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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戈尔随着汹涌的人潮向西走。他全神贯注地思考着,如何在对甘波的回忆和安心地躺在他钱包里的那两百英镑之间建立一种平衡。他像机器人一样在汉默史密斯站换乘地铁区域线,又从滕汉姆格林站下了地铁。他半闭着眼睛走向奇西克大街,到了那里,习惯又驱使他走进一家售酒的商店。不妨做一些正确的事情。他买了一瓶凯歌皇牌特级香槟、半瓶白兰地和一些安古斯图拉树皮汁。那个苏格兰人店主似乎对考虑顾客的便利一事充满无情的蔑视,他用大肚子顶着柜台,挠着红胡子说:“要开派对,是不是?如果你把它们混合在一起会比气泡酒好喝得多。”杜戈尔太累了,脑子都不转了,想不起来该怎么回答他。他抱着一个叮当作响的厚纸袋离开了商店,出门时腿磕在啤酒罐摞起来的小山上。一声具有苏格兰风味的干笑伴随他走进黑夜。
阿曼达住在大街的另一边,离河比较近的那边。还有四分之一英里远,你就可以感受那一大片灰色了。从阿曼达家的窗户望出去,你可以看见由建筑物围起来的一个方形小水池。这是一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她说。可能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波兰房东要那么高的房租。
这是一幢半独立式的别墅,以前也曾风光过。阿曼达在二楼租了一个比较大的房间。门开着,他走了进去。阿曼达不在,一股凄凉感迎面袭来。他像婴儿一样渴望尖叫:“这不公平!”可是,这个房间还是如往日一般惬意。房间很大,灯光幽暗,有如洞穴;到处都是植物——它们从天花板上垂下来,蜷缩在地板上,占据了中间大部分可用的空间。房间里有一个老式的煤气取暖炉,如果你盯着它看一会儿,就能看到闪闪发光的东方宫殿,咝咝地冒着光,散着热。杜戈尔最喜欢那块很破旧的波斯地毯,踩上去舒服极了,红色的背景上是一个深蓝色的图案。
从他身后传来脚步声。他猛一转身,看见阿曼达站在门口,愠怒和美丽这两种特质同时出现在她的脸上。在他认识的人里,极少有人能像阿曼达这样,将二者完美地结合起来。
“你好,亲爱的。”他意识到说这句话时,放松的感觉如同汗水缓缓地从毛孔里渗出来,“你去哪儿了?”
“厕所。有个浑蛋在走之前又把马桶弄堵了。用一张《每日电讯报》。”
这幢房子里的其他租户,依据性别不同,要么没完没了地惹阿曼达生气,要么能引起她的兴趣。总的来说,阿曼达对女人保持沉默的敌意。偶尔她们也会抱怨阿曼达的唱机太吵,或者因为米多老夫人展开一场唇枪舌剑的战斗。那个老太太被甜丝丝且令人作呕的死亡气息纠缠了很多年,每次她把自己肥硕的橘子酱色的屁股放在浴缸里排泄时,这幢房子里的租户就会闹个天翻地覆。不过,这里的男性住户很尊重阿曼达,为了回报他们对她的赞美,她会在他们生病的时候带他们去看医生,或者用有如心脏外科医生的临床技能帮他们从情感纠葛中解脱出来。
在杜戈尔看来,米多老夫人才是制造这起厕所事件的罪魁祸首,但是他明智地管住了自己的舌头,并用摇晃厚纸袋发出的诱人的叮当声转换话题。
等他们坐在壁炉前的那两只大垫子上时,他才透露了自己的新闻。阿曼达一边手脚麻利地调制香槟鸡尾酒,一边谈论自己今天都做了些什么。她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为出版商干活。她父亲是一家公司的常务董事。今天她读了两篇很没意思的稿子。
杜戈尔发现,她的话语如酒精般令人安心。他曾隐约担心今天五点发生的那件事会使整个世界脱离正轨——在他自己的生活里发生的地震只是一次轻微的毫无意义的震颤,而即将到来的是一次更剧烈的震动。他欣喜地发现,这种恐惧是毫无根据的,尽管这种恐惧连他自己都不愿意承认。
阿曼达的黑色长发在脸前晃来晃去,如同一扇防护屏。她问他今天过得怎么样时,他把真相告诉了她。“甘波被人勒死了,有人给了我一个活儿,干两天,报酬是一千两百英镑。”他得把这件事告诉一个人,而且无论如何,他只想告诉她。如果她很讨厌这件事——他也不敢确定自己就不是这么想的——那么她知道得越早越好。看着阿曼达说话,他的心里有了一种确定感,尽管这种感觉没那么显而易见:他真的很喜欢她,她想怎么做都可以,哪怕要他拒绝汉伯里的提议,还要对警察说实话,唉,这是一件多么丑陋又令人尴尬的事。真奇怪,今天晚上的事竟然以这种方式得以澄清,而且几乎是具体化了。他了解了自己对阿曼达的感觉,以及多多少少,自己对死亡的态度——当然,指的是他人的死亡。
然而,当阿曼达确定她没有听错,他不是精心设计一个恶作剧来骗她时,她的反应令人吃惊:这件事让她很兴奋,她不停地追问细节。她让他回顾了整个过程,甚至连普利姆罗斯在休息室的情况她也要听。杜戈尔开始怀疑,阿曼达是不是觉得日常生活很乏味,如果早生三十年,她会不会在回忆往事时说有了战争这辈子才算没白活。这种想法让他很不舒服,既然不舒服,他也就不再这么想了。
她提了很多他脑子里本来就有的问题。
“为什么为了一份复印件就值得去杀死甘波呢?你认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谁知道,”杜戈尔说,“我还没仔细看呢。好像是某本宗教书的第一页——用拉丁文写的。非常漂亮,真的,如果你喜欢这些东西就会这么觉得。左上角有一个无法辨认的字迹,好像是契据登记簿。这一点告诉了我们是谁曾经拥有这本书。从字体上看,是晚期的——也许是在英国写的。”
“晚期?”阿曼达问。
“我指的是卡洛琳字体,那个我比较了解的字体。晚期的意思是在十一世纪写成的,而不是九世纪。”他非常享受这种炫耀知识的感觉,尽管他知道这么做很肤浅。他意识到,这种知识是第一次真的对他有用,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次。
针对这起事件背后的一切,他们漫无目的地聊了一个小时。杜戈尔说,自己仿佛身处一个浓雾弥漫的城市,目之所及只有几平方码。那种无止境的、周遭发生的事都很隐秘的感觉很糟糕。阿曼达说,那就把雾灯拿出来吧。她又调了一杯鸡尾酒。
第二天早上他们是十点起的床,这令杜戈尔很惊讶。他本来盼望昨天的紧张和压力能让他多睡一会儿,而且上学的时候他很少在十一点之前起床。
杜戈尔煮了一壶咖啡,然后坐在壁炉前。阿曼达扭动着身子套上一件破旧的丝绸和服,绣在衣服上的那几条退了色的黄龙正在交战。接着,她盘起腿坐在他身边的一个垫子上。昨天晚上,她忘了卸妆。(或许他们喝得太多,无心理会这些细节?)她睡得眼睛都肿了,黑眼圈也很厉害,像是平白无故被什么人打了一顿。见此情景,杜戈尔甚为开心。他怀疑自己骨子里是不是一个施虐狂。
他还有两个整天的时间。汉伯里说后天会给他打电话,用研究生休息室外的那部付费电话。那是星期四。他决定今天去一趟大学图书馆,如果幸运的话,今晚之前就可以把一切搞定了。阿曼达的态度很轻浮,企图说服他乔装打扮变换角色。她欠考虑的做法激怒了杜戈尔,尽管他曾试图隐藏。对她来说,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只比电视上播放的犯罪系列片的真实度高一个等级,更刺激一些罢了,因为这件事发生在杜戈尔身上。但是她还不至于拿这件事开玩笑。不过,她没见过甘波。
他打开收音机,想知道首都电台是不是已经报道这起谋杀案了。还没有。也许甘波之死微不足道,根本无法引起媒体的关注。还有一个让人不太舒服的想法:也许警方想在透露消息之前先忍耐一段时间,他们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两个小时后,杜戈尔回到拉塞尔广场。他穿过停车场,向参议院后门走去。这幢楼有好几层是图书室,在这个庞然大物面前,杜戈尔显得如此渺小。设计这幢楼的建筑师一定是想不断地提醒人们,学习是一件严肃的苦差事。他真想用红漆把整幢楼喷满标语——即便是“西汉姆联队必胜”都能让它更人性化一点。
电梯把他带到五楼的图书室门口。他向门卫晃了一下塑料会员证,结果门卫看也没看一眼。穿过旋转门,就像羊入了圈。他向右转,穿过借书处的人群,走过编目大厅,走向通往图书室北区的双开式弹簧门。来到下一个房间时,他加快了脚步,因为他瞥见一个被芥末黄色的粗花呢夹克包裹的短粗背影,正朝北米德尔塞克斯阅览室走去。这个时候,他真没有兴致和普利姆罗斯聊天。
古文书阅览室在这层楼的尽头。杜戈尔很高兴地看到这个房间几乎是空的。门口那张桌子旁,两个档案系的女生正沮丧地小声抱怨着,她们俩的脑袋凑在一张复印件上方。他听见那个戴眼镜的同学激动地低声说:“可是小写字母开始分叉了。安格里卡纳杂种才不会这么邋遢……”
杜戈尔在斜对角靠窗的位置坐下来。他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小笔记本、一支自来水笔和那份复印件。后者因辗转易手已经卷角了,幸好质量还不错。他开始抄写开头的那几行:
Aurelii Augustini doctoris de pastoribus sermo incipit.Spes tota nostra quia in Christo est et quia omnis……(奥雷利厄斯·奥古斯丁神父关于领路人的布道就此开始。我们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基督身上……)
只要清晰地读出这几句话,不需要神学博士学位也能认出这就是奥古斯丁的布道词。Spes里面的大写S如果不是用来装饰的,就是起点缀作用的,黑白复印件很难让人分清缠绕在字母边上的那个阿拉伯式花饰是用墨水还是颜料写上去的。
这个字体还是很容易抄写的,缩略语符合那个时期的标准。不管怎么说,找到一个印刷文本来解决其中的困难也很容易。但是那个核心问题还是难以回答:为什么一本中世纪的布道书价值一千两百英镑,而且还要了至少一条人命?
尽管这个工作相对简单,还是需要一个多小时才能草草记下这一页的内容。他决定把翻译的工作留到以后。最后一行说到一半就戛然而止了,而且听起来很不吉利:veniet enim dies——因为那一天终会到来。
杜戈尔伸了一个懒腰,琢磨着圣奥古斯丁脑子里那个特别的一天究竟是哪一天。他脖子疼,口还渴。他意识到,这一熟悉且无聊的感觉都是图书馆造成的。他明白需要更换场景的时候到了,于是拿起笔记本和复印件向楼下的餐厅走去。
他在柜台买了一杯咖啡,端着它来到位于出口边的一张空桌子旁坐下。咖啡喝起来有一股泥巴味儿。杜戈尔凝视深色的液体,纳闷英国人怎么能容忍如此拙劣的仿作。他掏出复印件,又看了几眼。最难的部分还在后头——了解这份手稿的日期和出处。他粗略地写下几条指导方针。
首先,这份手稿肯定是用卡洛琳字体写成的,而不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十五世纪故意搞错年代的人文学科字体(Humanistica)。其实,二者很容易搞混。杜戈尔记得,有一次甘波特别生气,好像是普利姆罗斯没注意有点的“i”和竖画超过横杠的“t”,这是将它和后来的字体区分开来的标志。
看来,这是大约出现在公元八百年到一千两百年之间的卡洛琳字体。也可能更晚一些——用这个字体写出来的字又长又尖,一些小写字母呈楔形,这可能暗示这份文稿是在英国写的。
他用眼角的余光瞥见一道芥末黄色的亮光,有一个人正朝他这个方向毅然决然、快速平稳地走过来。哦,上帝,普利姆罗斯。杜戈尔把复印件翻过来,虽然脸上露出笑容,心里却有一种类似于憎恨的感觉。普利姆罗斯也在微笑着和他打招呼,那是一种龇牙咧嘴的满足感。他看起来没少抹发蜡,那一脑袋胡萝卜色的铁丝都被捋平了。他还戴了一条盾牌装饰的领带:显然,他是为了某个人才把自己打扮得这么漂亮的。
“你好,比尔。介意我和你坐在一起吗?很少在这里见到你啊。”
他粗声粗气地笑着坐了下来。杜戈尔发现他的鼻头上又冒出一个粉刺。杜戈尔讨厌别人叫他比尔,比尔只比威利稍微好一点。而且他讨厌自己总是对不喜欢的人笑脸相迎。
“听到那个新闻了吗?关于甘波的那个,我的意思是,很可怕,是不是?”
杜戈尔猛地抬起头。“不知道啊,怎么回事?”很好,他告诉自己,就是要表现出这种爱嚼舌头的好奇心。
“他死了。有人杀死了他。”“小便先生”等待杜戈尔做出合适的反应。
“上帝……你开玩笑吧?什么时候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普利姆罗斯把身体前倾,神秘兮兮地说:“今天早上我去系里,那里密密麻麻地挤满了警察。秘书站在台阶上发狂——当然,谁也不让进去。不过我还是和一个站在门口的家伙聊了两句,好像昨天下午有人把甘波勒死了。就那么厚颜无耻地走进去,把人给杀了。”
杜戈尔递给普利姆罗斯一根烟,自己也拿了一根,然后把两根烟都点着。“警察知道是谁干的吗?作案动机是什么?”
“他们什么消息也没透露。我还不至于糊涂到刨根问底。但实际上,我对他们非常有用。”
“你没看见那个凶手吧?”杜戈尔的语气比他想象的要尖锐得多,不知道普利姆罗斯注意到没有。
“没有,确实没看见。”普利姆罗斯好像很后悔把注意力全放在这个故事上了,“可是警察想知道昨天午饭后有谁来过这栋楼。我可以帮上忙,从两点到五点半,我一直在楼上的休息室。那个便衣警察在车里盘问了我很长时间,警车停在大门外。当然,我也不得不提到你的名字。”
我猜你就会这么做,杜戈尔心想。“是啊,我在等酒馆开门。为了杀时间,我在休息室待了几分钟。”选择用“杀”这个动词真是不幸。
“那时五点刚过,对不对?”杜戈尔点了点头,“难道你什么都没看见?”
“没有,我直接上了楼。我不记得在附近见过什么人。对了,我好像听见秘书室里有打字声。”普利姆罗斯看起来有点失望。于是,杜戈尔用一个问题来激励他:“有人知道更多的细节吗?”
“怎么说呢,谣言四起。后来,我们几个都去喝咖啡了——我、莫妮卡、朱迪思,还有其他几个人。我们交流了一下各自掌握的信息。”你着实令人吃惊,杜戈尔心里禁不住讥讽,以丑闻为食的秃鹫们终于找到了一具真正耸人听闻的尸体。“朱迪思听说他是被绞死的。你知道吗,用一根细绳套在脖子上,就像商店里用的那种奶酪切片机。”
“她是从哪儿听到的消息?”杜戈尔在他的话音里注入了一丝怀疑:这样肯定会刺激普利姆罗斯说出更多的秘密。
“从一个清洁工那儿。她嫁给了伯特,那个说话不利索的门卫。其实是他昨天晚上锁门的时候发现甘波的尸体的。”
他们又聊了几分钟,可是杜戈尔没能从普利姆罗斯那里得到更多有用的信息,只有意料之中的一大堆推测。他还听说学生会建议召开大会,强烈反对校园暴力。
可是,杜戈尔再次上楼去古文书阅览室时,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有点担心。这件事原本是可以处理的,因为好像只有他和汉伯里知道,当然可能还有甘波。但是现在它已经不再是件私事了,他突然觉得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