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初冬，第一次访问北陆地方历史文化名城金泽，目的之一，是参观铃木大拙纪念馆。午后2时，到了本多盯。又按图索骥，找到了三丁目。但见一座丘陵脚下，有片低矮的建筑群，清一色的银灰色钢混结构，风格很现代，背倚满目苍翠的山坡，十分打眼，这就是铃木大拙纪念馆。建筑的周围，是一泓池水，即著名的漂浮在“水镜之庭”上的“思索空间”了。视线越过“水镜之庭”，是古树参天的山麓。时值11月底，银杏叶尚未落尽，枫叶如丹，浓绿的背景中点缀着金黄和枫红，整个一幅印象主义水彩画。可遗憾的是，因连日冬雨，导致山路苔藓茂生，恐游客发生意外，从前一天起，闭馆三日。惜乎笔者此行在金泽只能逗留一日，只好在纪念馆周围试着“觉悟”一下“禅境”，便与大拙匆匆别过了。

此地正是铃木大拙的生诞之地。1870年11月11日，铃木大拙出生于石川县金泽市本多盯的一个医生家庭，原名铃木贞太郎，大拙为其居士号。这位被思想家梅原猛称为“现代日本最大的佛教者”的哲学家，学贯东西，一生致力于禅学研究及日本禅文化的海外推介，同时用日文和英文写作，著述等身，约百种著作中的23种为英文著作。这本《铃木大拙说禅》，集大拙禅学之精粹，在西方学界有广泛而持久的影响。今天通行于西方的“Zen”正是源自大拙对日文“禅”的迻译。1940年，该书中部分内容的日文版由岩波书店出版。至2004年，已再版71次，说家喻户晓并不为过。

大拙说禅，并不是谈禅宗史，而是谈禅的性格——禅是什么，禅不是什么，禅的方法和路径——禅如何看世界，如何思考，以及禅的目的和意义。常言道“知易行难”，可就禅而言，知本身就不易。因为说到底，禅是一种洞彻的智慧，能真正做到“知”，便相当程度上接近了禅的本质。而禅的本质，在于抵达和把握世界的存在，即所谓“真实在”：“禅给予我们看透世界的眼睛。禅的范围遍及三千大千世界的宇宙，而且要超越它。”为此，大拙从学术上廓清了几个世纪以来氤氲于“禅”的概念之上的重重云霾，极大缩短了我们与之“链接”的距离，譬如谈禅宗与东西方宗教的异同、与审美的关系，等等。

禅宗最初舶来中国时，是作为佛教的附着物。公元6世纪，从南印度到中国来的菩提达摩被认为是禅的始祖，而达摩无非是佛教的一派，其教义也与大乘佛教的一般教义无甚区别。但在中国传布过程中，融入了许多程式和基于民族文化心理的要素，用大拙的话说：“禅是中国的实际精神和充满高远思索的印度形而上学的牢固焊接。”中国禅宗从唐到宋，有很大的发展，至明已呈强弩之末。镰仓时代，中国禅宗再渡扶桑。室盯时代，在幕府的庇护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形成生机勃勃的日本禅宗。明治维新以后，开始走向世界，成为西方现代思潮中的一股涓涓细流，对现代艺术的影响虽不是暴雨滂沱式的，但润物无声，始终不绝。

客观地说，禅宗之有今天走向世界的前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进入日本后的发展。日本宗教学者铃木范久认为：“禅佛教思想，特别是其‘一如’的思想，对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致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在不断地面临生死危机的武家社会中，‘生死一如’、‘剑禅一如’的思想受到欢迎。在这一思想的传承过程中，最终产生了‘绝对矛盾的自己统一’的西田几多郎之哲学。”

传入日本的禅有三支：一是临济禅，因坐禅时伴之以公案，又称“公案禅”，由荣西和尚于1191年传入。荣西曾在中国学习南宗禅，著有《吃茶养生记》一书，并从宋土带回了坐禅时的饮品——茶。他带回的茶种，分别引种于三个地方，其中一处是京都附近的宇治，至今仍是日本出产上品茶的产地。第二支是曹洞禅，由禅僧道元于1227年传入。道元以越前（今福井县）永平寺为修行之地，以“只管打坐”（Shikantaza）为要诀，一心修行，故亦称“默照禅”。道元主张通过坐禅回归释迦，提倡“见性”（Kenshou），赋予坐禅以日常生活的实践性（所谓“风性常住，无处不在”），成为镰仓佛教的重要代表人物，从而为后世禅宗的发展开辟了革命性的道路。第三支为中国福建书僧隐元和尚于1654年传入的黄檗宗，传入最晚，但比其他宗派更富于中国禅学的“原汁原味”。

大拙写道：“当人们问一个禅匠：‘禅是什么？’他当即回答：‘平常心。’何等的简明而又切中要害！禅与所有的宗派品质没有交涉。……禅是大海，禅是大气，禅是山岳，禅是雷鸣、闪电，是春天开放的花朵，夏日的炎热，冬天的雪。不，禅是这以上的东西，禅就是人。禅不拘于在长久的历史中积淀的形式上的行为、因袭和其他的附加物，它在中心事实中生机勃勃的生存着。”至此，大拙已然道尽了禅的性格——禅“无处不在”，是一种“人间精神”，且超越任何形式之上，“随心所欲”；禅修的目的，“是使灵眼洞开，洞察存在之理由本身”。

舶来的禅宗之所以能在日本发扬光大，除了上述武家社会中武士们的信仰诉求外，另一个重要的生长动力无疑是艺术。或者说，禅与日本艺术，尤其是中世以降的文化艺术构成了某种“共生”结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于这一层，大拙著作中有相当详尽的展开，诸如禅与茶道、美术、建筑、剑道、俳句的关系，等等。尤其是茶道，对日本艺术文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和全方位的。思想家冈仓天心在传世名著《茶之书》中写道：“我们所有的茶道大师都是禅的弟子，并且力图把禅宗的精神渗透到实际生活中。因此，茶室像茶道仪式中所有的设施一样，表现了许多禅的教义。”“我们的许多纺织品是以设计它们的色泽和图案的茶人的名字而命名的。确实，难以找到一个艺术领域而没有留下茶人天才印迹的。在绘画和漆器领域列举他们所作出的贡献显得多余。”日本最辉煌的画派之一琳派就是由茶人本阿弥光悦开创的。现代设计大师田中一光说：“我尽量跟琳派保持距离，只敢从远处眺望，因为我怕有被琳派的这种伟大的生命力吞没的危险。”在传统东洋美术和建筑中，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不对称性，甚至视不对称性为最高的美。佛教寺院的建筑设计，便大胆贯彻了这种美的法则：“虽然山门、法堂、佛殿等主要建筑物是建在一条直线上，但次要的、从属的，有时甚至是很重要的建筑物，不是作为主线的两翼排列的，后者往往是适应地势的特征，不规则地分散建成。”可以说，正是这种艺术语言，赋予了日本禅学以不朽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乃至明治维新后，开始溢出国界，向世界辐射，其影响力至今不衰。

《铃木大拙说禅》作为大拙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西方世界赫赫有名，但长期以来却屏蔽于中国学界之外，不能不说是一桩憾事。感谢旅日学人张石先生的劳作，让大陆读者终于有机会一窥大拙禅学的堂奥。张译非常精湛，一些笔者原以为根本无法传达的、日文特有的微妙表现，均得到了极精妙的迻译，令人会心、感佩。对学界来说，诚可谓功莫大焉，善莫大焉。唯感遗憾的是，此书来得太晚了！据我所知，张石先生早在1988年便完成了翻译，并得到了版权所有者的出版认可。但碍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出版社迟迟无从落实。单在笔者的电脑中，书稿便“睡”了整整四年之久。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慧眼识珠，了却了笔者的一桩心愿。

是为序。

刘柠

于京城望京西园

2013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