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的百死千难最终还是指错了方向，但这显然不是明朝人能够辨识清楚的。而在王守仁的个人经验里，正是对错误信念的执着才铸就一往无前的人生态度，所以才会在宸濠之乱的各种波折之后益发笃信“致良知”三字足以忘患难、出生死。

乡愿的意思越发少了，王守仁凡事放手施为，但求心之所安，虽千万人吾往矣。之前凡有人问及朱陆异同，他要么顾左右而言他，要么避重就轻、避实击虚，但此时的他公然以行政指令免除陆九渊后人的差役，主持刊行陆九渊的文集，亲笔作序表彰，因此陆九渊这个“反动学术权威”俨然有了与朱熹分庭抗礼的态势。

“旧势力”先忙着武宗的国丧，又忙着世宗的新政，倒也顾不上王守仁掀起的又一轮意识形态波澜。而世宗新政之初便急召王守仁入京，这倒引起“旧势力”的警惕了。

本来武宗之死，无论对国家百姓也好，对王守仁也好，都应该是一桩令人额手称庆的美事。以武宗的荒唐，以江彬、张忠、许泰的奸佞，王守仁纵然有惊无险地度过了一劫，但当时结下的仇迟早会招致疯狂的报复。“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是一句万古不刊的至理名言，小人对仇怨总有着顽固的记忆，而时间总会给他们的报复创造良机。

但幸运就这样突如其来，随着武宗的驾崩，忽然失去靠山的江彬一党反而成为正人君子们打击报复的对象，等待他们的是一场不留情面的政治清算。

似乎“亲贤臣，远小人”的河清海晏指日可待，但这个云谲波诡、祸福相依的世界总有出人意料的表演。一场政坛高层的洗牌，将张永、王琼一并洗掉了。张永原本就是“八虎”之一，王琼则以士大夫之身勾结内官，视行政程序为无物——当然，这也就意味着视内阁为无物。所以王琼遭到了最猛烈的攻讦，一度被定为死罪，侥幸免死戍边，久被王琼压制的内阁终于等来了扬眉吐气的日子。

前文有述，王守仁的战功全靠王琼在朝廷里的鼎力支持，所以王守仁在表功奏章里每每归功于兵部，对内阁只字不提。政坛没有“君子不党”这回事，所以无论在内阁眼里，还是在朝廷其他人的眼里，王守仁都算是王琼的人，而且是王琼旗下的头号马仔。王琼虽然被批倒斗臭，但王守仁一旦入朝，岂不是又一个王琼？他还很可能会为王琼翻案，给后者死灰复燃的机会！防微杜渐、曲突徙薪，在这种时刻最有必要。

于是，奉召进京的王守仁才走到钱塘便接到第二道圣旨，要他止步，等待后续安排。这是一个明确的政治讯号，意味着朝中生了变故。

确实，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唆使言官进谏，提出的理由冠冕堂皇：“朝廷新政，武宗国丧，资费浩繁，不宜行宴赏之事。”王守仁虽然功高劳苦，却不宜在这个多事之秋论功受赏。王守仁倒不介意，只是上疏请求回家省亲，这是正德十六年（1521年）六月的事情。

一个月后，朝廷的“后续安排”尘埃落定，王守仁不必进京，授职南京兵部尚书，大约相当于投闲置散了。又等了几个月，朝廷终于论功行赏，为王守仁授爵新建伯，三代并妻子一体追封，子孙世袭，每年有禄米一千石。此时距离宸濠之乱的平定已经整整过去了两年。

这份迟来的封赏已经算是难能可贵了，因为跟随王守仁平叛的功臣，除伍文定之外，一概未被论功，死于冤狱的冀元亨竟然也被朝廷忘记了。这样的安排，可想而知会将王守仁置于众矢之的，仿佛刻意要使他众叛亲离，那些追随他甘冒矢石的旧部怕会相信一切功劳都被这位上级长官独吞了吧，毕竟这是官场上常有的事。

怎样对待这样的封赏，在王守仁而言忽然成为一个棘手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