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过分倾向于把沙龙精神带入文学之中，又把文学精神引入政治之中。我所称之为政治领域中的文学精神者，指的是追求雅致与新颖甚至真实，热衷于有趣的画面甚于实用；极易被演员的精湛技艺和华言丽语所感动但却撇开戏剧效果于不顾，最后仅凭印象而非理性做出决定的那种精神。”

1848年2月24日，法国历史上涂抹着革命颜色的日子之一，托克维尔遇到了好友让-雅克·安培。上午刚刚目睹了奥尔良党人在人民的怒火中抱头鼠窜，托克维尔自然无心坦然享受安培提供的晚餐，巴巴地看着对方脸上的快意：“我认为安培反对他们不是出于信仰，而是出于意愿，出于喜好，或者冒昧说一句是出于个性。”托克维尔觉得，法国人似乎一有不顺意就要革命，要心满意足地看到旧政权被扳倒，不管这个旧政权是否还可以忍受，也不管社会要因此发生多少动荡。他进而说，文人对社会心理中存在的这种习性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从类似国民性的角度出发详细批判过文人涉政。法国人钟爱聪明才智，却又最少了解自己的国家，一遇到那些从某种普遍理念出发的言论就激动不已，有了这样的激励机制，文人逐渐给公众舆论披上了哲学的外衣，给法国的公共生活奠定了喜好谈论体系、谈论大而泛的所谓“法兰西精神”的传统。在这种传统里，文人、作家、公共知识分子、哲学家这几个范畴互相都有极大的重合，知识分子很多都“公共”，有专业的哲学功底或有哲学化写作的爱好，著书立说，发表言论，与狭义上的作家过从密切。到20世纪，请愿书后面一抓一大把的知识分子名字，让这一传统越发明显。从埃米尔·左拉开始的知识分子光荣史，其实也就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文人涉政”史。

但新时代的文人遇到了新的问题。托克维尔诟病文人的天真无知，但并不否认安培之流的真诚。然而德雷福斯事件之后，法国一代代文人们逐渐发现，他们就连自己的真诚都越来越难以保护或证明了，想凭借良心独立引导公众舆论的空间日渐式微。左拉的控诉大约是出于真诚，多少年来被传为佳话，可就在当时，《我控诉》一见诸报端，“左拉”的名字立刻随两大阵营的定名被符号化：挺德派如获至宝，打出左拉的旗号招揽信众，反德派则照例搜寻左拉背后的指使者，不时爆些料以正视听。一句话，双方都希望以左拉的英名或恶名——而不是控诉本身的雄辩性、逻辑性和说服力——为自己的阵营吸引加盟者，给他们灌输以党派化的“真相”。斗争的成败似乎不再取决于真相如何，而取决于能否搞臭一个名人、一个组织、一支势力。

安德烈·纪德的遭遇是又一个明证。1936年，他不合时宜地出版了《访苏归来》，一本知识分子的良心之作，但置于当时的政治背景下，纪德揭露苏联内幕之清醒人心的效果，便遭党派思维方式的削弱下而大打折扣。等到法国沦陷后，人们甚至可以说，是《访苏归来》客观上导致了左翼联盟的分裂和右翼亲纳粹分子的嚣张，如果不是他，左翼力量和反法西斯主义同盟绝不会在大敌当前时这样麻痹，法国也不会这样不堪一击。特殊的政治形势让文人涉政落得悲剧下场的概率更高了。一面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专业化程度不够，他们探讨理论、救济苍生的热情有余，欲襄助政治经济现实运作却力有不逮；另一面，他们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受到党派性政治文化的扭曲化解读，一旦想坚持良心独立，更会立即遭到左右两方的厌弃。

文人涉政究竟是否值得？文人涉政行为最好的结果又是什么？托尼·朱特教授在《责任的重负》一书中研究的第一个人物，社会党领袖莱昂·布鲁姆，看起来是比较好的涉政人选——不仅涉政，而且直接从政。他虽也是文学批评出身，但纪德说他“对大众没有半点儿诗意的认识”，思路清晰，擅长分析和推理远甚于诗性直觉，演讲时的雄辩甚至能让最凶狠的敌人倾倒。布鲁姆后来弃文从法，担任过行政法院法官；从德雷福斯事件直到“一战”期间，追随让·饶勒斯积累政治经验。到1920年图尔大会上，他以一己之力对抗列宁主义者的分裂，保存了社会党的实力，到第三共和国令人窒息的晚期，更是一举登上人民阵线政府总理的宝座。

不过，布鲁姆尽管拥有法学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但他的政治行为仍是在信仰或党派政治的框架下进行的。朱特教授暗示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国社会党所背负的大革命传统束缚了布鲁姆的手脚，它让布鲁姆必须承受左翼的诸种教义——阶级斗争观、革命理想、和平主义信念等等——的压力，同时，这些教义又招致其他党派（不论是敌是友）的警惕，生怕社会主义者利用各种时机，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帜偷偷改变法兰西的颜色。人民阵线政府在“二战”前夕最惨淡的时期上台，布鲁姆处处受制：在国际上不得不放弃对西班牙共和力量的救援，而在国内，由于专业力量的匮缺，人民阵线主导的经济改革几乎成了一场灾难。攘外安内双双不力，就主观上而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乃是布鲁姆的“诚实专注”的愿望与政治家必备的“现实主义”态度之间存在着悲剧性的冲突，政治信仰的规定经常妨碍他做出直面现实的思考。

与莱昂·布鲁姆直接投身于政治不同，同为文人的阿尔贝·加缪只是从外围与政治发生了关系。他凭纯文学打开个人事业的局面，随即通过投身抵抗运动和战后的左派新闻事业介入现实政治。他并没有掌握过可以主宰民族命运、决定国计民生的权力，他的影响表现在舆论之中——这也许是知识分子履行自己的责任更理想的途径——通常不需要考虑可操作性，不需要过多的现实权衡，因此，加缪的言论比布鲁姆表现出更纯粹的道德色彩，后人誉其为“一代人的民族良心”，主要也是基于此而言。

然而，加缪毕竟也是左翼出身，这是他无法改变的思想底色。当他把资产阶级西方和社会主义苏联共同纳入批判对象的时候，就开始咀嚼身不由己的苦涩：各个政党手举放大镜观察他的每一句言论。为了一碗水端平，在四五十年代，加缪每欲揭批苏联政权的种种阴暗面，都辅以同等的对西方国家的指责，指责他们支持独裁，扶植佛朗哥的法西斯政权。他已无法做到就事论事，1947年苏共在保加利亚实施政治大审判之后，加缪甚至这样为像他一样保持缄默的知识分子开脱责任：“我们没有吊死佩特科夫。那些以一纸公约将世界分成两半的人应该为此负责。”冷战局面的造成固然是一个巴掌拍不响，但是加缪最受人称道的反暴力思想，却在这一刻退缩了。朱特教授正确地指出，加缪心有旁骛地找得一下平衡，其实质在于“正是通过举出这些类比，买来了批评共产主义、谈论苏联集中营并提及其迫害艺术家和东欧民主人士的权利”。他为他的欲盖弥彰付出的代价，就是被人抓住了“不诚”的把柄。

公平地说，加缪只是在技术上有所失误，不管是批判苏共、佛朗哥政权还是“将世界分成两半的人”，本身都是知识分子责无旁贷的正举。但是，党派政治放大了这种失误，把这一点“不诚”放大成了涉及党派利益的乡愿之举。加缪遇到的问题和莱昂·布鲁姆相似：信仰或本能驱使他们选择了一个阵营，但良心又令他们拒绝完全效忠于它，为它的一切行为言论粉饰。布鲁姆从来没觉得苏共的好，但他从未与之决裂，徒增党内同志和右翼的反感；加缪虽然批判苏共，又决不情愿站到右翼和资产阶级国家的队列里。拒绝效忠的人自然要受来自双方的冷落。所以布鲁姆注定敌不过右翼知识界魁首夏尔·莫拉斯，后者竟敢公然宣称要“从背后给他（布鲁姆）一枪”；也注定了加缪的道德人格要在萨特的强硬立场下失色，萨特的名言之一就是“反共产主义者是条狗”。

相比之下，第三个研究个案，雷蒙·阿隆，或许是法国文人涉政中难得的正面例子。当然，他已经不是托克维尔意义上的“文人”了。阿隆的才华和学术修养不在萨特之下，他对本国、欧洲各国乃至法国殖民地局势的了解全面胜过加缪，更关键的是，他的判断从来都是基于对现实的认识，不受抽象信仰的左右；他考虑问题从来是从政治家的视角出发，而非“道德”“正义”之类的虚泛概念。朱特教授称莱昂·布鲁姆是不合格的政治家，把加缪定性为本质上“非政治”的人，而无疑，阿隆和托克维尔一样，天生是为政治而生的。

当然，“总是正确”的阿隆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也并没有获得充分的承认，他在1939年前被人忽视，到解放后又逐渐被打为反动分子，晚至六七十年代，更是成为“进步力量”眼里死心塌地的保守党徒；他的声誉往往来自戴高乐这样的当政者的重视，以及国外学术界同仁的景仰。但平心而论，作为20世纪法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之一，阿隆的命运仍是最好的，他的被误解反证了托克维尔所说的法兰西对由文人煽动的大众革命话语的迷信，而这种迷信再强固也只属于一部分人，更无法在20世纪过半后的国际局势中继续长存；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他更是用亲身实践的政治介入打破了文人总给政治添乱的尴尬传统。阿隆的涉政方式与前两者都不一样，从他在回忆录中的那句话：“半个世纪以来，我在提出批评的时候总是自问——‘要是我处在他们的位置，我会怎么做？’”——可以看出，与其说是智力上的优势，不如说是思维方式上的不同，导致阿隆走了与布鲁姆和加缪相歧的道路：他不像布鲁姆那么沉溺于本党的立场，又比加缪更依赖专业政治思维而非道德直觉。正如他那部访谈录的书名《介入的旁观者》所示：他能够同时站在“局外人”和“当局者”两种立场上看待现实问题，把理性的清醒与现实主义的认知结合起来，使得身为右翼的阿隆身上最少党派之气，也最能不受左右二分的格局的约束。

但是，用布鲁姆和加缪的失误来反衬阿隆的高明，想必不是托尼·朱特教授的本意。他指出的三人最大的共同点之一，乃是“勇气与正直”，他们都在公共生活的腹地确立了自己的位置，表现出这些美德并因此而长期遭人嫉恨。其貌不扬、嗓音尖细的莱昂·布鲁姆在道德人格上是无可挑剔的，他首先是一位爱国者，相信在法国，“反犹太主义、民族主义、不公正、迫害和偏见都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支流现象”，从而誓死捍卫共和，支持抵抗运动，是右翼民族主义者和贝当主义者的死敌；加缪，地中海的儿子，他一生最突出的性格特征就是无所不在的道德主义，根深蒂固的反暴力思想尽管有时令他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但更多的情况下都促成了对强势非正义的当头棒喝。在法国蒙受耻辱、经历坎坷的年代，他们都在投入公共生活之后，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公共责任之下，真诚地试图以独立的良知发言，去影响现实政治，为此不惜痛苦、沉默乃至身陷囹圄。阿隆只是选择了一条最安全的介入之路，一条酷似当年托克维尔的“智者”路径，在智者可钦可羡的睿思之下，同样有一种俗世圣徒的耿直自律、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在熠熠闪光。

所有这些美德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年代所稀缺的。夏尔·莫拉斯和萨特构成了一对鲜明的反证，两人从各自的极端出发，放任信仰或党派辞令压服良心的声音，从而在两极化的政治中获得了最好的命运——当上本阵营的代言人。纪德在《访苏归来》之后就沉默了，面对右翼的张狂他无可奈何；马丹·杜·伽尔，1937年在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现出了书生的原形，面对危如累卵的时局，只向公共领域贡献了几句空洞的和平口号；朱利安·班达，这位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中提出公共参与应该摈弃党派偏见，而以“真诚的独立思想”发言的著名文人，20年后竟自食其言，欣然加入“同路人”的行列。即使布鲁姆有众多失职之处，但正如朱特教授所言，他“强就强在能够把它们看作错误，并虚心接受之”，而不惜冒巨大的名誉风险。“在他那一代政治家和当国者中，怀有这样一种责任感的人实属凤毛麟角。”

更多的人都接受了党性思维方式，站在一方，无条件地为反对另一方而效力。这种二元对立及其产生的无休止纷争让法兰西深受其害，一个多世纪以来她走不出低效率政治文化的怪圈，一代代政治阶级在相互攻讦、相互诋毁、相互诽谤、相互推翻中内耗掉无数精力和智慧，知识分子或逃避现实，或夸夸其谈，公众无休无止地谈论国是，享受毫无结果的“自由”。假如所有言论、所有行为真的像党派辞令所指陈的那样，均系受人“指使”，都有不可告人的利益动机的话，假如知识分子便因此认为政治纯然是一场利益游戏，从而放弃独立的使命的话，那这个世上还有什么价值可言，还有什么坚实的东西值得捍卫？公共知识分子在世上又有何用？

60年前，加缪当着萨特、马尔罗、库斯勒和斯珀贝的面突然发问：“你们不觉得我们都应对价值虚无负责吗？假如我们都抛弃尼采主义、虚无主义和历史现实主义会怎样？假如我们公开宣称自己犯了错，又会怎样？假如我们承认世上有道德价值存在，我们应为确立、彰显道德价值恪尽职守又如何？难道你们不觉得，或许希望会从这里萌芽吗？”托尼·朱特把它视为一个赌博：至今它仍然存在，而且赌注越发高昂——方今之世，法国纵然已摆脱那恶性循环，但价值虚无的诱惑，政治和阶级冲突似乎已随资本的一统天下降格为内部矛盾，那吸引过一代代知识分子的“希望”果真已成奢谈，沦为一群智力过剩者的庸人自扰了吗？托克维尔的痛心疾首之语不应成为颓然的理由，而应是激发知识分子良知的恒久动力：“我已厌倦不断地将迷惑眼目的云雾误以为是彼岸……我们的命运是否注定就是永远与大海搏击！”

自2004年接手罗纳德·阿隆森教授《加缪和萨特》的翻译工作以来，法国知识分子及其与当代思想史的关系始终是我关注的题目。2005年该书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严搏非老师得悉后约我翻译本书，交托之际，亦以“责任的重负”相勉。今日交稿，唯愿不辱使命。

托尼·朱特教授此书的价值自不待言，“法兰西综合症”被他解剖得淋漓尽致。尤其莱昂·布鲁姆的遭遇，政敌对他的毒辣攻击，以及那种揪老底、揭动机的思维方式，让人分外熟悉。类似的失范决非政治文化领域独有，更非法国一家独有；一个没有接受过现代公民政治训练的民族，即便争取到了理想的公共空间也是枉然，到最后只能各自捡起丛林法则抵挡横行的偏见、狂妄与自私，继续享受来之不易的自由平等。

《责任的重负》沿袭了国外学术著作的一些共性：篇幅不论大小，逻辑结构紧密无比，洞见如泉涌，多至千头万绪，根本不是一两个中心句可以概括的。遇到的若干疑难，我只得直接请教朱特教授本人，翻译此书过程中，我对这位思想史和国际关系问题方面的专家的学术功力的认识不断加深。

仍然要感谢那些朋友：周丽华、张媛媛、何家炜、马慧元、沈茂华、盛韵、顾青等等许多位，希望这本译作也能让他们喜欢。书中但有翻译问题，恳请读者诸君能予以指正。

章乐天

200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