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规范化的前提是学术独立，真正的学术规则是在学术独立的传统中自发形成的，是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们之间的约定俗成。在学术具有独立地位的国家和时代，或者在坚持学术的独立品格的学者群体中，必定有这样的学术规则在发生着作用。相反，如果上述两种情况都不存在，则无论人为地制定多少规则，都不会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规则。

学术独立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尊重学术的独立地位，二是坚持学术的独立品格。前者关涉国家的体制，后者关涉学者的自律。这两个方面有联系，但可以相对分开。即使在学术没有独立地位的情况下，有良知的学者仍可坚持学术的独立品格。

学术的独立，关键是精神价值对于功利价值的独立，把精神价值自身当作目的，而非获取任何功利价值的手段，不管是国家利益的大功利，还是个人利益的小功利。

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学术既是个人的精神家园，又是他对于社会负有的精神使命，二者的统一是他的特殊幸运。学者当然应该担负社会责任，但他的社会使命也必是精神性质的，不是在当下事务中做风云人物，而是立足于人类的基本精神价值，关注和阐明关涉社会发展之全局的重大理论问题。

做学问是最起哄不得的事情，必须耐得寂寞，才能做得下去。做学问也是最勉强不得的事情，必须有真兴趣，才能做出成绩来。文化和学术是社会的财富，但具体的文化创造和学术研究过程却是非常个人化的，一切精神杰作都是个人在寂寞中独立劳作的产物。世上任何时候总是有真正爱文化的人，他之从事文化乃是性情所驱，不得不然。所以，不管市声如何喧嚣，人心如何浮躁，他仍能心静如恒。

人们常说，做学问要耐得寂寞，这当然不错，耐不得寂寞的人肯定与学问无缘。可是，倘若一件事本身不能使人感到愉快，所谓耐得寂寞就或者是荒唐的，或者只能用外部因素的逼迫来解释了。一个真爱学问的人其实不只是耐得寂寞，毋宁说这种寂寞是他的自觉选择，是他的正常生存状态，他在其中自得其乐，获得最大的心灵满足，你拿世上无论何种热闹去换他的寂寞，他还不肯换给你呢。

在学养和识见之间，我本人更加看重识见，因为我相信识见是学养的灵魂，有识见，学养才是活的。

是否拥有心智生活与职业无关。事实上，大学和研究机关里许多人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心智生活，只是在做死学问，或谋生谋利。职业化的弊病是：精神活动往往蜕变为功利活动；行业规矩束缚了真才之人的自由发展。所以，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精神探索者宁愿从事一种普通职业，而只在业余时间从事精神探索。

一个真诚的人生探索者可能会走错路，但他对待人生的态度在总体上是正确的。一个只在书本里讨生活的学者也许不犯错误，但他对待人生的态度本身就是最大的错误。

我所理解的学术：

1，学术性：新材料，即发现某种被忽视和遗忘的有价值的实物或文献的证据，足以证明一个假说或推翻一个定论。

2，思想性：新观点，即提出某种看问题的全新的角度，以之对已有的材料重新作出解释，这种解释胜于原有的解释，至少是富于启发性的。

当今大多数的所谓学术，两者皆无，材料和观点都是旧的，只是在笨拙地或机敏地重复前人。所谓的新观点只是：暂时被遗忘的旧观点（冷门）；流行的观点（热门）。

从事人文研究是可以有不同的方式的。比如说，其一，学者的方式，严格地做学问，讲究规范和方法，注重材料的发现、整理和解释；其二，才子的方式，潇洒地玩学问，讲究趣味和风格，用文字展露机智和才情；其三，思想者的方式，通过学问求真理或信仰，注重精神上的关切。我的感觉是，学者的方式可信，才子的方式可爱，思想者的方式可敬。这三种方式，我们在以往学者中都可以找到其代表人物，而我眼中最好的学者则兼具三者，我对他们是既信服，又喜爱，同时还尊敬的。

当然，我绝非这样的最好的学者，但我愿意学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精神是什么？就是智、情、魂兼修，把真、美、善打通，努力做一个头脑认真、情感丰富、灵魂高贵的人。人的天赋有高低，而这个目标都是可以追求的。说到底，做学问也是在做人，与做人脱节的学问为我所不取。

有一些人很看重学术界同行对他们的评价，以及他们自己在学术界的地位，这一考虑在他们的课题选择和工作计划中发生着很重要的作用。我无意责备他们，但是，我的坐标与他们不同。我从来不面向学术界，尤其是当今这个极端功利的可怜的中国学术界。我不会离开自己的精神探索的轨道去从事琐细的或者时髦的学术研究。我所面对的是我的灵魂中的问题，并带着这些问题去面对人类精神探索的历史，从这一历史中寻找解决我的问题的启示。我不过是出自自己的本性而不得不走在人类精神探索的基本道路上而已，我既然不关心我在这个历史上能否占一席之地，那么，就更不会去关心在当今可怜的学术界占据什么位置了。这便是我的谦虚和骄傲。

真正的学术研究应是一种以问题为核心的系统研究，具体地说，便是进入到所研究对象的问题思路之中去，弄清楚他思考的基本问题是什么，他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他的解决方案的形成过程，是否还留有未解决的疑点或难点，同一问题在思想史上和当代思想界的提出及不同解决方案之间的比较，等等。毫无疑问，要完成这样的研究工作，必须兼具思想的洞见和学术的功底，二者不可缺一。

当我们围绕某一个主题读书和写作时，我们便称之为学术。我们的主题越是固定不变，以至于不再读与这个主题无关的书和不再写与这个主题无关的文章，我们就越是纯粹的学者。

世上有多少学术性的质疑是有道理而无价值的啊。

我愈来愈不信任哲学和文学中的所谓客观研究，我也愈来愈厌烦那种面面俱到、四平八稳的评述文章。你喜欢谁，你就去研究谁好了。你在哪些方面与他发生强烈的共鸣或抗争，你就去写那些方面好了。至于其他的人和方面，只要真正有价值，自会有相宜的人对之发生共鸣和抗争，由他们来研究和写作总比由你来研究和写作更合适。在思想史领域中，如果我们的作者都去写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思想家，并且仅限于写自己真正有感受的侧面，如此产生的成果放到一起，要比人人都写面面俱到的评介文章更能反映思想史和思想家的真实面貌，“主观”的方式达到了更“客观”的效果。

从前的译家潜心于翻译某一个作家的作品，往往是出于真正的喜爱乃至偏爱，以至于终生玩味之，不但领会其神韵，而且浸染其语言风格，所以能最大限度地提供汉语的对应物。傅雷有妙论：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钱锺书谈到翻译的“化”境时引述了一句话，与傅雷所言有异曲同工之妙：好的译作仿佛是原著的投胎转世。我想，之所以能够达于这个境界，正是因为喜爱，在喜爱的阅读中被潜移默化，结果原作者的魂好像真的投胎到这个译者身上，不由自主地说起中文来了。这样产生的译著成功地把世界名著转换成了我们民族的精神财富，于是能够融入我们的文化进程，世代流传下去。名译之为名译，此之谓也。在今天这个浮躁的时代，这样的译家是越来越稀少了。

这是我多年前写下的一则感想——

留在国内的人开始鼓吹纯学术了，似乎一切都可以被剥夺，唯有学术剥夺不了，于是学术就变得纯而又纯了。据说跑到国外的人已经在鼓吹流亡文化，似乎一切都带不走，惟独带走了文化，于是文化便和他们一起踏上了流亡之途。守着学术坚持，或者担着文化流浪，大约都能使人体会到一种使命感。可惜的是，我的学术永远纯不了，你的文化永远有个家，谁本来有什么就仍旧有什么。卧薪尝胆的纯学术和义愤填膺的流亡文化好像都很有悲剧色彩，但我担心有一天我们将不得不观看两者吵架的闹剧。

有一些人的所谓做学问，不过是到处探听消息，比如国外某个权威说了什么话、发表了什么文章之类。我不否认了解最新学术动态的用处，但是，如果把主要精力放在这里，那就只是扮演了一个学术界的新闻记者的角色而已。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你也许会听到各种芜杂的消息，却无法讨论任何一个问题。

我不怀疑今天的学术界仍有认真的研究者，但更多的却只是凭着新闻记者式的嗅觉和喉咙，用以代替学者的眼光和头脑，正是他们的起哄把任何学术问题都变成了热门话题，亦即变成了过眼烟云的新闻。

当今学界的根本问题是官场化，并且带进了当今官场的一切腐败现象。问题的症结在于行政化的学术领导和管理体制。在学术密集之地的大学，教育行政部门决定一切，包括校长的任命、教材的编定、经费的分配等。

在这种体制下，决定一个学者的地位和待遇的评定机制基本上是非学术的，起首要作用的是权力、人际关系等官场因素，辅以同样非学术的工作量指标。

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学府不像学府，研究机构不像研究机构，学者不像学者，权力与学术严重错位，学术气氛淡薄。在许多人心目中，最佳选择是做官，其次是成为官的亲信，最倒霉的是与行政权力搞不好关系。人们纷纷把精力放在拉关系、立项目、弄钱上。

行政权力支配学术的必然结果是劣胜优汰。那些专心于学术的学者，因为不愿逢迎和钻营，往往遭到不同程度的排斥，成为现行学术体制的边缘人，有的人被迫地或自愿地脱离了这个体制。

现在中国有学术界吗？在现行体制内，在所有这些职称、博导、突出贡献、学科带头人、重点课题、优秀成果、奖金、基金的评定和分配中，岂非只有一个腐败的官场，何尝有什么学术界？

中国学界只有政派，没有学派，学术之缺乏独立品格由此可见一斑。

今日混迹学界的人多矣，但真学者甚少。我说的真学者，第一是真爱学问，第二是真做学问，第三便是因此而真有学问。常见的情况与此相反，大致有两类。有一些人俨然学界的大名人大忙人，挂着各种学术头衔，不停地举办或参加各种学术名目的活动，却永远坐不下来认真做一点学问。还有一些人仅仅因为职业的需要而在做着学问，但心里并不喜欢，学问只是谋取职业利益例如职称、津贴、课题经费的手段。

真正的学术，决非一时一地之物，而必具有恒久性和世界性。把玩国故，不拘于考据、训诂，能通宇宙之至妙，人生之精髓，启迪天下人心扉。治理西学，不限于述评、比较，能体悟和理解，与宗师大家交流。真正的学术是一种对话，不仅与国人、今人对话，而且与洋人、后人对话，这才是走向世界和未来之真义。创新而不靠移花接木，搬弄新术语，首先要在学术上有根，然后才能开出自己的花朵。

有一种人，善于接近名人而不善于接近思想，其从事哲学的方式是结交哲学界名流，成果便是一串显赫的名字。我不禁想：就算这些名人并非徒有其名，他们的哲学难道和伤寒一样也会传染吗？

牛顿说自己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人，这话说得既自豪又谦虚，他以这种方式表达了一位巨人对于被自己超过了的前辈的尊敬。

倘若这话从一个寄生在巨人身上的侏儒口中说出，就只能令人啼笑皆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