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故事是去年十月二十一日我的嫂子弗洛拉，也就是路易斯皮奇爵士夫人过世时我得到的一本手稿。她把一些物品存放在了为她和她父亲都服务过的律师的保险柜里。

“我不相信银行，”她曾经这么对我说，“律师才永世不倒。”

这些东西中有一个木头盒子，外面包着铁箍，还上了两把锁。它被送到卡文迪什广场我家的宅邸，等待开锁匠来打开。但后来发现没这个必要了，因为在我嫂子的书桌柜子里找到了钥匙。盒子里装着一本很厚的手稿，分为好几个部分，每页都写得密密麻麻的。最底下放着一个包有五英镑钞票的纸袋，上面写着“卡斯沃尔小姐”。

午饭后，我坐在书房的壁炉边，慢慢地翻阅手稿。我被它吸引，感到兴奋、欢喜、悲伤。时间不一定能治愈所有的创伤，有些伤口甚至还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化脓、恶化。

我一翻开就知道这本手稿是谁写的了。第一次见到托马斯·希尔德是在乔治三世统治末期，那时他是一名学校老师。他也在这本手稿里记录了在弗莱克森·巴夫拉教堂院子里的会面，还有几个月后在玛格丽特大街的卡斯沃尔宅邸门口我们见的最后一面。（直到现在我仍想不起他那次拜访时的情形。唉，我真后悔那时竟然那么放肆地对他出言不逊。）

读了没几页，我就发现希尔德写下的事解释了当年维文赫银行的丑闻，揭露出不少鲜为人知而又令人震惊的内幕，这一事件竟然牵涉到了美国方面，这一点尤为惊人。现在几乎已没人记得发生在一八二五年到一八二六年冬天，也就是四十多年前的那次最早的银行危机了。它曾震惊整个伦敦城，破坏了许多家庭。手稿还讲述了一些后来发生在格洛斯特和伦敦的不幸事件，这些事发生时都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当然，有许多问题直到现在都还没有答案，还有些本该提出的问题被人忽视了。由于很多信息从来都没有公布过，手稿给人留下的探寻空间就更大了。比如，那个美国小男孩，当时以及后来我家里都没有人再提起过，尽管后来他的个人生活和事业引来了无数的赞美和谩骂。同样地，叙述中也忽略了其他美国人的作用，比如来自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诺克先生和来自加拿大的黑人萨鲁泰逊·汉姆威尔。没有他们，这个故事绝不会这样发展。现在，我相信一些民间传言并非空穴来风，一八一九年那家伦敦银行的倒闭，和几年前两个伟大的英语国家——大不列颠及美利坚——之间发生的一些不幸且不必要的冲突存在某种联系。

换句话说，维文赫银行丑闻就像斯蒂芬·卡斯沃尔从小就喜欢的宝玑表：表面看来很简单，里面却隐藏着复杂的弹簧、齿轮、暗格和精细的平衡。这一切以一定的原则组成一个构造复杂又精妙无比的机械，最终让世人觉得神秘莫测。我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卡斯沃尔先生的表就在我面前，依旧计时精准，它里面的精密结构对我来说也还像我刚得到它时一样神秘。

托马斯·希尔德说得对，还有那个冷酷的恶棍伏尔泰也是对的，至少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对于生者我们有失尊重，对于死者，我们只欠一个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