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价值一元化的古代社会，人们并不容易发现良知理论的问题所在，何况儒家哲学的整座大厦都建立在“人性本善”这块不甚可靠的基石上。

王守仁揭橥良知，虽非创见，在当时而言却有很强的针对性，所以立即一石激起千重浪。明代八股取士，奉朱子理学为圭臬，死读书、读死书的人多，真正用心体会书上道理的人少。评判一件事是对是错，只会机械地对照书本上的条条框框，这种风格以现在的话说就是形式主义加教条主义。于是多数知识分子对儒家经典都采取了阳奉阴违的策略，只拿它们当作获取功名利禄的手段罢了；另一些知识分子发展出了灭绝师太一般的性格，以食古不化的执拗和苛刻来应对这个活生生的世界，从不觉悟“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

“良知”的杀伤力在于，它一旦在心中明朗起来，那么无论孔子如何说、孟子如何说、四书五经如何说，都不再是绝对的标准了，依从良知来做判断才是最简易直截的办法。圣贤之言有些会错简、阙文，有些只是针对一时一事而感发，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有些会因为语境的隔阂而变得不易理解，但这都不重要了，我们与其字斟句酌地在故纸堆里探寻圣人的真意，倒不如直接让自己心里的良知来做主张。

良知人人都有，而且所有人的良知都是高度一致的，这就是陆九渊所谓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正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只要同样发乎良知，那么所有人对同一件事的道德判断当然会是整齐划一的。万一有人看法与众不同，要么他的良知，即天理，仍处在被人欲遮蔽的可悲状态，竟然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要么他就是居心叵测，故意颠倒黑白——当然，后者也是一种良知被人欲遮蔽的状态。

良知既已洞明，自然会有致良知的努力。用孟子的话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自己心里的良知不断推广，推广到极致，也就是圣人的境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