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人性观察 道德现象

在任何专制体制下,都必然盛行严酷的道德法庭,其职责便是以道德的名义把人性当作罪恶来审判。事实上,用这样的尺度衡量,每个人都是有罪的,至少都是潜在的罪人。可是,也许正因为如此,道德审判反而更能够激起疯狂的热情。

据我揣摩,人们的心理可能是这样的:一方面,自己想做而不敢做的事,竟然有人做了,于是嫉妒之情便化装成正义的愤怒猛烈喷发了,当然啦,决不能让那个得了便宜的人有好下场;另一方面,倘若自己也做了类似的事,那么,坚决向法庭认同,与罪人划清界线,就成了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仿佛谴责的调门越高,自己就越是安全。

因此,凡道德法庭盛行之处,人与人之间必定充满残酷的斗争,人性必定扭曲,爱必定遭到扼杀。

常常有人举着爱国的尺子评判人,但这把尺子自身也需要受到评判。首先,爱国只是尺子之一,而且是一把较小的尺子。还有比它大的尺子,例如真理、文明、人道。其次,大的尺子管小的尺子,大道理管小道理,惟有从人类真理和世界文明的全局出发,知道本民族的长远和根本利益之所在,方可论爱国。因此,伟大的爱国者往往是本民族历史和现状的深刻批评者。那些手中只有爱国这一把尺子的人,所爱的基本上是某种狭隘的既得利益,这把尺子是专用来打一切可能威胁其私利的人的。

人性比民族性更根本,爱生命比爱国更根本,这是多么简单的道理。真正令人费解的是,某些人的头脑怎么会与这么简单的道理如此格格不入,以至于非要在人性光辉终于闪亮之处高喊民族主义口号不可。

中国人的“比赛精神”集中在有形的名和利上了,而在无形的领域,对于个人内在的优秀,个人能力的生长和心灵的快乐,则非常缺乏“比赛精神”。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功利的“比赛精神”表现在国际舞台上,就是一种浅薄的民族虚荣心,特别在乎表面或次要事情上的名次,诸如体育之类。这是一种低级的“比赛精神”。什么时候我们正视中国在教育、科学、医疗、环保、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落后状况,在这些事情上耻于当最后几名,争取当前几名,我们就有高级的“比赛精神”了。

爱国要有平常心。过去我们在大国心态和弱国心态的双重支配下,自大又自卑,排外又媚外,出尽了洋相,也吃够了苦头。今天仍有相当多的青年,一面高喊过激的爱国口号,一面费尽力气要出国定居,这应该怪不当的引导。做人要自爱自尊,作为民族也如此,而自大和自卑都是自尊的反面。两极相通,狭隘民族主义是很容易变成民族虚无主义的。正是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更应该、也更有条件用全球的、人类的眼光来看中国,更好地辨别中国文化的精华和糟粕,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而建设一个更伟大的中国。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爱国。

两种完全不同的爱国主义:诗意的,自然的,低调的,其实质是对土地和人民的感情;意识形态的,做作的,高调的,其实质是受权力操纵的表演。

判断爱国主义境界高低的标准:有没有普世价值作为其内涵和基础。

我心目中的“中国”概念:一个我们祖祖辈辈繁衍和生长的地方,一个生我养我的地方。无论走到哪里,我的身体里总是流着中国人的血。无论到什么时候,我的子子孙孙的身体里永远流着中国人的血。总之,是民族的概念,血缘的概念,制度会变,意识形态会变,这个东西不会变。

世界上特立独行的人为什么这么少?原因有二。一是懒惰,因为一个人要对自己负责,真正实现自己,成为一个独特的自己,是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的,许多人怕吃苦,怕麻烦,就宁愿放松自己,做一个平庸的人。二是怯懦,因为在一个大家都平庸的环境里,少数人若仍要追求优秀和独特,就会遭到讥笑、嫉妒甚至迫害,于是为了自保而退缩,违心地随大流。

由此可见,是多数人的懒惰导致了少数人的怯懦。相反,如果人人都对自己负责,以优秀为荣,因而也就能够欣赏别人的优秀,这样的环境是最适合于特立独行的人生长的。

群体性的懒惰是阻碍个性发展的最大阻力。在社会中,每个人个性的自由发展意味着竞争,于是,为了自己能偷懒,就嫉恨他人的优秀,宁愿人人都保持在平庸的水平上。

怯懦是懒惰的副产品。首先有多数人的懒惰而不求个人的独特,这多数的力量形成了一条防止个人求优异的警戒线,然后才有了人言可畏的怯懦心灵。

从字面上看,施舍是居高临下的,供奉是卑躬屈膝的,馈赠是平等的。从实质上看,若不是出自爱心,三者皆虚伪,若是出自爱心,其间的界限便消融,施舍、供奉也都是馈赠。

把自己喜欢或需要的东西送人,并且只是出自爱、同情、感恩,绝无图报之心,才是真心诚意的馈赠,也才配叫做馈赠。对于施舍和供奉,这个标准同样适用。在这里,行为和动机都是重要的。在行为上把自己不喜欢或不需要的东西送人,在动机上行善图报或沽名钓誉,就无权称作施舍和供奉,只能称作交易。

当我在一个恶人身上发现一个美德,我就原谅了他的一千件恶行。

当我在一个善人身上发现一个伪善,我决不肯因为他的一千件善行而原谅他的这一个伪善。

我最憎恶的品质,第一是虚伪,第二是庸俗。虚伪是一种冒充高尚的庸俗,因而是自觉的庸俗,我简直要说它是有纲领、成体系的庸俗。单纯的庸俗是消极的,虚伪却是积极的,它富有侵略性。庸俗是小卒,唯有推举虚伪为元帅,才能组成一支剿杀优秀灵魂的正规军队。诚然,也不该低估小卒们的游击战的杀伤力。

猥琐假冒神圣乃是最无耻的亵渎神圣。夜里我不断梦见一个句子——

“子曰他妈的!”

一个行为有两个动机,一个光明,浮在表面;一个晦暗,沉在底里。当它们各居其位时,灵魂风平浪静。有谁想把它们翻一个个儿,灵魂就会涌起惊涛骇浪。

在幸福时,人也会有良心的斗争,但那良心是在脑子里,斗来斗去只是头痛。只有在苦难中,回首往事,良心发现,这时的良心才在心灵中,人才真正感到心痛。

我们的心灵上都罩着各式滤色镜,只允许某些种类的光线透出,遮住了另一些种类的光线。于是,连自己也无法看清自己内心的复杂的丰富的色彩。一切都合理化了,也贫乏化了。然后,滤色镜又对经过它过滤的即被它批准的心灵品质下判断,用道德上的自豪感来平息我们的不安。

当庸俗冒充崇高招摇过市时,崇高便羞于出门,它躲了起来。

除了平庸,一切都可以忍受。然而,我受不了的只是自己的平庸。至于别人的平庸,只要不冒充为高明,我是乐于原谅的。

蒙田说:“对别人的善良的信任,足以证明自己的善良。”的确,恶人是不相信有善良这回事的。在他看来,别人不作恶只是因为没有力量,而有力量仍然不作恶的人都是傻瓜。相反,善良的人往往容易相信别人的善良,并因此低估了恶人存在并且作恶的可能性。

当我享受时,我最受不了身边坐着一个苦行僧,因为他使我觉得我的享受有罪,使享受变成了受苦。

怨恨者的爱是有毒的,吞食这爱的人必呕吐。

有的人的所谓诚实是出卖别人的信任。

无论何处,只要有一个完美无缺的正人君子出现,那里的人们就要遭罪了,因为他必定要用他的完美来折磨和审判你了。这班善人,也许你真的说不出他有什么明显的缺点,尽管除了他的道德以外,你也说不出他有什么像样的优点。

相反,一个真实的人,一种独特的个性,必有突出的优点和缺点,袒露在人们面前,并不加道德的伪饰,而这也正是他的道德。

恶德也需要实践。初次做坏事会感到内心不安,做多了,便习惯成自然了,而且不觉其坏。

人是会由蠢而坏的。傻瓜被惹怒,跳得比聪明人更高。有智力缺陷者常常是一种犯罪人格。

有钱的穷人不是富人。有权的庸人不是伟人。有学识的笨人不是聪明人。有声誉的坏人不是好人。

阴暗的角落里没有罪恶,只有疾病。罪恶也有它的骄傲。

专制国家把病人当罪人,民主国家把罪人当病人。后者的高明之处是不以法官自居,但它毕竟是以医生自居,并且常常忘掉一个常识:医生也会生病的。

同样的缺陷,发生在一些人身上,我们把它看作疾病,发生在另一些人身上,我们把它看作罪恶。我们有时用医生的眼光看人,有时用道德家的眼光看人。

医生把罪犯看作病人,道德家把病人看作罪犯。在医生眼里,人人都有病。在道德家眼里,人人都有罪。医生治国,罪犯猖獗。道德家治国,病人遭殃。

人生中的有些错误也许是不应当去纠正的,一纠正便犯了新的、也许更严重的错误。

当我们被人诬蔑,加以莫须有的罪名时,我们愤怒了。当我们被人击中要害,指出确实有的污点时,我们更加愤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