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是美国人？”菲利普·普利姆罗斯一边说，一边因为激动而抽筋似的揉搓着下巴，一绺手纸因此脱落，造成其中一个伤口再次流血，“太可怕了。就是不能相信他们，这些造反的殖民者。”补充这句话时，他的神态似乎在刻意强调语言的独创性。

直到这时，他一直都在小心谨慎地听杜戈尔和阿曼达向他解释他们想让他做的事。可是一提到与阿曼达父亲的公司作对的那个凶狠的美国人，他的警惕心就一扫而光了。

“两年前，我向哈佛大学申请过研究员奖学金。当时我刚刚离开牛津。你们知道他们有多没礼貌吗？根本没有按照规则审查我的博士申请就断然拒绝了。这一点充分表明了和我们打交道的是怎样一类人。对了，比尔，你还记得咱们学校那个可怕的美国女孩吗？”

杜戈尔确实记得——“滚开，瞧你那张脸，我看了就想吐。”

“当然，这就是我最终留在伦敦的原因。很好，但不完全一样。我以为我会把另一个地方留到以后。”普利姆罗斯看了一眼杜戈尔，想知道他是否明白了自己的意思。

阿曼达充满同情地低语着。杜戈尔可以想象，菲利普生活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基于延期喜悦的原则设计的，因此事后他可以说，“我在牛津/哈佛/剑桥的时候……”，具体选择说哪个学校，要根据上下文而定。接着他放弃了这个念头，觉得它没什么意义，且多半是不真实的。和普利姆罗斯在一起总会有这个问题，他会激发一个人天性中更不道德的一面，就像有的人会激发别人身上开心和慷慨的一面一样。

“你肯定这里面没有违法的事？”

“没有。”杜戈尔耐心地说，“问题就在这儿。昨天来剑桥的路上我们就知道被跟踪了，是一辆黑色的兰吉雅车跟着我们，可是他们什么也没做，所以我们不能向警察寻求保护，否则警察肯定以为我们疯了。可一旦美国人做了什么，当然，一切就太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你的帮助——给我们再弄一辆车，再把那个配方存进银行里。（对了，和那个配方放在一块儿的还有一个电子元件。）”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切事关生死。”阿曼达用真挚的眼神直视菲利普的眼睛，他也看着她，嘴巴微微张开着，仿佛一只被汽车前灯照亮的兔子。“不只是为了我爸爸，虽然这在经济上和他有关系。这是为了让英国首先利用这一专利。有许多工作机会都指望着这一点。部长告诉他，这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能开发这个项目，外国的合同将会源源不断……我也不是很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希望你能比我更清楚这些事是怎么运作的，但我知道它的重要性。”

“可是，你和比尔是怎么卷进去的？我本以为——”

“因为这种东西太微妙了，不可能走正常的渠道。”杜戈尔语气坚定地说，“即便如此，杰克森先生，也就是阿曼达的父亲，还是坚持认为我们要有应变之策。把它们放在银行保管就是其中之一。电子元件易碎，不能邮寄。他担心到头来美国人还是会识破我们的心思。”

“实际上，不只我爸爸有这种想法，就连部长本人都说，只要和转移有关的人员都要绝对可靠，不仅仅是雇员。”普利姆罗斯腰板一挺，这是在告诉杜戈尔，他没有漏掉这个含蓄的赞美。阿曼达赶忙继续说：“他打算出动军情五处，（或者军情六处，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完全不同了？）不过有一个暂时性的困难，因为从技术层面上讲，爸爸那边属于私营部门。”

“实际上，”菲利普总结道，“这是一次关乎公众利益的非传统行动。”他仿佛是战战兢兢地把这几个词说出口的。杜戈尔突然意识到，向他提钱的时候要小心一点。普利姆罗斯已经被自己的高贵打动了，而且是发自真心的，好像对他而言，他们提出的这个要求，是目前为止他干旱的生活表面下一泓出人意料的冒险清泉。

杜戈尔将身体向前倾，并压低嗓音。“你知道，这种事你可不能到处宣扬。可能除了阿曼达的父亲和部长，没人知道你参与。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后果，你明白吗？”

菲利普使劲点头，说了好几遍“哪儿的话”。他的脸又恢复了粉红色。杜戈尔很内疚：以普利姆罗斯现在的情绪，可以做更好的事。

“爸爸给了我一笔应急基金，所以至少钱不成问题。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我们得给你钱，为了昨天晚上，还有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否则，爸爸会大发雷霆的。他是那种公事公办的人，不喜欢欠人情，否则会闷闷不乐。可怜的家伙，他会因为不劳而获而心存内疚。菲利普，你会允许我们这么做，对不对？”

接下来是彬彬有礼的争论。在此期间，阿曼达的倔强令她魅力四射，普利姆罗斯礼貌地拒绝了一次又一次，他反复否定自己对金钱的渴望，可是，有一点很明显，他语气中的坚定感正在迅速削减，这时，杜戈尔用非常男人的口吻说：“好了，老伙计。”好像菲利普应该服用一剂蓖麻油，从此让女士们开心。

一旦普利姆罗斯明白接受比拒绝更有绅士风度，这件事就很快搞定了。杜戈尔上楼包钻石数现金时，阿曼达交代普利姆罗斯该做什么——把迷你库珀车停好、把车钥匙和一张汇票寄给租车公司、用他自己的名字再租一辆车、去银行。

杜戈尔向菲利普要了一些硬纸板和牛皮纸，然后用这些材料做了一个形状会令人产生误解的包裹，再用绳子和几米长的胶带把它封好。接下来要写一份附函给银行，为了简单方便起见，他们决定把包裹寄到菲利普在当地有户头的支行。杜戈尔要求保险箱有两把钥匙，还在里面装了他自己和阿曼达的签名样本。

普利姆罗斯带着激动的心情离开了家。他把大衣领子竖起来，还坚持要戴一条可以遮住大半张脸的围巾。

哪个房间里都没有普利姆罗斯了，这座房子变得安全和宁静。厨房里还有一些雀巢麦片，可是他们太懒，不想做早餐。阿曼达向他询问了马尔科姆那条船的情况，这就是杜戈尔早晨起来抽第一支烟时想到的那个可能的避难所。

“莎莉安”不仅仅是马尔科姆的船，还是他的家，是他的谋生之道。一年中有八九个温暖的月份，他都是靠这条船生活的。他通过从荷兰进口大麻来资助自己过一种悠然自得的户外生活。销售的事他不管，只和几个黑市的人联系，那些人会负责买方和卖方的业务。

去年夏天，一个最可靠的阿姆斯特丹的联系人让他帮一个纯属私人性质的忙，报酬非常优厚。他让他把半磅可卡因带给一个人，那个人被马尔科姆形容为英国商人里的福特纳姆与马森。由于任务紧急，他携带可卡因从阿姆斯特丹飞到了伦敦的希思罗机场。真不走运，到了机场，正赶上海关人员对过无申报绿色通道的旅客的行李进行抽查。

十月份，一个法官惊讶地发现，马尔科姆竟然是他剑桥的学弟，他们在同一个学院读过书。这个法官把他称作“国家的疮疤”，并判他入狱十二个月。

杜戈尔答应在主人不在时照看“莎莉安”。这条船停靠在萨福克的阿尔贝河口，北海的五根手指头之一深深插入东安格鲁海岸，仿佛一个强壮的巨婴伸出手，心不在焉地把土抠了出来。

杜戈尔的任务并不艰巨。他差不多每个月都要下到底舱，把污水抽出来，让发动机运转一下。目前为止，他每次去那儿的时间都很短。他在业余水手里充其量也就是个业余水平，尽管他喜欢各种各样的船，但还是更愿意和懂行的人在一起。到了冬天就没有做航行实验的欲望了——十一月的某一天，杜戈尔曾陪着马尔科姆开船去了一趟东洛斯托夫特，他感觉自己都要冻伤了。

可是现在，“莎莉安”仿佛是这个世界上最吸引人的东西。荒凉的泊位和进入的通道都比较理想。这个季节河上没什么人。星期三四人就更少了。

除了比较隐蔽，还有其他的优势。如果李没有开小船的经验，那么这些不熟悉的因素，比如逼仄的空间、在水上不停移动的小船，以及不知道对方会拿什么东西当武器对付他，都会让他面临具体的难题。如果李试图用不可抵挡的力量逼迫他们，那么在他们和他之间就会出现一道无限延伸的鸿沟——他不可能开车跟着一条船。

如果他们真的除掉了——他还是用了委婉的说法——李，“莎莉安”可以帮他们处理尸体。坠上重物可以让它沉底，落潮可以将其扫向冰冷的北海深处。

真奇怪，在这种时刻，琐事竟然变得如此重要。在策划谋杀的过程中，参观“莎莉安”还可以给他带来一个额外的好处，那就是——杜戈尔为自己的高尚而自鸣得意——他可以把责任推卸到马尔科姆身上。自从圣诞节前的那个星期，杜戈尔就没去过那条船，他开始有些内疚了。

从理论上讲，剩下的问题是如何杀死李。必须干净利索——如果船舱里溅得到处都是李的血就麻烦了。谁知道如果马尔科姆发现自己可爱的家在他不在的时候被兼作屠宰场会说什么。

最简单的办法是直接投毒。可是到哪儿去找毒药呢？而且，怎么才能找到一种方法把毒药注入李的身体呢？别指望这个人会管他们要一杯热巧克力驱寒。

还可以用刀：李无法阻止有人从背后下手。塞德里克整洁且兵不血刃的死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那纯属运气好。把刀扎在不致命的部位只能激怒他，而且血会失控地喷出来。

不太可能搞到一支枪且不引人注意。总体来说，杜戈尔赞成使用钝器。船上有一个工具箱，里面放着一把活动扳手和一个大扳钳。以防出错，他们还可以买两把刀。一旦李被打晕了，还可以用刀来对他进行致命一击。

讨论具体让李怎么死给整个计划带来了一种可喜的非现实感。由于过于专注细节，比如刀和扳手等，他们真想做的那件事的轮廓却模糊起来了。在发起进攻的前夜，士兵们是否会在擦枪和研究地图的平淡过程中忘掉死亡的可能性，也包括他们自己的死，杜戈尔不得而知。杜戈尔觉得同样的事他父亲肯定做过几十次。一旦打定了主意，无论起因是什么，设法毁灭某个人的过程本身总会带来一种无法抗拒的动力。

姑且假设这种动力是无法抗拒的吧。况且他们还没碰到那个不可动摇的目标呢。

上午剩下的时间和下午大部分时间是按部就班地度过的，一件事接着一件事。然而杜戈尔发现，自己对这个时间段的记忆是不完整的、乱七八糟的，仿佛整部电影被缩减成几个片段和定格画面。

菲利普开着一辆亮黄色的福特护卫者回到家中，交给他的各项任务都已完成，他浑身散发着一种腼腆的沾沾自喜。当他试图对后半段的工作情况进行一番精准的陈述时，阿曼达打断了他的话。阿曼达向来对财务细节漠不关心，这一点已经臭名昭著。可是普利姆罗斯不知道，于是，他像一个遭到训斥的孩子那样耷拉着嘴角。

一个小时后，大约在两点钟，杜戈尔和阿曼达离开了剑桥。互相道别时，阿曼达在菲利普的脸上啄了一下，这个动作就像她当初剥夺他的自尊时那样迅速地将自尊还给了他。

阿曼达沿着A45公路把车开向伊普斯威奇。一路上，杜戈尔一直在打瞌睡，梦里的内容栩栩如生，且令人不安。其实，除了两个人共同分享的汽车发动机催眠一般的哀号，以及急速流动的空气，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他止不住地点头，偶尔脑袋还会磕在车窗上，很痛。

阿曼达在伊普斯威奇的一条辅路上停下车。她关掉发动机时，杜戈尔猛地醒了过来。他们用半个小时的时间风风火火地逛了几个商店，谁也不清楚到底想要什么。阿曼达原以为杜戈尔会在车里列一张单子，谁知他竟然睡着了。此外，他们也不确定究竟要在船上待多久。他们买了三个厚纸袋，并在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罐头和瓶子。杜戈尔买了一瓶白兰地，他认为遇到紧急情况时，这是最合适的饮品。

路过一家五金店，阿曼达想起来要买刀。他们看上了一把刀片细长，约八英寸的刀。杜戈尔觉得他们也许得签字才能购买，就像购买毒药时一样。这些刀是专为杀人特制的。一个穿着油乎乎的灰色外套，留着一脑袋油乎乎的花白头发的驼背人招呼了他们。听他们说要买商店里最贵的刀，他只是表示了惊讶。他不太适合当售货员。阿曼达语气坚定地说，他们要给一个朋友买结婚礼物，要买最好的。“别说我没警告过你们。”他的回答神秘兮兮。

当他们将籍籍无名的伊普斯威奇郊区抛在身后时，杜戈尔越来越开心，也越发警觉了。他们把车开上A12公路，朝伍德布里奇开去。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当他们右转开上通往阿尔本海姆的B级公路时，夜色急匆匆地将他们包围。路两边的地更加平坦了，却给人一股凄凉之感，气温也似乎降了下来。

“我们这是在哪儿？”阿曼达气呼呼地说。

“迪本河口以南，阿尔本以北的地方。已经不远了。过了这个村庄，到下一个路口再向右转。没有必要从阿尔本海姆城穿过去。”

他们沿着一条乡间小路开了一英里。显然，在设计这条路时，工程师考虑的是坦克或者拖拉机。一路上没有任何来往车辆，同样也没有给两辆车并排行驶的空间。随后，他们到了哈维沙尔庄园的车道入口处。一幢没有屋顶的农舍是这里的标志性建筑。

阿曼达将护卫者缓缓开上车道，又缓慢地沿着不平的路面向前开。“还有半英里就到了。”杜戈尔告诉她。

“该死。”

马尔科姆停靠“莎莉安”的那个河湾也包含在哈维沙尔庄园的地界里。这座房子坚固朴素，带有爱德华时代的风格。自从战后的一把大火将内部全部焚毁，这座房子就一直处于废弃的状态。房子和土地都归阿尔本海姆当地一个成功的建筑商所有，他打算等资金和改建许可到位后，就把这块地改建成一个停泊游艇的船坞。他把那个泊位租给了马尔科姆，与这座房子相连的少许田地则租给了一个住在附近的农夫。

那把火没烧到马厩，马车房的屋顶完整无损。当马尔科姆在船上的时候，他就把汽车停在这里；如果不去“莎莉安”，他就把桨、帆、桨架和各种各样的必需品存放在这里。一条小路穿过两片田地通向河湾。

他们把车停在马车房里。花了令人气愤的十分钟，（你为什么不带手电筒？）他们才把马尔科姆的包裹从椽子上搬下来，把买来的东西收拾在一起，将船上用不到的东西从行李里抽出来。杜戈尔意识到，总的来说，他们收拾的那些东西是为冬天在一个乡下旅馆度周末准备的，在“莎莉安”的这几天用不上。可是，他决定不把这种想法告诉阿曼达。

还得走两段路。杜戈尔扛起马尔科姆的包裹在前面带路。脚下泥泞，他听见阿曼达在轻声地骂街。

到了第二块田地的尽头，他们不得不费力翻越一个梯磴。杜戈尔礼貌地走在前面。当两条腿跨在梯磴两边时，他一眼瞥见了停泊在五十码外的“莎莉安”优雅的轮廓。

他很高兴在天光完全暗淡下去之前就到了。那条船仿佛漂浮在一汪灰色的墨汁里。

阿曼达用胳膊肘推了他一下。“快一点，我都要冻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