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王的前锋在鄱阳湖上遭遇了王守仁精心部署的截击，一战而溃。宁王此刻当真孤注一掷了，他厚赏勇士，尽数征调九江、南康的守军，而王守仁恰恰在这时候分兵两路，趁虚收复了九江、南康。宁王的大军失去了最后的据点，当真沦为流寇了。

也许宁王还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觉悟，在鄱阳湖上发动了一场声势骇人的总攻。明军承受不住压力，稍有退却，而伍文定坚毅地立于铳炮之间，任炮火燎去须髯而无动于衷。铳炮击中宁王副舟，局势迅速逆转。这一战，王守仁胜得不易。

宁王退守樵舍，连舟为方阵，尽出金银激励士卒，王守仁则坐镇南昌，秘密筹办火攻用具，重做调度安排。翌日清晨，宁王召集群臣，斥责不用命者，准备杀人以明军纪。正在他们争议未决的时候，明军忽然掩杀过来。士气决定了成败，叛军一触即溃，宁王妃嫔纷纷投水自尽，宁王被擒。明军穷追宁王残部，不几日便彻底肃清了这一场叛乱。宁王从起事到被俘，只有四十二天。

《年谱》记载，王守仁入南昌之后，每天坐在都察院衙门里，开启中门，使前后贯通可见，对门人弟子讲学不辍。凡有军情文书，即刻登堂处理。有报之伍文定焚须的情状，王守仁便暂入侧席，发出事关生杀的令牌，待还坐之后，门人弟子变颜变色，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王守仁道：“刚刚得知前线有小小的败退，这是兵家常事，不足介意。”后来接到宁王被擒的战报，王守仁问清情况，安排赏赐，事了之后又坐回讲学的座位。门人弟子纷纷惊喜地询问详情，王守仁道：“适闻宁王已经被擒，想来消息不假，只可惜死的人太多！”然后接着刚刚中断的内容继续讲学，语气一如平常，旁观者皆服其学。

这应该就是世人最想从阳明心学里学到的东西吧，其实说来不难，只要义所当为便放手为之，不计得失荣辱即可。在价值一元化的社会里，做道德选择其实远比做利害选择来得容易，譬如买这支股票还是买那支股票，这是一种利害选择，总会让人纠结不定，而遵纪守法还是作奸犯科，这是一种道德选择，一瞬间便晓得怎样做才合乎道德。而合乎道德的事是否对自己有利，就不是真正的儒者应当挂怀的事情了。

宁王就擒之后，《年谱》记有他不失风度的一面。当他以战俘身份乘马入南昌，望见远近街衢军容整肃，不禁笑道：“这是我的家事，何劳你们如此费心？”一见王守仁，便有托付道：“娄妃是一位贤妃，一直对我苦谏，适才投水而死，希望能妥善安葬她。”

这位娄妃便是前文所述的大儒娄谅之女，与王守仁也算有些渊源。邵廷采《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却把宁王写得狼狈，说他不是乘马，而是被囚车解入南昌的，向王守仁大呼道：“我愿尽削护卫，降为庶人，不知可以吗？”王守仁只简略答道：“有国法在。”

邵廷采另有一条记录很值得玩味：王守仁战胜之后，将宁王与朝廷内外大小臣僚的往来书信一概焚毁。

这做法对于熟悉历史的读者而言绝不陌生，然而问题在于，这种视以大度、安定人心的手段一般不是王守仁这个位置的人会做的，换言之，这样的做法等于僭越了皇权。

赦免谁或不赦免谁，猜忌谁或不猜忌谁，这是皇帝斟酌的事情。也许王守仁顾虑这些书信必将牵连出一场大狱，不知几千几万人会受此牵连，于是本着一颗儒者之心擅做主张了吧。

设身处地来想，既然在宁王府邸查获了这些书信，怎样处置还真是一件难事，无论怎么做，无论做与不做，都有可能招致灭顶之灾。所以，任何做法本质上都是在赌运气。何良俊《四友斋丛说》给出了另一个版本，说是“阳明自言”，宸濠之乱既定，武宗却“御驾亲征”。上意叵测，王守仁一连失眠了几个晚上。某日有两名宦官抵达浙江，王守仁在镇海楼设宴款待。在酒宴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王守仁使人撤去楼梯，将宁王府查获的那些书信尽数呈上，宦官与宁王勾结的证据尽在其中。两名宦官感激不已，后来王守仁正是因为有这两名宦官的力保才免于一场灾祸。何良俊还评论说，倘若王守仁用这些书信来要挟宦官，一定会招致不测，而他如此推诚置腹，任何人都会被感动的。

邵廷采与何良俊的记载有可能各自道出了一部分真相：绝大部分书信都被焚毁了，只有其中的一小部分为王守仁精心挑选出来，通过武宗的亲信宦官呈报上去。这既避免了一场血腥的清洗，又使主犯——尤其是深得武宗宠信的钱宁和陆完——受到制裁。

但如果何良俊的记载属实的话，我们会看到以王守仁此时的修养竟然还会焦虑到一连几夜失眠的程度，最终亦不是以“心之所安”或“物来顺应”而是以处心积虑的权谋度劫，这总不免会在那些单纯读者的心里激起一波疑惑的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