尽。毫无疑问，他是个放纵而恶毒的人，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可我们谁都不是一种材料做成的，所以跟大家一样，他也是一块一块拼起来的，有些部分跟他的邻居们毫无二致，有些则大相径庭。

是的，他残忍，放荡，常常喝得烂醉。我认为他是个杀人犯，虽然他声称在亨利·弗兰特一案中他完全是自卫，这项辩词是有一定可信度的。可约翰逊夫人的死他归咎于意外，这个我就很难相信了。

还有一点我觉得也不大可能，那就是大卫·坡和卡斯沃尔没打算杀我们。坡告诉我说那副棺材仅仅是用来把我从七面钟那边运出来，送到这里来给卡斯沃尔先生审问的。我觉得棺材还有更多用途。要在隔壁济贫院的私人墓地里塞进一两副棺材实在太容易了，那个教堂司事就是坡的人。考虑到那个地方的实际情况，用不了多久就能挖好一个墓穴，就算塞两副棺材进去也看不出来。

我说跑题了。我开始说人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意思是说坡其实是可以成为一个挺好的伙伴的。他是个很多样的人，周游过世界，见过这个世界的疯狂和愚蠢。我把他关进地窖的时候他也有很好的理由来讨好我。

他的故事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他父亲逼着他去学法律，可是没成功，他成了个演员。后来他跟英国演员阿诺德小姐结了婚，生下埃德加和另两个孩子。唉，演员的生活总是不稳定的，有无数的诱惑。他跟我说，他年轻时经常跟经理和评论家吵架，而且经常酗酒，喝得烂醉。赚的那点钱完全不够他自己挥霍的，根本就没尽到丈夫的义务。

“而且，作为演员，我也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好。我不是舞台上最耀眼的，先生，我的戏剧天分更适合生活的大舞台。”

家里的新生儿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最后，这个年轻人再也承受不了了。那时他和他的妻子生活在纽约，一次一个仅有几面之缘的熟人在酒馆里提议说可以帮他在一艘开往开普敦的轮船上找个铺位。那人还告诉他开普敦那里太缺乏娱乐了，任何一个称职的演员到了那里都能赚得盆满钵满。不过时间紧迫，船就要离港了。据坡自己说，他随便写了一封短信向妻子解释了离开的原因，并把她托付给了一位朋友。

“哎呀！我太轻信了，我的信其实根本就没送到。可怜的伊丽莎白几个月之后就离开了人世，死的时候都不知道我是生是死，留下我可怜的孩子任由陌生人处置。”

大卫·坡的不幸才刚刚开始。他准备一路以工代票坐到开普敦的这艘船挂的是英国国旗——那时我们两国还没开战——他的美国国籍注定了他的毁灭。这艘船被一艘私掠船劫持到了法国的勒阿弗尔港，坡先生没说他是怎么在那里度过六个月的，只说到一八一二年的夏天，他来到了伦敦。

“我知道，希尔德先生，像你这样敏感的人肯定能想象出后来我辗转得知亲爱的妻子已经死去的时候有多悲痛。我的第一个冲动就是回去给我那失去母亲的孩子们一个父亲所能给予的一切。可是转念一想，我实在是负担不起——这么说你可能会觉得我很自私，但我不能只满足自己做父母的情感，却不为孩子们着想。况且，那时候，要想买张去美国的票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六月时美国对英国宣战了。而且我知道我的孩子们已经由最为善良的人救助了。真的，即便我能回到美国，也只会让他们的生活立即恶化。我还必须羞愧地承认，更尴尬的是离开美国时我还欠了一屁股债。所以，不行，虽然情感督促我冲回孩子们身边，可是远见阻止了我。”我想象着他在活门板的另一边，手捂胸口站在楼梯下，“希尔德先生，一个父亲必须把孩子的幸福放在自己的欲望之前，虽然这么做会让他心如刀绞。”

幸好，这位心碎的父亲不用一个人承担悲痛。他向艾弗森小姐求婚并成功了，这位小姐跟父亲住在七面钟的女王大街，帮父亲打理生意。

“她不年轻了，”坡先生告诉我，“可我也不再青春。我们都过了求婚只凭心头一热而不用脑子的年龄了。艾弗森先生的健康状况在恶化，他急切地想要保证过世后唯一的孩子能生活安稳。她是全天下脾气最好的姑娘，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因为她不仅让我重拾快乐，还给了我生活的来源——靠诚实的劳动和汗水换来的生活，我一点都不介意吃苦。我觉得这世上没什么比治愈一个同胞更高尚的使命了。我坚信我们比那些所谓医科大学里一个系的人加起来还要成功。我们治病，还救人。”

“你不就是算命的吗？”我质疑道，“你不就是给病人糖和面粉制成的彩色药片和糖浆吗？你还给他们解梦、卖咒符、帮女人堕胎？”

“这么做有什么错呢，先生？”坡回应道，“你不会相信我治好了多少人，你也不知道我安慰了多少人。我给了他们希望，先生，这比世界上所有的金钱都更有价值。我觉得我是个慈善家。你说说看，到底谁更坏？是像我这样老老实实做生意，替别人解梦，还是像盯着寡妇或者辛辛苦苦劳动的人的坏蛋，强行抢走别人本就少得可怜的财产。辉煌的产业和门口停着带羽毛装饰的马车并不能说明一个人正直高尚，我想只需看看亨利·弗兰特先生和斯蒂芬·卡斯沃尔先生就足够了。”

我相信他了——或者说我相信他说的有一部分是真话：没人是彻头彻尾的恶魔，不可能的。他说的也确实是事实：与玛格丽特街和拉塞尔广场那边相比，七面钟那边的秘密要简单得多。

一八一三年老艾弗森先生过世了，他的女儿整日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她不愿意与爸爸分离。溺爱着她的坡先生怕她永远走不出来，最终建议把他的尸体保存下来。

“现在有钱的家庭都这么做。而老先生虽然从事信仰行业，但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理性主义者，他怎会希望入土为安或是被虫子吃掉呢？最主要的是这个方案是切实可行的。我的主顾大部分是迷信的人，他们不在乎岳父永远在店里的一间屋子里看着大家这种愚蠢的念头。总比一群獒犬要好，嗯？蒙克希尔山庄的那些看门狗，一旦死了就再也起不到看门的作用了。而我妻子已故的父亲却在死后成了一个招牌。”

坡先生不仅接管了老人的生意，还承袭了他的身份。“只有美国人，先生，只有美国人才知道传统的价值。”他从此自称艾弗森先生，穿上了岳父的职业装，也就是那件绣着奇怪符号的道袍，戴上了他的瓜皮小帽，甚至还假装瘸腿，就跟老艾弗森先生一模一样。

“一个人工作时的状态和生活中的样子可能完全不同。”坡先生说，“只要我戴上假胡子和那副蓝色的眼镜，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七面钟人来人往，过了一两年，大多数人就忘掉曾经的那个艾弗森了，尤其是在可怜的波莉跟着她爸爸走了之后。”

他对于从岳父那里继承的这桩生意的具体内容和性质语焉不详，这点可以理解，我觉得它可远不止给容易上当的人开点药或写一道咒语那么简单。我忘不了那两个穿着邋遢的黑衣服恐吓我的家伙，殡葬馆的人做事时也兢兢业业，还有这处离济贫院和疯人院以及一片私人墓地这么近的破败不堪的农场。这些意味着很多故事。

大卫·坡在七面钟的事业十之八九是可以兴旺发达下去的，倘若他一直不知道爱伦夫妇已带着收养的孩子来到了伦敦的话。这些年来他自然一直关心着美国的消息，尤其是来伦敦的美国人的消息。按他自己的说法，他想见儿子都想疯了。他见最大的男孩最后一面是在他两岁多的时候，孩子还在襁褓中呢。

对于这点我不太怀疑，至少有一定的真实性。我前面说过，人类都是各种感情的拼凑，那么大卫怎么就不能对他几乎没怎么见过的孩子存有一点天然的情感呢？常年的分离和缺失反倒会促进这种柔情的增长。不过行动大于想法。基于我对坡先生的了解，我怀疑他可能还怀着从爱伦先生那里占点金钱上的便宜的想法，因为他肯定知道爱伦也算是个有钱人。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总之坡先生拜访了南安普顿街，而我又傻乎乎地帮他确认了儿子的身份，他还得知可以到斯托克纽因顿去找埃德加。后来他就去了那里，跟孩子们搭讪，还跟我发生了争执。那天他真的不只是有点醉——“那天的我可能是全世界最需要清醒一下的人了。”还有一个进一步添乱的情况是坡先生是个近视眼，那副蓝色的眼镜更加阻碍了他的视力：结果他没能区分出埃德加·爱伦和查理·弗兰特，导致他令人恼火地找错了目标，没有找上埃德加，而是冲着查理去了。就是这一误会让他通过我认识了弗兰特先生。

弗兰特在大卫·坡身上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爱尔兰裔美国人，爱喝酒，没有正当职业，对弗兰特或其他任何人都不构成威胁。弗兰特对此很满意，更妙的是大卫·坡的身高、体重、年龄和身形都跟他差不多。除了一些表面的差异，坡就是亨利·弗兰特完美的替代者。无疑，在约翰逊夫人的催促下，他光顾了坡的小店。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三下午，弗兰特引诱坡到了惠灵顿别墅，准备把他杀掉。

“他跟我说要去见一位绅士，给了我一套他的衣服，说我得穿得像样一点，否则他的计划就成不了。老天啊，他以为我是个啥也不懂的傻子呢，实际上正好相反。他要我早点到惠灵顿，要向我解释他的计划。于是我就从付费公路过去了，结果他突然拿着一把锤子跳出来扑向我。”大卫·坡咳嗽了一阵，“这些我早料到了。我们纠缠了一会儿，然后锤子被我夺过来了。老天做证，我没想杀死他的，可当时的情况是只要我一个不小心，他就会杀了我，所以可能我用的劲大了点。希尔德先生，在那种情形下有多难把握，相信你能理解。”

“你说你没打算杀了他？”我叫了起来，“坡先生，你是不是忘了我见过尸体的。”

“我以人格担保，希尔德先生，我真的没打算杀死他，就像我也没打算杀死你一样。我正要解释那些伤口呢。他死时身上除了脑袋后面，几乎没有伤口。不过我明白，若我说是正当防卫误杀了他，没有陪审团会相信的。我一边想着该怎么办，一边搜了一下他的身。我在他口袋里找到宝贝了。弗兰特正准备跑路，你知道吧，在杀了我以后。因此他身上带了很多钱、一盒珠宝，还有一封蒙克希尔的女人写给他的信。先生，这女人真的是心机深沉啊。”

“这么说你知道了他的计划？”

“那时候还不知道，我没心思读完那封信，但只看一点就知道他想让我做什么了，还知道他们的钱远不止弗兰特先生口袋里的那些。我是要代替弗兰特——死了的弗兰特，你知道吗？这样他就可以逃脱警方的追捕了。这么邪恶的阴谋你能想象得出吗！当然，我需要时间来考虑得失与风险。不管怎样，长话短说，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按照弗兰特给我设计的计划行事。于是我砸烂了他的脸，让他老妈都认不出来这是谁。我还得把他的手也做了，因为手指的差别太大了——然后我跑了。我知道会有人去调查，我必须得想个法子来应付他们。而这些，希尔德先生，就是在你的帮助下完成的。”

坡先生故意留下了一些线索让人来追踪，而那些线索指向牙医书包里的断指。“圣贾尔斯的玛利亚是我的人，要是有人去打听弗兰特，她就会把他指到女王大街，并事先通知我。结果不出我的意料，你来了，希尔德先生，不是约翰逊夫人，也不是他家的仆人。于是我们接着玩了下去——我觉得让安给你画图引你到牙医那里去比较合适，嗯？即便你没要求见那个女孩，她也会在你走的时候跟你搭讪。然后你就直接去找那个装着手指的书包了。”

“直到我在女王大街看到你那已故的岳父，看到手套从他的左手上掉下来之后我才意识到这一切。”

“我需要一截手指，”坡先生有点尴尬地说，“也只能拿他的了，希望他原谅。当然我很遗憾这么做，可是实在没有其他办法。这个主意实在太天才了，我忍不住想试试：因为它揭示出惠灵顿别墅里的尸体是别人，不管是谁，反正亨利·弗兰特还活着，活得还挺好。这下他不仅是个贪污犯，还是个杀人犯了。”

尽可能确保了自己的安全之后，坡先生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蒙克希尔山庄，这说明他仔细研究过约翰逊夫人的信了。约翰逊夫人不仅在信中清楚地表明要跟弗兰特私奔，还写明他们的私房钱藏在了蒙克希尔山庄的冰窖里，一月份才能取出来：她还暗示这笔私房钱总额不菲。“数目之大，”坡先生说，“就连天使也会动心。”

于是坡先生就在圣斯蒂芬节那天赶到了蒙克希尔山庄。他就是埃德加扭伤了脚那天，躲在木屋外面偷窥的人。

“你把我吓坏了，先生。”他责备道，“总之，那天很不顺利，你们没走一会儿，一辆马车就把约翰逊夫人接走了。我从她带的行李推测她是要出去住上一阵子。仆人们把房子锁好就回乡下去了。我先在花园里查看了一番，然后又溜到蒙克希尔山庄里面想找冰窖。可是狩猎看守把我当流浪汉逮住了，还威胁说要放狗。”

后来，坡先生在酒馆里打听到约翰逊夫人要在她的表亲家——科利尔兰苑——住半个月，这样一来想要单独见到她就很难了，甚至是不可能的。但当时有急事让他先回了伦敦，过了两个星期他又回来了。

“我在格洛斯特雇了辆马车赶过去，你能想象我看到木屋那儿根本没人时是多么苦闷吗？我便离开了。”

“在你之前，”我说，“我一个人去木屋那里寻找过你的踪迹。”

“早知道的话，”坡先生彬彬有礼地说，“我一定很高兴与你共续前缘的。”

不过，等他回到格洛斯特，难题就自动解开了。两天后将在贝尔酒店举办的舞会自然是那时最主要的话题。星期一晚上，坡先生在那里喝了一晚上茶，终于在蜂拥而至的贵宾中发现了来自科利尔兰苑的人。没怎么费劲他就打听到了路易斯皮奇一行的投宿地。他亲眼看着他们于星期三入住，于是送了封信给约翰逊夫人，请她出来见一面。

“我在信里说我有些关于亨利·弗兰特先生的消息跟她说——事关生死，所以一定要保密。我斗胆约她次日见面，可她回复坚持当晚就见，并提议我们就在路易斯皮奇一家下榻的酒店花园的露台见面。”

约翰逊夫人当时也算可怜，还不知道亨利·弗兰特是生是死。事实上，坡先生正是利用了她对弗兰特还活着的期待，诱使她跟自己合作的。他跟她说弗兰特被债主打成重伤，扮成了帮助她的好心的撒马利亚人。他声称弗兰特现在伤势严重，躺在伦敦，连信都写不了，他请求坡先生和约翰逊夫人一起去冰窖里取出宝藏。

“你这招真是太残忍了，”我说，“利用女人的弱点。”

“对我来说，先生，”坡先生抗议道，“她是罪有应得。在弗兰特先生口袋里找到的信让我得知，正是约翰逊夫人想出用我代替弗兰特去死这个主意的。她和弗兰特都是心狠手辣的家伙，先生，像不懂事的孩子一样冲动；而且她在性格上更为强势。我敢保证，她才是惠灵顿别墅丑恶事件的罪魁祸首。”

“你告诉她你是谁了吗？”

“当然没有！我又没疯？！我的计划成功的关键就在于要让她相信死的是我，坡，而不是她的情人。我要让她相信事情已经按照她的计划在进展了，我让她相信我是坡的前同事，我也恨坡，我之所以热心相助是因为可以得到丰厚的报酬。”

绝望中的约翰逊夫人轻易地相信了他，因为此时他是唯一能给她带来亨利·弗兰特的消息的人。她同意舞会后不按原计划回科利尔兰苑，而是回木屋去，坡先生会在那里等她，然后两人一起去冰窖取东西。另外，坡先生说他们在露台上谈这件事的时候她突然变得很焦虑，还说觉得很冷，提议去喝点东西。她戴着斗篷和兜帽，可以隐藏身份，他们光顾了一家离路易斯皮奇一家的住处和贝尔酒店都比较远的酒吧。

“可是酒精一上脑，”坡先生喊了起来，“她就趴在我肩头哭起来了！她变得很暴躁，还要和我一起跳舞！最后你和弗兰特夫人找了过来，我害怕得赶紧跑了。”

对他来讲幸运的是约翰逊夫人保住了秘密，而且按照约定回到了木屋那边。我曾亲眼看见坡先生骑着头花母驴过去。约翰逊夫人每天都到湖边散步，确认工人何时开始清理冰窖。

“她的情人给了她冰窖的钥匙，她把钥匙藏在了一个小首饰盒的夹层里。这里有个奇怪的巧合，亲爱的先生，我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盒子！不过等下再说这个盒子。”

照坡先生的说法，那晚的行动一开始很顺利，麻烦发生在约翰逊夫人从冰窖里拿到宝藏之后。她当时太激动了，失足从梯子上掉到了坑里，摔死了。更麻烦的是，他回田庄木屋的路上不小心踩到了一个抓人的陷阱，差点儿丢了性命。

“我能怎么办？”坡先生喊道，“我是个遵纪守法的公民，我的第一反应是到治安官那里一五一十地把事情说清楚，可是这样也无法挽回我那迷人女主人的性命啊。而且当时的情况对我很不利。总之，为了约翰逊夫人的面子，也为了她那些显赫的亲戚的名声，我想更好的选择是我悄悄溜走了事。我在场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他咯咯笑了一声，像是在挑战我去跟他辩驳这段解释。坡先生是个戏弄人的高手。

“直到回到伦敦我才有机会检查弗兰特先生和约翰逊夫人到底藏了些什么宝贝。我本来以为是金子——当然，我也想过银行证券——可我更希望是珠宝，不过最终也不算失望。只不过我没想到有那么多的债券和证券，对这类东西我不是很感兴趣，因为我深知，像我这样地位的人很难拿它们去兑现。最讽刺的是，其实最有价值的东西早就在我手上了，十一月份就在了。就是我在弗兰特的口袋里找到的那个小盒子。”

“是不是一个桃花心木的盒子？”我问，我记起索菲有一次提过，“里面是郁金香木的，盖子上还嵌有贝壳？”

“亲爱的希尔德先生，我发现你真是无所不知啊！对，弗兰特先生肯定有两个一模一样的盒子，一个给了妻子，一个给了情妇。我已经把盒子里弗兰特夫人的首饰都拿出来了，可我不知道里面还有一个秘密夹层，直到看到约翰逊夫人展示了她手里的那个。要是弗兰特先生知道了他会多高兴啊！”

大卫·坡停了一下，清了清嗓子，他真的是个艺术家，很会吊胃口。他在等我追问，激发他说出那个惊天秘密。但我只是弹了弹烟灰，静静等着。

“夹层里有封信。”坡终于忍不住了，“上面写的内容是你绝对想象不到的。我立刻意识到这封信改变了一切，它带来了一连串的可能性。如果想把这些可能变为现实，我必须行动，马上行动。就像那个聪明的诗人说的，人生总有潮起潮落，最终在潮水汹涌的时候推向命运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