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只要人人都如何如何，世界便会如何如何”这种道理虽然可爱，却从来都行不通，王守仁这貌似滴水不漏的推理注定只能是纸上谈兵。在他的美好愿景里，《大学》所谓“明明德”是体，“亲民”是用，要想“明明德”就必须“亲民”，只有笃行“亲民”才可以“明明德”，而“明德”“亲民”的极致就是“止于至善”。《大学》三纲领经过这样的阐发，果然别有一番新意。

至于对“八条目”的解释，心学版的“格物致知”“知行合一”“致良知”这些已经名满天下的哲学概念被巧妙地融合在一个完整的体系里，而归根结底都是为了通向“至善”的境界。换言之，一个人经过这样的理解，经过这样的修为，真的可以“止于至善”，亦即真的可以成圣成贤。

作为儒学启蒙读物的《大学》就这样清清楚楚地指明了成圣成贤的途径，人们之所以全然无感，只是因为将典籍当作通往高官厚禄的阶梯罢了。这正如一个富家公子将遗产目录背得滚瓜烂熟，任谁都考不倒他，却从没想过循着这份目录将祖上留给自己的金山银山发掘出来。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后来王守仁不断以浅显的诗歌来做揭示，著名者如《咏良知四首示诸生》：

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

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问君何事日憧憧？烦恼场中错用功。

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两字是参同。

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

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

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

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

有了这样一番简明直截的解释，儒学至理仿佛被王守仁一手捅破了窗户纸，从此再不需要皓首穷经了。再如《示诸生》三首：

尔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问人。

但致良知成德业，谩从故纸费精神。

乾坤是易原非画，心性何形得有尘？

莫道先生学禅语，此言端的为君陈。

人人有路透长安，坦坦平平一直看。

尽道圣贤须有秘，翻嫌易简却求难。

只从孝弟为尧舜，莫把辞章学柳韩。

不信自家原命足，请君随事反身观。

长安有路极分明，何事幽人旷不行？

遂使蓁茅成间塞，尽教麋鹿自纵横。

徒闻绝境劳悬想，指与迷途却浪惊。

冒险甘投蛇虺窟，颠崖堕壑竟亡生。

千言万语，苦口婆心，只为阐明一个真谛：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良知，都有成圣成贤的潜质，而成圣成贤的方法也早在经典里写得明明白白，简单得简直不像话。

这样看来，王守仁的发现显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为什么在阳明心学大行于天下之后，几百年来仍然看不到几个圣贤，甚至反而兴起了“游谈无根，束书不观”的风气？在心学体系内部，我们可以找出这样的解释：

德章曰：“闻先生以精金喻圣，以分两喻圣人之分量，以锻炼喻学者之工夫，最为深切。惟谓尧、舜为万镒，孔子为九千镒，疑未安。”

先生曰：“此又是躯壳上起念，故替圣人争分两。若不从躯壳上起念，即尧、舜万镒不为多，孔子九千镒不为少；尧、舜万镒只是孔子的，孔子九千镒只是尧、舜的，原无彼我，所以谓之圣。只论精一，不论多寡。只要此心纯乎天理处同，便同谓之圣。若是力量气魄，如何尽同得！后儒只在分两上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较分两的心，各人尽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个个圆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无不具足。此便是实实落落明善诚身的事。后儒不明圣学，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却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纣心地，动辄要做尧、舜事业，如何做得？终年碌碌，至于老死，竟不知成就了个甚么，可哀也已！”（《传习录·上》）

这是王守仁著名的精金之喻，我们由此设想黄金有两种重要的特质，即纯度和重量，纯度相当于人的品性，重量相当于人的功业。世人只在意重量，所以流于功利，其实每个人只应该关注纯度。每个人都是一块黄金，只要在纯度上和圣人一致，自己也就与圣人无异，不必追求重量上和圣人的一致。所以，在这样的标准下，如果世人都从阳明心学达到了圣人的修为，并不意味着满街都是功勋卓著的尧、舜、禹、汤。

然而站在阳明心学的外部来看，事情就有另一种解释了。康熙年间，有人劝顾炎武招收门徒，后者写信回绝，信中批判当代的学术弊端，说读书人厌烦五经，只喜欢陈献章、王守仁的语录，原因很简单：前者烦难而后者简易。（《与友人论门人书》）如果王守仁可以和顾炎武当面交流的话，一定会说儒学真理本来就这么简易，为何偏要舍易求难，一味低着头陷进寻章摘句的汪洋大海，反而看不到头顶上只要一抬头便可以看到的日月星辰？顾炎武也一定会反驳说：“你去看看世上那么多抬着头号称看到日月星辰的人，你好意思说这种档次的人就是圣贤门徒？”

面对此情此景，方献夫做出了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解释：“他（王守仁）自己所以能够以一心贯万物，是因为有长达二三十年的书本知识的积累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因为总是觉得自己走过弯路，便想让学生和世人不走弯路，一步便踏上为圣为贤之路，却不知由于没有尝过求知的困惑，没有经历实践的艰辛，不少弟子小看天下的学问，轻视实践的作用。于是，看似在教人少走弯路，实则在教人空疏不学。”（《旷世大儒王阳明》）

如果依照这个逻辑，就会推导出一个令人大伤脑筋的道理：尽管王守仁历尽千辛万苦为我们探明了真理捷径，但为了走上这条捷径，我们必须像他一样先历尽千辛万苦，就连各种“异端邪说”也要先认真学过一遍才行。

然而人类知识的演进一般并不遵循这样的规律，我们最常见到的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譬如达尔文历尽百死千难，终其一生才揭示出大自然的进化规律，而后世的生物学家只要稍稍花点力气站在这位巨人的肩膀上即可——为了掌握进化论，谁也不必再经历一番达尔文所经历过的百死千难。退一步说，即便是对某种技能的掌握，譬如游泳，当我们发现最有效的训练方法之后，谁也没必要再把历史上的各种错误的、理应被淘汰的训练方法从头过一遍。那么，如果说王守仁的成功当真依赖于那些作为炮灰和助产士的“异端邪说”，我们就真的需要重新审视这些“异端邪说”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