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暴力干掉了道德

很少有人会象卡斯特利奥那样猛烈地攻击过一个精神上的暴君；很少有人会有卡斯特利奥在《答加尔文书》所表现的那种狂怒。人们从它的绝对的真实和明晰中可以想象得到，《答书》能教育那些最冷漠的人们：如果他们不立即起来反抗日内瓦的镇压，在新教统治下的思想自由、欧洲思想家们的自由就会丧失殆尽。根据一切可能性来判断，在卡斯特利奥对审判并处塞维特斯以火刑一事进行了无懈可击的论证之后，全体西方世界善于思考的人们都会赞同他的判断。在这样一个案件中，一个敌手被如此可怕的攻击所打倒，而且肯定将会永远被压倒。但卡斯特利奥的宣言在结束加尔文不妥协的正统观点方面，却是不会失败的。

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这令人眼花缭乱的攻击，这光彩夺目的要求宽容的呼吁，看来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原因是最简单最残酷不过了：因为卡斯特利奥的《答加尔文书》在当时被禁止付印。在加尔文的唆使下，这本书在向欧洲的良心发出呼吁之前，就被审查制度扼杀了。

在最黑暗的时刻（其时手抄本已经通过作者在巴塞尔的好友在民间流传），日内瓦的当权者通过他们谍报人员的探查，知道卡斯特利奥将出的书对他们的权威是危险的挑战。他们立即予以打击，凶猛的打击。在这样的情况下，可怕的是：一个占有压倒优势的国家组织对付孤立的个人。加尔文只因为塞维特斯在教义上与他观点不同，就残暴地把塞维特斯活活烧死。他多亏了片面的审查制度的帮助，才能使他的残暴行径不受到干涉。卡斯特利奥想以人道名义提出抗议，却拒不被受理。事实上，巴塞尔市行政当局没有理由禁止一个自由市民——他还是大学里的一位教授呢——打笔墨官司。但加尔文是一个老奸巨滑的策士，他巧妙地隐在幕后提线，通过外交渠道进行反击。一个正式的抗议出笼了（不是以加尔文的名义而是由日内瓦市出面），反对卡斯特利奥对“教义”的攻击。其结果是巴塞尔市行政会和巴塞尔大学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选择：或者是禁止一个自由作家的事业，或者是为维护这一事业而去反对一个强大的联邦。事情几乎总是这样：强权压倒了正义，权力胜过了道德。巴塞尔市精明的参议员们认为与其碰得头破血流，还不如牺牲一个人。因此，他们下令禁止任何非严格正统的著作出版。这一法令使卡斯特利奥无法出版他的《答加尔文书》，使加尔文高兴地叫嚷：“背着人叫的狗不咬人，可不用害怕”。

正象炽热的柴火消灭了塞维特斯的声音，现在卡斯特利奥的声音被审查制度消灭了。恐怖再次维护了“权威”。卡斯特利奥被缴械，他不能再写作了。不，更糟的是，他被剥夺了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他那胜利的敌手以加倍的愤怒予以回击，却不允许他还手。几乎过了一个世纪，《答加尔文书》才得以出版。卡斯特利奥在这本小册子里以预言式的口气说：“为什么你把己所不欲的施诸于人呢？我们争论的是宗教事务，然而，你为什么要压制你对手的言论自由呢？”

面对恐怖政治而无处申诉。在沮丧和无可奈何之中，卡斯特利奥不得不屈服。在那武力压制理智的时代，被压迫者聊以自慰的是对胜利者的征服表示无限的蔑视。“你们的言词和你们的武器，只不过是从过去的专制统治那里捡来的破烂货。它们只能给你一个暂时的统治，但决非是精神上的。这一统治的基础是高压而不是对上帝的爱。我不羡慕你们的权力和你们的武器。我有其他的权力和武器——坚定纯正的信念：坚信上帝会帮助我，赐予我恩典。即使在一段时期里，真理被当时眼花缭乱的‘公正’所压倒，但没有人能够永远压倒真理。让我们不要对那杀害基督的尘世审判注意吧，让我无视那些只使暴力事业胜利的法令吧。上帝的天国决不在这世界上。”

恐怖再次占了上风。每况愈下，加尔文的世俗权力因他的罪恶而确实加强了。在历史的编年上，要寻找故事里诗一般的公正是徒劳的。我们不得不适应这一现实：历史乃是万神殿的反映，它的活动既非道德又非不道德。它既不惩恶又不报善。因为它不是根据正义而是根据力量。它总是把胜利分配给有权势者，任其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一般说来，在世俗事务上它总是替为非作歹者撑腰。

加尔文虽然被人攻击为冷酷无情，但他很明白只有一件事能救他，那就是更无情地使用武力。在历史上我们一再发现规律的运用：无论谁诉诸武力一定得干到底；无论谁建立了一个恐怖统治一定得无所不用其极。无论是在审判塞维特斯时或是以后，对加尔文反抗只会使他更加坚信，作为握有全权的统治者，残暴地镇压、无休止地恫吓敌手、无情地扑灭任何反抗，是巩固极权主义权力的唯一方法。从一开始，加尔文就热中于控制共和主义少数派的投票而使日内瓦市行政会陷于瘫痪。在该团体逐次开会席位中，那些在物质上和道义上都依靠加尔文的来自法国避难的新教教徒，都被批准给予日内瓦公民权，从而有投票权。于是市行政会就按照加尔文的意见行事。他的信徒塞满了公职的位置。共和派的影响逐渐被暗中破坏掉。虽然，老派的日内瓦爱国人士，即那些曾经为日内瓦的自由流过血的民主派人，很快就觉察到那些外国人是有组织地推荐上的，但他们的不安为时已晚了。他们秘密集会讨论，怎样从清教徒的控制下挽救那残存的最后的一点独立。公众的情绪越来越紧张。本地人和外来移民之间频繁在街头吵架。虽然造成的伤害并不严重，只有两人被石子击伤。

加尔文可只等待有一个借口。他现在能够进行一次蓄谋已久的政变了。这些小口角被扩大为一个“可怕的阴谋”，据说“只是由于上帝的恩惠”它才得以挫败。独裁者的镇压一次接一次。共和派的头头被逮捕（其实他们跟闹事全然无关）、被逼供、直到独裁者取得了他所需的证据。“证据”表明，他的反对派正计划一次大屠杀，加尔文和他的支持者们将被杀害，而外国军队将进入该城。这一所谓阴谋的“坦白交待书”是用残暴的酷刑逼供取得的。“通敌、既已“证实”，刽子手就可以动手了，所有（即使在极细微的事上）反对加尔文的人都要被处死。只有那些逃出日内瓦的人才能幸免。当“正义”完成时，全城留下的唯一政党是加尔文的私党。

清洗了日内瓦的持不同政见者之后，加尔文该高枕无忧因而宽宏大量了吧。但是自从修昔的底斯、色诺芬、波卢塔克以来，所有历史和传记的读者们都知道，胜利的政治寡头们势必更加严酷。专制暴君永恒的悲剧在于：他们必须继续不断地吓唬有独立思想的人们，甚至在敌手已被解除武装和剥夺了言论之后也如此。如果一个被压垮了的敌手一声不吭，但仍拒绝厕身于暴君的佞幸和奴才之列，那么，此人的继续存在就成为一个烦恼的来源。现在加尔文已除掉了他所有的政敌，只剩下了一个人。那神权执行者的仇恨，就激化集中于这一人。这人就是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

但是要对卡斯特利奥发动一次有效的猛攻也非易事。除非引诱他打破那谨慎的沉默而开口。卡斯特利奥厌倦公开争吵。伊拉兹马斯型的人道主义者很少是持久的斗士。党徒们不断地围猎叛教者，他们的惯伎对人道主义者来说，不过是不齿于学者的卑鄙行为。在表明了真理之后，人道主义者认为再反复表示抗议就是多余的了。他们很少是宣传家。在塞维特斯案件中，卡斯特利奥已畅所欲言。他尽其可能地为纪念那西班牙的烈士辩护，他对用暴力压制道德的谴责比同时代的其他人更为有力。但是时机对他不利，他肯定看到暴力仍将无限期地掌权。因此他决定等待，直到在得到较有利的赞助时，重新开展宽容和不宽容之间的斗争。他虽失望但百折不回，于是又回到学术研究上去。巴塞尔大学最后任命他为教授，他几乎完成了他认为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将《圣经》翻译成拉丁文和法文。在一五五五年和一五五六年，他没有撰写过论战文章。

但加尔文和日内瓦人从谍报人员那里探得，卡斯特利奥在大学里，在亲近的朋友圈子中，继续散播人道主义的观点。虽然他的双手被束缚住了，他仍能自由发言。那些主张不宽容的“十字军”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学生接受了他反对宿命论教义的无可辩驳的论证。“十字军”们不禁恼怒万分。大凡一个人只要在道德上占优势，就能发挥力量和影响。因为他的精髓能在无穷的空间扩散，他信念的散播宛如投石于河引起万千波纹。因为卡斯特利奥不肯屈服，因此必须粉碎他。于是设置了一个圈套，引诱他回到“异端”的战场上来。他大学里的一个同事被物色出来，此人愿意干挑衅的勾当。他写了一封友好的信，用含蓄的措词表示他的问题纯然是神学上的。他要求卡斯特利奥就宿命论教义发表自己的看法。卡斯特利奥同意进行一次公开辩论，但他还来不及开口，听众中就有人站起来诅咒他是异端。卡斯特利奥很快就意识到是怎么一回事了。他不为自己辩护以免落人陷阱而授人以柄。他停止了讨论，他大学里的同事不同意进一步迫害他。然而日内瓦仍不甘心。一计不成，另生一计。接着几次挑战要求公开辩论，卡斯特利奥不加理睬。到处流传着谣言和小册子，企图逼卡斯特利奥摊牌。他的敌人们嘲弄他翻译的《圣经》，谴责他是匿名诽谤信的作者，极为可憎的中伤广为传播。就好象一声令下，反对他的风暴就从各个角落拔地而起。

狂热者的肆虐无孔不入。这一点，不抱偏见的人道主义者都能看清了，肯定有人打算加害这位卓越的虔诚的学者的肉体和生命，现在他已被剥夺了发言权。恶毒的迫害也使他赢得了很多友好的支持。德国宗教改革的老前辈梅兰克森引人注目地成了卡斯特利奥的支持者。正象早期的伊拉兹马斯一样，梅兰克森现在被那些居心叵测的人所厌恶。对这些人来说，生命的意义不是建立在和解上而建立在争吵上。梅兰克森写给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一封信，信上说：“以后因工作过多，我将不跟你通信了。我缄口不言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深感遗憾看到，在那些聪明而高尚的朋友们中间我是何等严重地被误解。然而我对大作的风格的估价永远是非常高的。我的这封信是为了明确转达我的全面赞同和证明我最真挚的同情。我相信我们将团结在永恒的友谊上。

“你正当的控诉，不仅针对着主要的分歧意见，同时也针对着那野蛮残暴的行为。某些人以此攻击真理的朋友，这加剧了我的忧虑，使我不断地感到苦恼。根据古老的传说，巨人是从泰坦族的血中兴起的。同时，企图统治朝廷、家庭和群氓的诡辩家们认为学者们是实现他们目标的障碍，他们是从僧侣的种子里长出来的。但是上帝知道该怎样保护他残余的羊群。

“我们一定要象先哲们一样忍受我们所无法改变的事物。我发现年龄对我的痛苦是一种缓解。我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能进入夭国之堂，远离如此残忍地搅乱尘世教堂愤怒的风暴。如果我活着，我将乐于同你讨论许多事情。再见。”

梅兰克森在上面那封写给卡斯特利奥的信里，希望他的信（很快就成为无数流传的手抄本）能对保护卡斯特利奥有所帮助，并尽其所能地警告加尔文，要他停止疯狂地迫害那伟大的学者。梅兰克森对此事的重视无疑地影响了整个人道主义世界，甚至连加尔文的一些老朋友也劝他讲和。例如，有名的学者和神学家弗朗西俄斯·鲍德温在写给日内瓦的信中说：“梅兰克森关心你们迫害此人而感痛苦。梅兰克森完全不赞同你的种种谬论。这些，你们该清楚了吧！你们继续不断地把卡斯特利奥描写为撒旦第二，与此同时却把梅兰克森尊为一个天使，那又有什么意思呢？”

然而，要想教育或者满足一个狂热之徒，那是徒劳的。奇怪（或合乎逻辑）之极，梅兰克森的信对加尔文起了相反的作用。后者反对卡斯特利奥的基本态度因梅兰克森的支持而加强。加尔文深知这些主张和平的学者们对他的军事独裁的威胁，要比洛约拉和耶稣会的成员们更为危险。那些敌对的团体，只不过教条对教条，言论对言论，教义对教义。而卡斯特利奥要求的则是自由。加尔文认为，这些攻击是对他的个人行为基本原则的攻击，对一元化权威等概念的攻击，以及对正统的实质性的攻击。一旦发生冲突，司令部内和平主义者比公开战场上的敌人更为可怕。梅兰克森的信提高了卡斯特利奥的威望。正因为如此，从那以后，加尔文的愿望就是彻底毁灭卡斯特利奥。这是一场白刃相接的战争。

正如塞维特斯事件一样，当战役转为歼灭战时，加尔文甩开了挡箭牌——尼克拉斯·德·封丹，拔出了剑。现在加尔文打算给卡斯特利奥以粉碎性的一击，他将他雇用的贝齐打发走。他不再考虑是非曲直；不再关心《圣经》及其阐释；不再关心真伪。他只想迅速消灭卡斯特利奥。但是这时他却想不出适当的理由攻击卡斯特利奥，因为后者已退出论战，重新开始了研究工作。由于没有确凿证据，因此无论如何要任意制造出来一根足以打烂那可恶的卡斯特利奥的棍子。加尔文抓住了一个惜口，说他的谍报人员在一个过路商人的行李中寻出一份匿名的讽刺文章。但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证据足以肯定卡斯特利奥是文章的作者。实际上卡斯特利奥确实不是，但既然业已决定“迦太基人必须灭亡”——就是说卡斯特利奥必须消灭——加尔文使用了疯狂而庸俗的辱驾，认定作者就是卡斯特利奥。加尔文的驳斥文章《恶棍的谬论》不是一个神学者同另一个神学者合于礼仪的讨论，而是一种疯狂的发作。他使用了醉酒的烂水手所使用的肮脏语言，谩骂卡斯特利奥是小偷、流氓、渎神者。这位巴塞尔大学的教授被指责为光天化日盗窃木柴。这些野蛮的小品文一页比一页更为下流，结尾是“愿上帝消灭你，撒旦！”

加尔文诽谤性的小册子可作为最出名的例子之一。从中可以看出宗派交恶是怎样贬低了一个卓越的学者和文学大师。那也可作为对政治家的告诫，向他们显示，当他们不能约束自己的感情时，他们的作为会是何等的愚蠢。受这可怕的错误的想法所激起，打击了一个可尊敬的人，使巴塞尔大学的评议会因此受到了理性的震动。他们取消了以前禁止印行卡斯特利奥著作的决议。一所欧洲高标准的大学，不能容忍他们领固定束修的教授之一员，在人道主义世界的前面被指责为小偷、无赖和流氓。因为很明显，那样的谴责和“教义”的讨论全然无关，它只是庸俗的诽谤。评议会明确授权卡斯特利奥作一次公开的反驳。

卡斯特利奥的回答是一个令人钦佩的人道主义者论证的典范。他是一个非常宽宏大量的人。他敌手的仇恨不能毒害他的思想，敌手方面的任何卑鄙行径也不能使他卑鄙。从一开始他就表现出非凡的镇定。“我对公开讨论是不热情的。我十分愿意和你取得兄弟般的谅解，以基督的精神，而不采取这样粗鲁的相互指责的方式，那肯定会损害我们教会的威望。但是，由于你和你的朋友们已经打破了我和平合作的梦，我作为一个基督教徒，如果还心安理得地克制自己，不去回答你狂暴的攻击，那看来就与我的职责不称了。”卡斯特利奥接着揭发加尔文手法的欺诈性。因为加尔文在《谬论》的初版里，公开宣称卡斯特利奥是上述匿名小册子的作者。但在再版时，事实已证明他肯定错了。那日内瓦的独裁者撤回了控告，让事情不了了之，而不是坦率地承认地谴责卡斯特利奥是不公平的。卡斯特利奥证明了加尔文所说是不真实的：“是或不是，你难道不知道你称我是小册子的作者是没有根据的吗？教我怎么说呢？或者是你明知那是不公平的，却还提出谴责，在这情况下，你是欺骗；或者是你依然未能确定，那么你的控告是轻率地提出的。无论何种情况，你的作为都是卑鄙的。因为你的每一个论点都是虚假的。我既没有写那小册子，又没有把它送到巴黎去印刷。如果它的扩散是一件罪恶的犯法行为，那么那罪恶是你的，因为那小册于是通过你才广为人所知的。”

把加尔文攻击他的借口的无聊揭露之后，卡斯特利奥转而嘲笑那抨击方式的粗鲁。“你储存了大量的谩驾术语供你调遣，在说出你全部的心里话时，你说溜了嘴。在你拉丁诽谤语里，你一口气地把我说成是渎神者、中伤者、罪大恶极者、狂吠的恶狗、一个粗鲁无知、野蛮的卑鄙小人、一个不敬神的窜改《圣经》者、一个嘲弄上帝的蠢才、一个无耻之徒、一条肮脏的狗、一个流氓和一个坏百姓。你八次叫我恶棍（我认为你的意思是至少与“二流子”一词有关），你所说的，就是这些恶毒的语言。”它在印刷品中占了整整的两页，你为你的书选了个题目叫《恶棍的谬论》。它末了的一句话是：“愿上帝消灭你，撒旦！”从题目到结论，整篇文章用同一格调写成。虽然文章的作者有受到使徒般的热诚和基督的好心鼓舞的好名声。如果你的信徒们也染上了那种气氛，如果那证明了你的信徒们酷肖他们的大师，那么，愿祸害降于那些你所领导的人。但是这些谩骂不能损我于丝毫……有朝一日真理会胜利，而你，加尔文，将被迫向上帝讲清楚你是如何辱骂别人的，以拯救他们，也拯救你自己。基督死了，你可能不害臊了。你竟不记得耶稣亲口所说的话：“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一种完全纯洁的意识使卡斯特利奥情绪高涨。他针对加尔文所提的最严重的控告，说什么卡斯特利奥在巴塞尔偷过木柴一事而继续冷静地为自己进行辩护。他不无冷嘲地写道：“如果我干了此事，那当然是严重违法。但诽谤是同等严重的罪行。让我们暂且假定那控告属实，假定我真的偷过木料，那是因为根据你的教义，我注定要那么干。为什么你要为那事而不恤谩骂我呢？如果上帝注定我命该如此，因而我不可能不偷的话，你们不该同情我吗？如果事情果真如此的话，为什么你要让叫喊声和谴责声上达天听呢？是要防止我不再偷吗？如果因为上帝注定我命该是一个小偷，那你的大作就不该责备我了，因为我是被迫出此的。根据你的说法，我无法抑制自己去偷。仔细斟酌，那抬高了我的身份。”

在如此嘲弄了加尔文荒谬的控告之后，卡斯特利奥接着解释，那控告的基础是何等的脆弱。在莱因河涨大水时，他同其他几百个人，带了铁钩把河里漂浮的木材拖了上来。法律不仅允许将浮木和河上发现的东西划归个人，而且城市当局特别请求巴塞尔的公民们去捞取，因为河水泛滥，浮木对桥梁有危险。卡斯特利奥能够提供证明，巴塞尔市政当局曾为犯有“偷窃行为”付给他和其他一些“小偷们”一笔报酬即“一笔可观的钱”。在读了这一反驳之后，甚至连日内瓦的狂热分子也不再想重提这一荒谬的诽谤了。因诽谤而出丑的不是卡斯特利奥，而是加尔文。

谎言，对事情曲为之解，都不能挽回加尔文的面子。独裁者急于用他的权力清除一个政敌。他象在塞维特斯事件中干过的那样，不恤用不正当的手段去窜改真理。卡斯特利奥的品质清白无暇。他写情给加尔文说：“让那些审判员们为所欲为吧。任何人，只要他作出判断时不带任何偏见或仇恨，我都不怕听他的意见，那些自少就知道我的人，知道我经常处于贫困的境遇之中，很多人都能够证明这件事。一定要我找证人吗？难道你不知道我过去的生活吗？我正直的品行不容有丝毫的怀疑。这点你的学生们是应该知道的。事情就是这样，唯一能够加在我身上的控告只是我的教义同你们的不相符合罢了。因此，我必然是错误的。但是你怎么敢把如此恶毒中伤我的报告扩散出去，井将此事同向上帝的名字的呼吁联系起来呢？呼吁上帝为你全然受仇恨和愤怒所鼓动的控告作证，加尔文，难道你没看见这是何等的可怕吗？

“我也可以呼吁上帝的。因为你已经呼吁他支持你对我轻率的控告。我要向他呼吁，因为你不公正地谴责了我。如果我说了谎而你说的是真话，那么我祈求上帝按照我罪过的程度而进行惩罚。同时我请求我的同胞剥夺我的生命和荣誉。如果我说了真话而你是一个弄虚作假的起诉者，我祈求上帝保护我免于堕入我敌手所设的陷阱。我还要祈求他在你死之前给予你悔过的机会，那样，你所犯下的罪行才不致于危及你灵魂的拯救。”

这调子和加尔文的是何等的不同。这是一组明显的对比：有自由精神而没有偏见的人的调子和一个充分自信的人的调子的对比；永存的人道主义气质和教条主义气质的对比；还有，一个唯一的愿望是保留自己持有个人意见权利、与世无争的人和一个过于自信、永不安心、直到全世界都对他唯唯诺诺的独裁主义者的对比。良心上洁白无暇的人说话总是有节制的，而狂热分子却滔滔不绝散布着恐吓和仇恨。心灵一旦被仇恨的乌云所遮盖，就会一团漆黑。真正的精神上的业绩不可能由狂热分子完成，业绩只听命于沉默、镇静、学会自制和温和的人。

然而党徒们永远不会关心公平而只关心胜利。他们永远不想向别的观点让步，他们只坚持他们自己的。卡斯特利奥的反驳一出现；对他的攻击就重新开始。的确，辱骂卡斯特利奥是“狗”、是“野兽”之类的人身攻击和荒谬的偷木料云云的无稽之谈是悄然撤回了，甚至加尔文也不敢继续重弹旧调。攻击迅速转向神学阵地。日内瓦人再次开动印刷机。西奥多·德·贝齐再次担此重任。他对主子比对真理更忠心。在日内瓦官方出版的《圣经》上（一五五八年），他竟这样编排，在序文中就恶毒攻击卡斯特利奥，以致读上去他自己倒象是渎神者。贝齐写道：“撒旦，我们的宿仇已经认识到不能象以往一样阻碍上帝旨意的前进，就使用了更危险的方法。长期以来，没有《圣经》的法文翻译本，或者至少没有名实相称的翻译本。现在撒旦已经发现和轻浮无耻心灵一样多的翻译者。它可能还会发现更多，除非上帝及时制止它们。如果读者要我举一个例子，让我提出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把《圣经》译为拉丁文和法文吧。卡斯特利奥此人的名字，因其忘恩负义和厚颜无耻，也因为企图把他导入正路无效而引起的许多麻烦而在我们教会中为人周知。因此，我们认为，我们良心上的责任，是打破迄今为止的沉默，并警告一切基督教徒反对此人——那撒旦的特选子民。”

要用比较明确的措词谴责一个学者为异端是困难的。但卡斯特利奥，“撒旦的特选子民”，无需再保持沉默了，由于梅兰克森来信的鼓励，大学评议会已经恢复了这被迫害的人言论自由的权利。卡斯特利奥对达.贝齐的回答十分深奥，也可以说，几乎是神秘的、悲苦的。他对那种自称献身于精神事务、实则屈服于不受控制的仇恨的人只能感到遗憾。他深知加尔文主义者不想传播真理，而只是保持他们自己教义的垄断地位。除非把他（卡斯特利奥）从道路上清除掉，正象他们先前把神学上和政治上的敌手清洗掉那样，他们是不会安心的。至于卡斯特利奥，他拒绝堕入如此的仇恨深渊。他预言似地写道：“你在煽动当局图谋置我于死。要不是你的书使所有读过它的人都明白你的意图的话，我是永远不敢下此断语的，即使我早就知道你的意图也罢。你知道，一旦我死去，那我就不可能回答你了。你感到我的继续生存是一个梦魇，因为你看出当局不会同意，即使在你压力下也没有同意。你使我被普遍地仇恨，使我在世人的眼里不被信任。”虽然卡斯特利奥确信他的仇敌们在谋害他的性命，他却以诉诸他们的良心而满足。他对那些自称为基督的仆人说：“请告诉我，从什么地方可以证明你们对我的态度是由于耶稣的要求呢？甚至当犹大把耶稣交给当局忠实的追随者时，他还是用仁慈的语调同他那虚伪的信徒说话，而且在十字架上，他为将他处死的人祈祷。但是你在于什么呢？因为在某些教义和形形色色的观点上，我和你有所不同，你就到处迫害我，还怂恿别人象你们自己那样恶毒对待我。在你们内心深处，一定非常痛苦。你们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将要受到他彻底的谴责。例如，‘凡憎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者’，这些是简单的真理，它载于《圣经》，只要思想不受神学上曲解影响的人，在查阅宗教经典著作时都容易理解这一真理。而你自己，嘴上说得好听，书上写得好看，为什么不把同样的教义用在日常生活里呢？”

卡斯特利奥知道达·贝齐只是一个马前先行。加尔文既是道德领域的暴君，又是现实世界的暴君，是杀气腾腾地仇恨卡斯特利奥、叫嚣要消灭他的根源。卡斯特利奥因此绕过贝齐，直接写信给加尔文。“你自称为基督教徒；你诉诸福音书；你站在上帝旨意的立场上；你自吹你的思想全部献身于实现上帝的意志。你自信精通福音的真理，但如果你要教育别人，为什么不首先教育你自己呢？你怎么敢在布道台上大声呵斥那些作伪证的人的同时，让你自己的著作继续作伪证呢？显然，你意欲破坏我的自尊。你既狂妄又自信，好象你就坐在上帝的旁边，而他把他内心的秘密全告诉了你。请反省吧，不要等到为时太晚了。试一试吧，如其可能，怀疑一下你自己是否十全十美。那样你就可以看到别的许多人所能看到的东西。摆脱你那自毁的自负吧；摆脱你对那么多人，特别对我的仇恨吧。让我们互相出于好心而竞赛吧，那样，你将发现把我说成是不虔诚的说法，跟你选定我犯有不名誉的过错一样，都非事实。请容忍我们在有关教义上和你少许的分歧吧。两个虔诚的人，在观点上可能有所不同，但心灵上是一致的，那难道不可能吗？”

被教条主义者和狂热分子攻击，却用较人道和解的精神回答，难道真有这样的人吗？这不是嘴上说说而已，卡斯特利奥本人，在同强加于他的斗争中，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典范。他并不用轻蔑还轻蔑；用仇恨还仇恨。他写道：“我知道，如果我象你一样，对你提出那么多的控告，那么，我就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逃亡了。”接下去，他试图重新处理这场争论。他认为，这不过是学者之间常有的一场争论。虽然他的敌手正磨刀霍霍意图杀他，他还是又一次伸出和解和友谊之手。“为了基督的爱，我祈求你尊重我的自由，不要再用不实的控告来压服我吧。让我保留我自己的信念不受压制，我也完全同意你保留你的信念。不要再认为凡与你有不同意见者一定是错的，应该以异端罪处以火刑……当我看到有那么多虔诚的人们，用与你不同的方法解释《圣经》，那使我忠于基督的信念更坚定了。毫无问题，我们两人之间，肯定有一个人是错的，但那无妨于我们彼此相爱。终有一天主将把迷途的羔羊引到正路上去。我们两人当然知道（或必须知道）的一件事是对基督教博爱的责任。让我们实践此事，并通过实践闭上我们敌对的嘴吧。你相信你的观点是正确的；别人同样相信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好啦，让我们中间最聪明者表明他们是最友爱的吧！让我们不要因为自己聪明而傲慢吧！上帝全知道。我们一定要记住：上帝‘使高贵者卑贱，使卑贱者高贵’。

“当我写这些话时，我的心渴望着爱。我向你提供爱和一个基督教徒的和好。我吁请你对我表示爱。上帝和圣灵在上，我是发自内心才这样做的。

“如果你无视我所能做的，继续用你发自内心的仇恨攻击我；如果我不能说服你象一个基督教徒爱他弟兄那样爱我，我只能保持沉默了。愿上帝作我们的法官，在你我之间，按照我们为他服务忠诚的程度来作出判决吧！”

那样动人心弦的呼吁竟会毫无结果，这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但我们道德性质方面的矛盾之一是：理论家被禁锢在一个狭窄的概念中，对其他概念一概视而不见。因此象这样的呼吁，虽然十分人道，但不能为其所动。思想上的偏见必然导致行动上的不公正。当个人或一个国家成为眼光狭小的、狂热主义者的捕获物时，就没有互相了解和宽容的余地了。加尔文对卡斯特利奥动人的呼吁无动于衷。那不过是一个人急于求和的呼吁，并非公开宣讲，并非争论，也不想把他个人的观点强加于他人。那虔诚的日内瓦牧师驳回了这“魔鬼”要求基督教徒式和解的呼吁。他所做的是开始给卡斯特利奥身上刺上新的魔鬼的花纹，轻蔑和煽动的毒气加强了。为了使卡斯特利奥蒙受嫌疑，或者至少成为笑柄，加尔文编造了新的谎言。这可能是加尔文所发动的攻击中最背信弃义的。尽管当时在日内瓦看戏是有罪的，但在日内瓦神学院中加尔文的信徒们却上演了一出“虔诚”的学校喜剧。剧中的德·帕服·卡斯特罗很显然就是卡斯特利奥的影射，他作为撒旦的主要仆人出场，在剧中要他说：

“对于我，不过是一个为任何人服务的人。

为了钱，干什么都一样。

因此，我看不到别的事物……”这是歪曲的诽谤。一个终身在使徒般贫穷中度过、靠卖文为生的人，一个宗教宽容的辩护士竟是一个为罗马教皇服务的职业煽动家。这样的言论是经过日内瓦的领袖们批准，不，是得到他们鼓励的。加尔文主义者的积怨深仇，旷时日久，使他们无法再辨别真理和诽谤。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禠夺卡斯特利奥在巴塞尔教授的席位，亲眼看到他的著作被烧掉，如其可能，连同他本人一起烧掉。

这些心怀仇恨的人交上了好运；一次，在日内瓦进行的例行性的、挨家挨户“访问”中，发现有两个自由市民正在研究一本书，书上没有加尔文的出版许可。扉页或末页没有作者的名字，也没有出版地点。这本文艺小品《悲痛地向法兰西忠告》散发着异端的气息。这两个人立即被带到宗教法庭；由于害怕拶刑和拉肢刑，他们很快就承认这本书是卡斯特利奥的一个侄子借给他们的。猎手们立即跟踪上这新的足迹，希望最后把困兽驱入绝境。

这本书之“邪恶是因为塞进了错误”，它正是卡斯特利奥的新作。他已重犯旧的“错误”。看来，伊拉兹马斯式愿望已经无可药救了，竟然祈求在怒气冲冲的教会内部和平解决争端。当时，在他热爱的法国，宗教迫害已开始取得血腥的收获。他不能再沉默下去了。新教徒在日内瓦人的煽动之下，拿起武器反抗天主教徒。好象卡斯特利奥能预见圣·巴塞隆美日的大屠杀和胡格诺战争的恐怖一样，在那危急时刻，他觉得自己是迫不得已说明那样的血洗是无益的。他解释说，没有一种教义，或其他种教义的本身是错误的，但是试图强迫一个人去信仰他所不信的，才是不变的虚伪和犯罪，地球上所有的邪恶，都源于这“违心的迫使”。心地狭窄、嗜血成性的狂徒们试图继续不断地压制良心。然而，正象卡斯特利奥接着表明的那样，试图强迫一个人公开声明接受一种他所反对的信仰，不但是不道德和不合法的，而且也是愚蠢和荒谬的。象这样的拉伕入伍成军来支持一种哲学或者一种信念，只能罗致一批伪君子而已。拶刑、拉肢刑或任何高压，只能建成一个有名无实凑满人数的党派。依靠算术上弄虚作假的代价来获得改变宗教信仰者，只能使得真正的信徒和外界同样地被骗罢了。卡斯特利奥的话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些希望最大可能地赢得那些游移不定的支持者的人，很象是一个笨人。他有一个大酒桶但只有很少的酒，为了有更多的酒，他把桶装满了水。结果，酒没有增加，反而把笨人原有的好酒给糟蹋了。那些认为被迫立誓信奉某种宗教的人，真的象他们宣称那样已经信奉了那宗教的观点，这是荒谬的。因为，如果让他们自行选择的话，他们会说：‘我真诚地相信你们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而你们强迫我立誓信奉的却是虚假的。’坏酒不能靠强迫别人喝它而变好。”

因此，卡斯特利奥有力地、一次又一次地重申了他的信心：宗教的不宽容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只有通过宽容才能实现和平。一种哲学或一种宗教不能依靠拶刑、战斧和大炮去建立，只能依靠影响别人，使他们不受强迫地去接受一种信念；只有依靠真正的了解，才能避免战争并把思想连结在一起。因此，让我们任凭那些愿意成为新教徒的成为新教徒吧；那些确实愿意成为天主教徒的继续当天主教徒吧。既不强迫这部分人，也不强迫那部分人。在南特，在无数毫无意义的牺牲者的墓上，敌对教义的双方达成了协议。而在之前的一代，一位寂寞而痛苦的人道主义者，却预示了南特法令的诞生。那法令使法国建立了宗教宽容。“法兰西，我对您的忠告是，停止强制、迫害和杀害良心吧，代之以让每一个信仰基督的人自行其是。”

在日内瓦，建议法国天主教和新教和解，不必说是视为滔天罪行的。其时，加尔文秘密地煽动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拿起武器。没有比加尔文侵略成性的基督教会政策和卡斯特利奥的人道主义与和平建议更不协调的了。独裁者收紧了所有的线，以确保压制卡斯特利奥的《忠告》。信使很快地被派遣到界内各点，捎去给各新教当权者的忠告信。加尔文的组织是如此的有力，以致于在一五六三年改革教会的宗教大会通过一项这样的决议：“教会特通报卡斯特利奥所著一本名为《悲痛地向法兰西忠告》的书业已出版，此书危险绝顶，兹警告信徒们对此书警惕勿懈。”

狂热分子在卡斯特利奥的“危险”著作没有流通之前，再一次成功地把它扼杀了。是的，书是被扼杀了，但是作者，这位沉着、坚定、反教义、反教条主义的哲学家，又该怎么对付呢？一定要结果他。不准他说话是不够的，一定要破坏对他的支持。西奥多·德·贝齐又一次应召使用绞索。他把《对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辩护和非难的回答》一文奉献（虽然仅此一奉献）给巴塞尔的牧师们，说明该采取什么步骤来对付卡斯特利奥。贝齐暗示说：“时候到了，时机成熟了。宗教的正义将要对付这个异端和异端们的朋友”，这位虔诚的神学家使用了大量诽谤性的语言，嘲骂卡斯特利奥为说谎者、渎神者、邪恶的再洗礼者、神圣教义的亵渎者、卑鄙的拍马者、不仅是所有异端的保护人而且也是一切通奸犯和罪犯的保护人。最后，他被诬蔑为刺客，他防身的武器是在撤旦铁工场中锻造的。说真的，贝齐一怒之下骂出来的话竟如此语无伦次，以致许多恶谥彼此对消了。但是从这火山喷发的激动中，清楚地暴露出要一举取消卡斯特利奥发言权的决心，如有可能，结果他的性命。

狂热分子已经清楚地暴露了他们打算把卡斯特利奥作为异端押上审判庭。控告无耻地、不带一块遮羞布地公开了。一纸要求送到巴塞尔的宗教会议，要地方当局立即行动起来。卡斯特利奥将作为公敌而加以逮捕。但不幸的是出了一点小障碍，使得罪恶企图未能立即付诸实现。根据巴塞尔的法律，如没有人向当局递交一份书面的起诉书，检察便不能开始。仅仅因为一本书持有不同的意见，还不足以构成检察的理由。显然，在这情况下，正常的程序是加尔文和德.贝齐向卡斯特利奥提出控告。但加尔文遵照他业经反复试验、被证明为有效的战术，宁愿留在幕后，而怂恿别人去承担责任。在维也纳和日内瓦对付塞维特斯所用过的方法，将是最合适的。一五六三年十一月，贝齐的书刚出版，就有一个全然没有资格、名叫亚当.冯.博登斯丁的人，以异端为借口，向巴塞尔当局用书面控告卡斯特利奥。可以断言，这个亚当·冯·博登斯丁，是最不适于扮演保卫正教的角色的人了。他是臭名昭彰的卡尔斯塔达的儿子。路德把他当作一个危险的狂热分子, 把他从维滕贝格大学开除出来。此外，他又是确定无误的反宗教分子帕拉塞尔苏斯的学生。要他装腔作势地充当新教教会的栋梁，那是荒谬绝伦的。博登斯丁的起诉书不过重复了德·贝齐书上混乱的论点。在起诉书上，卡斯特利奥被形容为：一个罗马天主教徒、一个再洗礼者、一个自由思想者、一个渎神者，再加上一个通奸犯和罪犯的保护人。不管控告是真是假，这一书面的控诉（这文件迄今未逸失），已符合了法律上的要求。现在巴塞尔当局没有其他的选择，只好开始立案检察。加尔文及其同党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卡斯特利奥必须低头悔罪了。

卡斯特利奥就上述控告为自己进行辩护是很容易的吗？博登斯丁的热心过了头，他控告卡斯特利奥的罪状竟是矛盾百出，其荒谬是很明显的。何况在巴塞尔，每个人都知道卡斯特利奥为人无可指责。结果被告不是象塞维特斯那样，立即被逮捕、锁上链、坐进牢、被粗暴地对待，而是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应传到评议会对指控进行答辩。

他宣称（事实如此）原告博登斯丁是一个被利用的稻草人。他坚持加尔文和德·贝齐是这一控告的真正教唆者，必须亲自出庭。“由于他们如此恶毒地攻击我，我真诚地请求你们给我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如果加尔文和德·贝齐行为诚实，让他们出庭来证明他们控告我所犯的罪行吧。如果他们相信自己做对了，就没有理由害怕巴塞尔的法庭。因为，他们轻而易举地就在整个世界面前攻击了我……我知道，我的原告人是有权有势的，但上帝同样是非凡的，他对人审判不因人的地位而异。我知道自己是一个无名之辈，地位低微，比较不为人知。但上帝注视着低微者，如果低微者的鲜血因不公正而流出，他会要求赎罪的。我承认法庭的裁判权。我宣告，如果我犯了任何一条被控的罪行，我当用头颅作抵。”

面对如此坦率的要求，加尔文和贝齐不愿照办。他们不出席巴塞尔大学的评议会。看来这恶毒的控告将归于失败了。但卡斯特利奥的敌人们却突然得到意外帮助。出现了一些事情灾难性地支持了怀疑别人是异端的人，他们认为将卡斯特利奥与异教徒联系起来对己有利。一件怪事被揭发了。有一个富有的外国人，表面上出身贵族，在巴塞尔行政区宾宁根的别墅住了二十多年。人们都知道他是琼·达·布鲁格斯。他在资产阶级圈子里深受敬爱。他死于一五五六年，巴塞尔人倾城出动参加了大规模的葬礼。灵柩安放在圣·伦纳德大教堂的地下室。很多年过去了，一个几乎不可信的消息开始流传。它断言这卓越的外国人不是贵族或商人，而是一个不名誉和被剥夺了公民权的大异端，《奇书》一书的作者大卫·乔里斯。当屠杀再洗礼教徒时，他神秘地从佛兰德失踪了。当巴塞尔人听到，他们在此人生前死后都给予如此殊荣的，却是一个真正信仰的敌人！在大为羞愧之余，为赎回他们对骗子的好客和信任，当局庄严地审判了那早已死去的罪犯。异端的尸体被挖掘，腐烂的碎片在广场的断头台上悬挂了几天。之后，连同一大批异端著作，在巴塞尔市场焚烧了。数千观众目击了那可厌的场面。在这中间，当然有卡斯特利奥，他和大学里其他的教授们并肩站在一起。试想象一下他的感受吧。大卫.乔里斯在流亡巴塞尔期间，同卡斯特利奥结成了亲密的友谊。他们曾共同携手，试图救助塞维特斯。看来乔里斯是马蒂纳斯.贝利奥《论异端》匿名作者的一员。这一点多半已可肯定，卡斯特利奥从来不曾相信过那宾宁根别墅的居民会是普通的商人，象那流亡者自称的那样。他必定从一开始就知道自称是琼·德·布鲁格斯的真姓实名。无论如何，在实际生活中和在著作中都表现出宽容的卡斯特利奥是永远不会扮演告密者角色的，也不会拒绝向一个人伸出友谊之手，虽然乔里斯已被全世界的教会和地方当局所驱逐。

卡斯特利奥和那最臭名昭彰的再洗礼教徒可疑关系的被揭露，在一个不适当的时候支持了加尔文主义者的告发。很明显，卡斯特利奥事实上是某个大异端教徒的保护人和恩主，那么为什么他不会是所有异端的保护人呢？祸不单行，与此同时有人提出证明，说卡斯特利奥同另一邪恶的异端伯纳迪诺·奥基诺过从密切。此人一度是天主教方济各会的修士和卡浦金斯的代理主教，因布道而在全意大利享有声誉。奥基诺被宗教法庭革出教门，亡命瑞士。但即使在那儿，在他成为改革教会的牧师以后，也因其观点的进步性质而引起了惊诧。特别是他最后的一本书《三十次对话》包括了对《圣经》的一种解释，是在新教徒世界被当作为渎神的。因为伯纳迪诺·奥基诺引用了摩西律，认为多妻制（虽然他还不敢建议）在理论上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圣经》是认可的。

这一本书是卡斯特利奥从意大利文译为拉丁文的。它采纳了上述诽谤性的论点，表达了其它许多正统教会认为是不能容认的观点。这异端论文是以拉丁文形式付印的，因此，卡斯特利奥无疑要对扩散那最“可憎”的观点负责。对奥基诺已经提出了诉讼，在当前的情况下，翻译者自然而然地被当作是同伙，该受到与那意大利作者同样的谴责。就这样，加尔文和德·贝齐不间断地含糊地指出，卡斯特利奥是最危险异端的中心。这一断言，因卡斯特利奥和大卫·乔里斯、伯纳迪诺，奥基诺亲密关系的被揭露而被大为肯定。不能再指望巴塞尔大学会继续对这样的人伸出保护之手。卡斯特利奥的案件在审判开始前就已经输掉。

一个提倡宗教宽容的新教徒，能指望从当时主张不宽容的人那里得到什么呢？卡斯特利奥从他的朋友伯纳迪诺·奥基诺的下场想必该知道了——虽则后者直到卡斯特利奥去世，他的罪还没有受够。奥基诺一度是从意大利到苏黎世避难的牧师。他被苏黎世驱逐出境，当局甚至不同意他延期的恳求。他已七十六岁，贫困，新近丧妻，但没有人怜悯他的不幸。虔诚的神学家们乐意让他携带着他无辜的孩子们重新流亡。时值隆冬，山路积雪。他的敌手们认为情况越坏越好。如果那不幸的老人死于路边，他们会感到高兴。喔，他总得在世界的什么角落找一个栖身之所。那些放逐他的狂徒们决定在路上设置种种困难，免得好心人过份向他和他的孩子们供应温暖和庇护所。他们赶在他前头写信，警告那些好心的基督教徒，要将这样一个不幸的人拒之门外。他一定要受到象麻疯病患者那样的待遇。年老的学者象一个乞丐似的离开瑞士。在雪中挣扎上路。夜宿厩棚。他掉头向北，横穿德国到纽伦堡。那里的新教徒们也对他进行了警告，但允许他住一段时间。他最后的希望是能在波兰找到一些好心人，能给他和他的孩子们以生计和庇护所。但即在波兰，不宽容分子对他也太过份了。他逃到摩拉维亚，在一五六四和一五六五年之交，在赤贫中死去。他象乞丐一样被埋葬在一个被遗忘的坟地里。

卡斯特利奥开始知道他的朋友奥基诺所遭受的长期苦难中的较早一段，他知道自己也可能会有同样的下场。他将作为异端而被审讯。他本人唯一的罪行是太仁慈。在如此普遍不人道的时代里，他不能期望人道，又不能期待同情。塞维特斯的保护人也有可能遭到塞维特斯同样的命运。十六世纪的不宽容已把扼杀者的手卡在最危险的人——主张宽容的使徒的喉咙上了。

但是，很幸运，那些狂徒们所盼望的至高无上的胜利——亲眼看到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在监狱里，在流放中或在火刑柱上毁灭，却未偿所愿。死亡把卡斯特利奥从残酷的敌人手中拯救了出来。由于长期过劳他强健的体格被损坏了。他已无力去抵抗那么多的忧患，那么大的激动了。一直到最后，他勇敢地，虽然是徒劳地作战着——在大学里，在书斋里，他一直继续斗争。最后他被迫卧床。他得了不能控制的呕吐症，直到他负荷过重的心脏停止跳动为止。一五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逝世，卒年四十八岁。诚如一个同情他的朋友在一切都过去以后所说的那样：“靠上帝赐助，把他侥幸地从敌人的魔爪下夺了回来。”

他的死结束了那场诽谤的战役。他的同胞们最后终于认识到，在保卫巴塞尔市最高尚的人方面，他们是何等的不热情，但一切都为时已晚了。他财产之少说明了这伟大的学者是何等的贫穷，屋子里没有留下一小块银器碎片。他的朋友们得提供丧葬费，代他还清零星债务，扶养他的孩子们。就象作为无耻的异端控告一事的补偿那样，卡斯特利奥的葬礼是道德的胜利。在他被控告为异端以后，那些胆怯地避之唯恐不迭的人，现在急于要表明他们是何等爱他和尊敬他。葬礼中灵车后面紧跟着大学里所有的成员，灵枢由学生们扛到教堂，葬在地下室。三百个学生捐款立了一块墓碑，上面镌了这样的铭词：

“献给我们著名的导师，感谢他渊博的知识和纪念他纯洁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