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八 事业

什么是事业?表面看,没有什么问题。如刘、项起兵反秦,人人都承认是在干一番大事业。可是进一步问,一些小卒,随着南征北战,也许未捷身先死,从而有劳而未得受禄,算不算,问题就来了。推想刘邦会说算,因为一人成佛,鸡犬升天;可是那位小卒就未必同意,因为他并未升天,现代的情况也是这样,各种机遇限定某一个人必须一辈子当孩子王,到两鬓斑白的时候,真是桃李满天下,开什么大会,写什么文件,都说他或她的教学是大事业;问题在于本人,清夜自思,算浮生之帐,也相信这是大事业吗?推想是未必。可见所谓事业,要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主观的和社会的:主观是自己觉得确是值得干一场;社会呢,是有了或大或小的功和名。两个条件都嫌模胡,需要进一步分析。

重要的是社会方面的条件,因为自己觉得如何如何,常常是传统加时风,形成流行看法的结果。流行看法有对不对,或全对不全对的问题。为了简化头绪以及有说服力,以下想偏重说可适用于多时代的“理”,就是说,概括地看,所谓事业或大事业,究竟要具备哪些条件。

《左传》有只不朽的说法,说是立德、或立功,或立言,就可以流芳千古。参照这种说法,我们可以推想,所谓事业或大事业,通常要具备以一下几个条件。

其一是在某一方面有超过一般的造诣。只是超过一般,不是超过一切。一般可以有两种意义:如行业与行业比,大学教授不是一般,售货员是一般;又如同一行收有很多人,其中有的人各方面都占上风,不是一般,都平常,是一般。这样,不管什么行亚,只要自己有兴趣.肯干,就都可以看作事业。当然,我们也要承认,造诣与造诣比,还会有高下之别。高下由两种比较来。一种是在同一行业中比较,如米芾和米友仁父子,都擅长书法,可是父更高。另一种是在不同行业中比较,如写书,司马迁《史记》很高,说书,柳敬亭也很高,两者相比,我们总当承认,还是司马迁的写书更高,因为终是更难。这样理解一般,理解造诣,就为通常所谓有事业心的人留有活动余地,是可以力争上游,不得已而取其次,也未尝不可。

其二是要有功于社会。造诣超过一般,也可能无功于社会。最典型的例是偷盗,旧传,今传,都有技能超群的,可是难得算作事业,因为不利于社会。又如李笠翁在《闲情偶寄》 中说,他设计新型马桶,比旧的合用,不敢外传,怕人称为笠翁马桶,这样,是造诣不能为社会所用,也就不能算作事业。在这里,为社会所用是个条件,造诣超过一般仍然是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因为任何正当的工作都会有功于社会,如果贡献平平,甚至在中人以下,那就不宜于称为事业。这样,我们就无妨用数学的方式表明,所谓事业,其成果对社会的贡献,总要比人均贡献的数字高一些。而说起这高,自然也会有程度之差。以科技为例,发明火柴,功绩不小,不过与发明电相比,就不可同日而语了。这会引来一个问题,仍以发明创造为例,如发明纸烟,至少是无利.甚至毒品,有大害,能不能算作事业?本诸取法乎上的原则,专由律己方面考虑,最好还是不把这类活动看作事业。

其三是会得浮世之名。这所谓浮世之名,是指某数量的不相识的人也知道,而且总是带有某种程度的称许之意。名有大小。小是在小范围内流行,如泥人张、风筝刘,天桥八大怪之类。大是在大范围内流行。这所谓大范围,有地域广和时间长二义:如孙中山,全世界都知道,是地域广;伯夷、叔齐,商周之际的人,至少是读本国史的人都知道,是时间长。有不少人的大名还既地域广又时间长,如中国的孔子和希腊的苏格拉底就是这样。名流传于大范围,一般要靠文字记载,所以能立言就占了上风,远如司马迁,近如鲁迅就是这样。自己未立言,也可以借他人之言流传,如《史记》中许多人物就是这样。扣紧事业说,名大小,总是与事业成就的大小,表现为影响的大小,有因果关系。由这个角度看,在政场上活动的人就容易占上风。以秦始皂为例,他有权强迫小民去修长城,甚至焚书坑儒,影响大,所以名就能在大范围内流行。说到这里,我们会想到一个问题,是过去有流芳千古和遗臭万年的说法,遗臭万年的活动,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事业叫?所以还要补充一个条件。

其四是要符合德的要求。何谓德?为省事,可以借用孔子的话,说德就是仁。孔子说,仁者“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用现在的话说,是干什么,要不只对自己有利,还要对别人有利,或再放大一些说.要对社会有利。历史上.有不少人是干坏事出了名的,如唐朝的周兴、来俊臣,明朝的刘瑾、魏忠贤,等等,就是这样。他们干尽厂坏事,是因为最高的统治者给了他们胡来之权;没有权,干坏事,影响不会太大。由这个角度看,我们甚至可以说,上溯几千年,有治人之权的名人,其所以能得名,绝大部分是由于多做了坏事,现代也一样,如希特勒,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也是因为干尽了坏事。这里的问题是,干坏事,也能得浮世之名,能不能算作事业?两种处理办法。一种,把事业分作两类,好事业和坏事业,说魏忠贤、希特勒等之所为是坏事业。另一种,说事业都是好的,凡不利于社会的活动都不能算作事业。为了鼓励向善,扼止向恶,我看是以后一种办法为好;还有方便之处,是可以笼而统之地说,人生于世,只要不夭折,都应该有事业心,以求就自己说,有成就,就社会说,有贡献,并终于能得或大或小的浮世之名。

有哲学癖的人会提出疑问,这有什么值得珍视的价值吗?人各有见;对于生活态度,更是人各有见。有少数人是持否定态度的。还有程度之差。一种程度浅,是所谓隐逸,逃名。时代早的,有传说的巢父、许由之流。到庄子就兼有成系统的理论,是与其登上庙堂,宁曳尾于途中。佛家博大,好处是多容纳,也就带来难点,是抓不住;但如寒山、拾得,纵有丰干饶舌,也还是逃了。像这样不要名,事业心也就没有,至少是微乎其微了吧?还有程度深的,《列子?杨朱》篇的一段话可为代表,那是:“然而万物齐生齐死,齐贤齐愚,齐贵齐贱。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这是一切都无所谓,事业与不事业,当然也就不值得挂心了。对于这样的否定态度,我们要怎样看待?再说一遍,至少是理论上,对于生活态度,尤其是言之成理的,对错是颇难说的。所以,就是站在常人的立场,我们也宜于采取宽容的态度,那是,即使碍难信从而并不说那样就绝不可行。但宽容的另一面还有碍难信从,我们也应该坚持,并且言之成理。这理可以浅,是我们是常人,对于那种超常的理想和行为,纵使高山仰止,却难于做到;或者说,我们只能走常道,饮食男女,建功立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理还可以深,仅以庄子为例,就是在曳尾于途中的时候,他井说了“宁曳尾于途中”的有关人生之道的系统理论,说到事业,还有什么比这更大呢?用这个观点看,如段干木、老莱子之流,躲开政治隐居,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可以说同样是干了大事业。

这样,下降到我们常人,就可以少问什么究极价值,而依常道处理常态生活。常道也很复杂,表现为各种生活态度和生活形态。还是就常情说,不同的生活态度和生活形态可以分高下,扣紧本题说,事业方面有成就是高,无成就是下。当然,我们应该力争上游,求在事业方面有成就。求,实现要靠真去做;做,要注意以下几点。

其一是要有志。这是在自己的人生之道里,把事业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上,历史上有些人,如班超投笔从戎,祖逖闻鸡起舞就是这样。有不少人相反,或根本不想这类事,或过于自馁,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成,无志,事业有成的机会也就很少了。自然,有志也未必能竟成,但总会比无志多有成功的机会,所以作为第一步,不可放松。

其二是事业,经常未必能与职业一致,那就应该在业余,选定目标,锲而不舍。如碰巧能与职业一致,如旧时代,玄奘的译佛经,现代有所谓专业作家,事业与生计合拢,当然就更好,不能合拢,要多费些力,如果有事业心,也不会感到负担重,苦恼。

其三,事业的成就,有轻重之别,轻重表现在多方面,其中之一是,轻的,火热一时,重的,真就流芳千古。而偏偏,火热一时的最有吸引力,眼皮子薄的人容易为表面现象所迷,于是趋之若鹜。这可能费力也不小,通常是时过境迁,就与草木同腐。所以有事业心,还要能衡量事业的轻重,坚决取重而舍轻。

其四是也要知道,世间人很多,事业方面有成就的终归是少数.这原因有社会方面的,很多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目不识丁,求事业方面有成就显然就大难。但即使机会和条件都具备,造诣超过一般也只是可能,而并非必然。这样,如果有志而不能竟成,怎么办?我想,可行之道应该是:尽人力,成固然好,不成则等于取法乎上而仅得乎中,仍可与常人为伍,安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