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的家务事看起来永远都是一团乱麻，果然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依儒家“修齐治平”的逻辑，王守仁反而成了一个大禹式的公而忘私的典范，只有修身、治国、平天下，偏偏无暇理清家人的纠葛。

起征思恩、田州的时候，亲子正聪还只有两岁，王守仁舟过严滩，写给正宪一封家书，让我们看到这位宗师的另一种样子——一个操碎了心的大家长的样子，亦见出齐家之难或许不在治国、平天下之下：

即日舟已过严滩，足疮尚未愈，然亦渐轻减矣。家中事凡百与魏廷豹相计议而行。读书敦行，是所至嘱。内外之防，须严门禁。一应宾客来往，及诸童仆出入，悉依所留告示，不得少有更改。四官尤要戒饮博，专心理家事。保一谨实可托，不得听人哄诱，有所改动。我至前途，更有书报也。

舟过临江，五鼓与叔谦遇于途次，灯下草此报汝知之。沿途皆平安，咳嗽尚未已，然亦不大作。广中事颇急，只得连夜速进，南赣亦不能久留矣。汝在家中，凡宜从戒论而行。读书执礼，日进高明，乃吾之望。魏廷豹此时想在家，家众悉宜遵廷豹教训，汝宜躬率身先之。书至，汝即可报祖母诸叔。况我沿途平安，凡百想能体悉我意，铃束下人谨守礼法，皆不俟吾喋喋也。廷豹、德洪、汝中及诸同志亲友，皆可致此意。

近两得汝书，知家中大小平安。且汝自言能守吾训戒，不敢违越，果如所言，吾无忧矣。凡百家事及大小童仆，皆须听魏廷豹断决而行。近闻守度颇不遵信，致牴牾廷豹。未论其间是非曲直，只是牴牾廷豹，便已大不是矣。继闻其游荡奢纵如故，想亦终难化导。试问他毕竟如何乃可，宜自思之。守悌叔书来，云汝欲出应试。但汝本领未备，恐成虚愿。汝近来学业所进吾不知，汝自量度而行，吾不阻汝，亦不强汝也。德洪、汝中及诸直谅高明，凡肯勉汝以德义，规汝以过失者，汝宜时时亲就。汝若能如鱼之于水，不能须臾而离，则不及人不为忧矣。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诚爱恻怛处，便是仁，无诚爱恻怛之心，亦无良知可致矣。汝于此处，宜加猛省。家中凡事不暇一一细及，汝果能敬守训戒，吾亦不必一一细及也。余姚诸叔父昆弟皆以吾言告之。前月曾遣舍人任锐寄书，历此时当已发回。若未发回，可将江西巡抚时奏报批行稿簿一册，共计十四本，封固付本舍带来。我今已至平南县，此去田州渐近。田州之事，我承姚公之后，或者可以因人成事。但他处事务似此者尚多，恐一置身其间，一时未易解脱耳。汝在家凡百务宜守我戒谕，学做好人。德洪、汝中辈须时时亲近，请教求益。聪儿已托魏廷豹时常一看。廷豹忠信君子，当能不负所托。但家众或有桀惊不肯遵奉其约束者，汝须相与痛加惩治。我归来日，断不轻恕。汝可早晚常以此意戒饬之。廿二弟近来砥砺如何？守度近来修省如何？保一近来管事如何？保三近来改过如何？王祥等早晚照管如何？王祯不远出否？此等事，我方有国事在身，安能分念及此？琐琐家务，汝等自宜体我之意，谨守礼法，不致累我怀抱乃可耳。

习惯于公寓生活的现代人很难体会古代大家庭的不易。我们从这封信里看到，一个妻妾成群、人员成分复杂的大家庭会如何使人劳神苦心。开篇特别强调“内外之防，须严门禁”，亦即男人不能入内帏，女人不能入外庭。要禁止的是最难禁止的人性，稍有松懈便会制造出令人难堪的家丑。王守仁千叮咛万嘱咐，要正宪遵照自己当初订立的戒条，凡事都要与魏廷豹商议决策。

魏廷豹似乎并不是王守仁的门人，而是大管家一类的角色，王守仁对他寄予极高的信任。但是，对于家里的其他人，即信里提到的保一、守度、保三、王祥、王祯等等，王守仁似乎有一万个不放心。

这些人，以及其他书信里提及的添服、添定、来介、来贵等等，或是王守仁的义子或王家的僮仆。钱明《王家衰落的过程及其成因：王阳明家事辨考》有一个推测：“阳明出名后，其老家余姚凡沾亲带故者，曾有不少人来山阴王府攀亲投靠，其中既有阳明几位夫人带来的非王氏成员，也有跟随正宪等人而来的族中之人，更有随身带来的家仆童僮。随着王府内各种人员关系的日益复杂化，阳明对家事也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以至常为身后事宜提心吊胆、忧心忡忡。”

如此不世出的雄杰竟然也会在家事面前一筹莫展，真让人感到复杂家庭关系的可畏。管家在这种时候总会扮演职业经理人的角色，以接受雇用的外人身份来摆平一个盘根错节的家族企业。但是，王守仁极仰仗的魏廷豹在后来的家庭纠纷中竟然鲜见记载，似乎全不曾发挥应有的作用。

王守仁在书信里关心着正宪的学业：“你守悌叔叔来信说你想准备科举，我担心你水平不够，最后会愿望落空。但你近来的学业进度我也不太了解，所以是否应举就由你自己决定好了，我既不阻止，也不强迫。钱德洪和王畿等人都是很值得你交往的，你应当多多亲近他们。”

正宪原本不必科考，因为早在正德十三年（1518年），十一岁的正宪就已经有了世袭锦衣卫百户的资格。当时朝廷给王守仁的封赏是“荫子一人”，而当时正聪尚未出生。据钱德洪记载，待正聪出生之后，正宪很为这件事高兴，于是辞去世袭职位，准备以科举谋功名。

我们当然很愿意接受正宪这个高风亮节的形象，但无论钱德洪的感受是否属实，正宪对科考的准备总是有的。王守仁在信里的这番叮嘱似乎也暗示出他对荫子问题采取了一种颇有几分蹊跷的不置可否的态度。倘若他在生前有所决断，指定的继承人无论是正宪也好，正聪也好，总可以免去后来的无穷纠葛。

信里叮嘱正宪的学业，最后还有这样一个归结：“我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

这要算是王守仁对自己一生学术的总结了，也许在他看来，在将来注定出现的继承权纠纷重，无论正宪何去何从，只要“致良知”，那么无论在任何情形下都能够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