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韬洋洋数千言的上疏，只换来世宗皇帝一句“知道了”。

皇帝究竟是什么态度呢？是依然忌恨王守仁在大礼议事件中不表态，还是不曾想出妥善的安置之法呢？后者确实是许多领导者都会遇到的难题：一个明显不和自己一条心的手下立有一件又一件奇功，若论功则必须将他升迁到权力核心，但倘若真的这么做了，无论自己还是身边的心腹，只会觉得别扭。

无论如何，功勋总要获得嘉奖，哪怕只是小小地表示一下也好。嘉靖七年（1528年）九月初八，朝廷使者冯恩行至广州，带来了褒奖的圣旨和相应的赏赐：“赏银五十两，纻丝四表里，布政司买办羊酒送用。”（《奖励赏赉谢恩疏》）

时年五十五岁的王守仁早已不在意朝廷的态度。皇帝的冷漠也好，朝臣的猜忌也好，到底比不得正德年间的凶险。这时他挂心的，一是自己的病情在两广的阴湿气候环境下日渐加剧，二是余姚与绍兴的书院是否仍在与道日昌，三是不知家里正宪、正聪两个孩子成长得可好。

当初王守仁离开绍兴，家事委托给魏廷豹照应，书院则由两大弟子钱德洪、王畿主持。所托得人，按说王守仁也不必太担心什么。但从这一年他写给钱德洪、王畿的书信里，显然最忧虑的是正宪的成长：“正宪尤其懒惰，必须痛加针砭，但亲人之间很难责善，只好劳烦师友费心了。”（《与钱德洪、王汝中》）

无论圣贤、豪杰，都会在家务事上一筹莫展。当初诸氏夫人无子，正宪过继过来不是当义子的，他的身份理应是王守仁的合法继承人，即宗法意义上的嫡长子。无论王守仁后来有没有生子，正宪的合法地位都没理由被撼动，这也算是对正宪生父的一个妥当交代。但王守仁的继室（或妾室）偏偏又生了正聪，在礼法上说，继室是正室的继任（如果依《年谱》的记载，张氏属于继室的话），所以继室生育的子嗣当然属于嫡子。

血缘是人的天伦，何况王守仁老来得子，疼爱正聪完全是人之常情。张氏夫人既是正聪的生母，与正宪毫无血缘关系，偏疼偏爱也尽在情理之中。那么谁最有资格继承新建伯的爵位呢？这个二选一的难题必不可免。

如果我们把这个难题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看，那么无论依据传统儒学还是程朱理学，正宪的合法地位都不容动摇，正聪虽然是血缘意义上的嫡长子，但正宪才是礼法意义上的嫡长子，血缘纽带必须让位于礼法规范。但是在心学背景下，礼法的教条怎能胜得过血缘的天伦呢？大礼议事件前车之鉴，心学一脉求之于良知，明明站在了重血缘的一边，王守仁虽然没有公开表态，但真实态度显然也在世宗这边。

后来王守仁去世的时候并未来得及留下遗嘱，家庭继承权的问题就只能交给各人的良知来做决断了。而此时归心似箭的王守仁只是惦记着正宪的学业，他向来倒不在意正宪能不能完成举业、能不能靠读书来博取功名，唯一在意的只是他的孝悌修养罢了。（《又与克彰太叔》）他也许无法逆料身后的一系列家庭闹剧，也许虽然看出了端倪，但还是对亲人与弟子们抱有极大的信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