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德是无神论者吗？他入狱以前在《一个神甫与临终者之间的谈话》中是这样说的，人们也这样认为。他作品中最为残忍的人物之一——圣奉，丝毫没有否定上帝，而仅限于发展诺提斯派关于邪恶的理论，从中得出适当的结论。人们会说圣奉并非萨德。他当然不是。小说中的人物永远不会是创造这个人物的小说家。然而有些时候，小说家可能同时是他创造的所有的人物。因而，萨德作品中所有的无神论者原则上都提出了上帝并不存在，理由是上帝若存在的话，怎么会是冷漠无情、邪恶残忍的呢？萨德最杰出的作品以展示神的愚蠢与仇恨而结束。无辜的茹丝汀在暴风雨中奔跑，而犯罪的诺瓦瑟耶竟发誓说，她若不被天上的雷电击死，他便改信异教。惊雷终于把茹丝汀击死，诺瓦瑟耶获胜了，人的罪恶继续回应着神的罪恶。这样，不信教者的打赌便成为对帕斯卡尔打赌的反驳。

萨德对上帝的看法就是上帝是摧残与否定人的有罪的神。萨德认为，神乃杀人者，这种情况在宗教历史上并不罕见。人为何要讲道德呢？这个囚徒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追求极端的后果。既然上帝杀害与否定人，那么没有什么可以禁止人去杀害与否定同类。这种愤激的藐视与1782年的《谈话》中表露的那种平静的反抗已毫不相似。他此时大喊：“没有任何东西属于我，没有任何东西来自于我。”他声言：“不，不，不论是美德还是邪恶，一切在棺材中都混而为一。”他心境既不平静，生活也不幸福。他说“他所不能原谅人的”唯一事情就是关于上帝的思想。“原谅”一词在这位大谈折磨的作家的笔下实不寻常。然而他所不能原谅自己的，正是他对世界绝望的看法与囚犯的状况所绝对反驳的那种思想。双重的反抗此后指引着萨德的理智：反抗社会秩序与反抗他自己。由于这两种反抗在一个受迫害者的迷乱的心灵之外的其他地方都是矛盾的，他的理智始终是含糊不清或者合理的，这要视人们是从逻辑的角度还是以同样的态度研究他而定。

既然上帝否定人及其道德，他也会这样做。但他所否定的上帝直到此时一直作为他的担保人与同谋。以什么名义？以他身上最强烈的本能即性本能的名义。正是对人的憎恨使他在监牢的铁窗后活了下来。这种本能是何物？它一方面则是本性的呼喊；另一方面是要求完全占有一切生命的盲目冲动，甚至以毁灭他们为代价。萨德以本性的名义否定上帝——他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为他提供了机械论的观点，又使本性成为一种毁灭的力量。对他而言，本性就是性，他的逻辑引导他走向一个没有法律的世界，那里唯一的主人就是欲望的难以限制的力量。那里就是他陶醉的王国，他在那里听到了最美好的呼唤：“让大地上一切生命都面对我唯一的欲望！”萨德的英雄们指出人的本性需要罪恶，它必须毁灭才能创造，人们毁灭了自己就会帮助它创造。这冗长的推论的宗旨仅仅是为囚徒萨德建立绝对的自由。他极不公正地遭到压制，于是渴求毁灭一切的爆炸。在这方面，他与他的时代作对：他要求得到的自由不是原则的自由，而是本能的自由。

萨德无疑曾梦想一个全世界的共和国，让扎美这个有改革精神的智者为我们展示了这个共和国的轮廓。他向我们指出，反抗运动在加速发展，越来越不受到限制，其目标之一就是解放全世界。然而他身上的一切都与这个炽热的梦想背道而驰。他不是人类的朋友，他憎恶博爱者。他有时谈到的平等是个数学概念：人皆为等价物，迫害者拥有可恶的平等。他决心满足自己的欲望，因而必须主宰一切。他真正所完成的功业就在仇恨之中。萨德的共和国并非把自由作为原则，而是把不信教作为原则。这位奇特的民主主义者写道：“正义并不真正存在，它是一切情欲的崇拜对象。”

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比多芒塞在《小客厅中的哲学》中读到的那段著名的诽谤性文字更能说明问题。这部作品有个奇怪的标题：法国人，你们若想成为共和派，便再努把力吧。彼埃尔·克洛索夫斯基正确地指出，那段诽谤性文字向革命者表明，他们的共和国是建立在对享有神权的国王的屠杀之上，他们在1793年1月21日处死了上帝，便永远禁止自己放逐罪恶与批评有害的本能。君主制度在维护自己的同时，维护了建立法律的上帝思想。共和国完全依靠自己，品行在那里是不受约束的。可疑的是，萨德如克洛索夫斯基所希望的那样，怀有深深的亵渎宗教的感情，而这种几乎是对宗教的恐惧把他引导到他所陈述的后果。情况更可能是，他首先承受其后果，然后找到了适当的论据证明他向当时的政府所要求准许的品行是合理的。情欲的逻辑推翻了传统的理性，把结论置于前提之上。萨德在这篇文章中用一系列令人称绝的诡辩来证明诽谤、盗窃与谋杀是合理的，并要求在新城邦中容忍这些行为。他极其欣赏这些诡辩，从而心安理得。

然而，正是在此时他的思想是最深刻的。他以当时无与伦比的敏锐拒绝将自由与美德结合在一起。当自由是这个囚徒的梦想时，它尤其不能忍受任何限制。它是罪恶，否则便不再是自由。萨德对此基本论点从未改变过。此公宣扬的理论矛盾百出，只有在涉及死刑时观点是一致的，而且是绝对的一致。他这个巧立名目的执行死刑的爱好者，性犯罪的理论家，从来不能容忍法律所判定的罪行。“国家对我的监禁，在眼皮下执行的断头刑，这些给我带来的痛苦百倍地超过可以想象的一切监狱。”这种恐怖使他丧失了在恐怖时期公开表示出克制的勇气，那时他还勇敢地为岳母求情，虽然她曾使他入狱。几年以后，诺蒂耶清楚地概括了萨德所顽固捍卫的立场而不自知：“由于极度狂热的感情而杀死一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以一个可尊敬的政府的部门为借口，在经过认真思考后，冷静地让别人去杀人，这可是令人难以理解的。”这里所流露的一种想法为萨德加以发挥：杀人者应当以其人身偿命。可以看出，萨德比我们同时代的人更讲道德。

他对死刑的憎恨，开始是憎恨那些相当相信自己的品德或他们美好事业的人们，他们因此才敢于惩罚，虽然他们是有罪的。人不能同时为自己选择犯罪而为他人选择惩罚。应当打开牢狱，否则便证明自己的美德，但这是不可能的。人们一旦认可杀人，哪怕仅仅一次，就会普遍地认可杀人。按本性行动的罪犯不能置身于法律一方而不判罪。“若想成为共和派，便再努把力吧！”这句话的含义是：“接受犯罪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唯一合理的，并且要永远进行反抗，如同想得到圣宠一样。”完全屈从于恶会走向一种可怕的禁欲状态，这会使充满智慧与善良的共和国感到惊恐。这个共和国第一次的骚乱就焚烧了《索多姆的一百二十天》的手稿，可谓意味深长的巧合。它必然会揭露这种异端的自由，重新禁锢受到牵连的拥护者。这样一来，便使他有可怕的机会把反抗的逻辑推得更远。

全球共和国对萨德可能是个梦，而从来不是一种愿望。在政治方面，他真正的立场是犬儒主义，在他的《犯罪的朋友们的社会》一书中，他公然声称自己拥护政府及其法律，然而却打算违犯法律。这样，追随者们便投票支持保守派议员。萨德所思考的方案要求一种温和中立的政权。罪恶的共和国不可能是全球的，至少暂时是如此。它必须装出服从法律的姿态。然而，在一个只有杀人规则的世界，在罪恶的天空下，萨德以犯罪的本性的名义，实际只服从无穷尽的欲望的法律。然而，无限制地渴求他物，意味着被他人无限制地渴求。允许毁灭意味着自己可以被毁灭。因而必须斗争与统治。这个世界的法律不是别的东西，而只是力量的法律，其动力就是权力意志。

与罪恶为友，仅仅真正地尊重两种权力，一种是在社会中可以见到的基于出生偶然性的权力，另一种是被压迫者往上爬而捞到的权力，他们玩弄卑鄙的手段，终于和达官显贵平起平坐。萨德以这类人物来塑造其出身寒贱的英雄。这一小撮有权势者，这些被接纳入权力阶层的人，知道自己拥有一切权力。有谁若怀疑这令人生畏的特权，即使是须臾间，也会立即被贬斥，重新成为受害者。人们于是在道德上信奉布朗基主义，一小撮男人和女人由于掌握一种离奇的知识而坚定地自居于奴隶阶层之上。对他们来说，唯一的问题就是自己组织起来，完全地行使权力，以满足其惊人的欲望。

只要世界不接受罪恶的法律，他们便无望让全世界敬畏自己。萨德甚至从未相信他的民族会同意进行格外的努力，使自己成为“共和派”。如果罪恶和欲望不是全世界的法律，不能至少主宰一块有限的地域，它们便不再是一致的原则，而成为冲突的起因。它们不再是法律，人会重新恢复到分散与危险的状况。因而必须在一切地区创造一个符合新法律的世界。造物主曾使追求统一性的愿望失望，而这种愿望现在竭力使自己在一片小天地中得到满足。权力的法律从来没有耐心建立世界帝国。它必须毫不迟延地划定它行使权力的地域，即使必须用有刺铁丝网与哨所把它围起来。

萨德主张，权力法律建立一些封闭的地区，一些壁垒森严的城堡，人们无法从中逃走。在这个欲望与罪恶的社会中，一种无情的规则横行无阻。这种最不受拘束的反抗与对自由的彻底要求，最后导致多数人受到奴役。萨德认为，人的解放在这些行为放荡的城堡完成，那里处理恶行的政治机构掌握着男男女女的生死大权，这些人永远堕入了命中注定的地狱。他的作品中充斥着对这些特殊地区的描述。在那里，不信教的封建主们每当向集合起来的受害者指明他们是绝对的无能为力与受奴役时，总要重弹布朗日公爵的老调，他对《索多姆的一百二十天》中的平民百姓说：“你们在世界上已经死去。”

萨德同样住在“自由”之塔中，但是在巴士底监狱。绝对的反抗与他一起幽禁于一个肮脏的堡垒。不论是被迫害者还是迫害者，无人能从那里出去。他为了建立自己的自由，不得不筹划必需的手段。无限自由的欲望意味着否定他人与扼杀怜悯。必须扼杀心灵，它是“精神的虚弱之处”。在那个封闭的地方，一切按规章行事。在萨德虚构的城堡中，规章发挥着主要的作用，它创造了一个不信任的世界，有助于预见到一切，从而可以防止意料不到的温情与怜悯来扰乱享乐计划。当然这是一种奇特的享乐，因为一切在指挥下进行：“每天必须在早晨起床……”必须阻止享乐蜕变为情谊。对享乐必须加以限制，享受的对象绝对不能表现出自己是人。假若人是“一种绝对物质化的植物”，只能作为物体对待他，而且是试验的物体。在萨德围以铁丝网的共和国里，只有机械和机械师，它的规则就是机械的使用说明，为每个物品安排好它的位置。这些龌龊的修道院有其规则，而且是抄袭自宗教团体，这很能说明问题。不信教的人遂这样进行公开的忏悔，但标准已改变：“他的行为若是纯洁的，便会受到斥责。”

萨德便这样建立起他的理想社会，这也是当时的风尚。不过与他的时代相反，他把人的本性中坏的一面作为规则。他作为先驱，小心翼翼地建造了权力与仇恨的城邦，甚至把他所征服的自由用数字表达出来。他在其冰冷的罪恶的账簿中概括了他的哲学：“3月1日前屠杀十人，从3月1日起屠杀二十人，以后又回落到十六人，共计四十六人。”人们看到他的确是先驱，不过还是谦虚了一点儿。

倘若一切都到此为止，人们对萨德的兴趣也不过如同对那些不被人赏识的先驱们一样。然而，吊桥一旦拉起，就必须在城堡中生活。尽管规章是如此细致，终究未能预见到一切。它可能是在破坏，而非建设。这些受折磨的群体中的主人们在那里不会找到他们所企盼的满足。萨德常常提到“甜美的罪恶习惯”。然而，这里的一切没有什么谈得上甜美，而不过是身戴镣铐的人们的狂怒。的确也涉及享乐，但与最大限度的享乐相伴而来的是最大限度的破坏。占有人们所杀害的一切，与苦难共眠，这就是城堡的组织者所追求的完全自由的景象。一旦性犯罪消灭了感官享乐的对象，它便消灭了就在那一刻存在的快感，于是必须投身于另一个对象，重又将另一个杀死，如此进行下去，杀死无数个可能的对象。这些凄惨的色情犯罪的场景便一幕幕呈现在人们面前。萨德的小说中记录了这些场面，留给读者对一种丑恶的贞洁的回忆，实在是自相矛盾。

在这个天地里，两个肉体和谐一致地享受巨大的快乐，这会带来什么？这种寻求摆脱绝望的方式实属徒劳，最终仍陷于绝望，不过是从奴役走向奴役，从监牢又走向监牢。如果说只有人的本性是真实的，而在本性中只有欲望与破坏是合理的，那么，人的统治从破坏走向破坏已不足以满足对血的渴求，于是必须消灭一切。根据萨德的公式，必须使自己成为本性的刽子手。然而这也不是如此容易所能做到的。当账簿合上，一切受害者都被杀死，在孤零零的城堡中只剩下刽子手们，你看着我，我瞅着你，他们还缺少点儿什么。被摧残的肉体化为元素，复归于自然，生命重又从中诞生。杀人本身并未完成：“杀害只夺去了我们所打击的那个人的第一个生命，必须夺去他的第二个生命……”萨德思索着如何谋杀造化：“我憎恨自然……我想打乱它的结局，阻止它的行进，止住星辰的车轮，打乱在太空浮动的星球，摧毁为自然效劳的一切，保护伤害它的一切，一句话，侮辱它的一切，但我无力做到这件事。”他徒然地想象一个可以粉碎宇宙的机械师，他知道在星球的粉末中生命在继续。谋害造化是不可能的。谁也无法摧毁一切，总有一些东西留存下来。“我无力做到这件事。”萨德终于不再想要宇宙了，流露出极度的忧郁，以此来打动我们，这样，这个无情冰冷的宇宙突然感到轻松了。“我们也许可以攻击太阳，把它从宇宙中夺走，或者用太阳来拥抱世界，这也许是罪恶，这……”不错，这是罪恶，但并非最后的罪恶。还必须前进，刽子手们用目光互相打量着对方。

他们是唯一留下的人。仅有一条法则支配着他们，就是权力原则。由于他们身为主人时已接受了这条法则，当它反过来针对他们时，他们再无法回避。最有权势的只能是唯一的一个人，还必须杀戮：现在轮到主人们相互厮杀。萨德看到了这一后果，并未退缩。一种奇特的禁欲主义略微照亮了这些反抗的场所。他不想加入温情与和解的世界。吊桥不会放下，他同意消灭个人。这种拒绝一切的狂暴力量处于困境时终于无条件地同意。主人同意自己成为奴隶，甚至欲望也可能是如此，“断头台对于我也是肉体享乐的王位”。

最大的破坏于是与最大的肯定相一致。主人们互相扑向对方，为不信教的光荣而建立的这桩功业“散布着不信教者的尸骸，他们在其天才的顶峰被击倒”。最强大者活了下来，成为孤单一人，即“唯一的人”，萨德最后为之歌功颂德。此人终于统治世界，成为主人与上帝。然而，就在他处于胜利的顶峰时，梦想消失了。“唯一的人”转身走向那个囚徒，正是这个囚徒无穷尽的想象力创造了他，二人交融在一起。他孤单一人，被关在一座沾满鲜血的巴士底监狱，它整个是围绕着尚未平息的享乐而建立的，但以后再无对象。他只是在梦境中获胜。这十多卷充斥着暴力与哲学的书籍，其意旨归结为不幸的禁欲，在幻觉中从完全的“不”向绝对的“是”的挺进，最终同意死亡，将杀死一切与一切人转变为集体自杀。

人们对萨德的模拟像执行死刑，他同样也只在想象中杀人。普罗米修斯最后成为奥南。他结束了他的一生，始终是囚犯，不过这次是在收容所中，在一群梦幻者中间，在运气的舞台上演戏。世界所未给予他的满足，梦境与造化为他提供了同样的带有嘲讽意味的满足。当然，作家什么都不会拒绝。对他来说，至少限制已冲决，欲望一直要坚持下去。就此而言，萨德是个完美的文学家。他构筑了一个虚幻世界，使自己抱有果真如此的幻想。他将唯有“通过作品方能实现的道德罪恶”置于一切之上。他无可争辩的价值就在于，他怀着压抑已久的狂热，以不幸的洞察力描绘了反抗逻辑所带来的极端后果，而这种逻辑至少忘记了其根源的真相。这些后果就是全部被禁闭，普遍的罪恶，厚颜无耻的贵族政治与期待世界末日的来临。这些状况在他死后的许多年代中肯定又会被发现。不过他在体验这些后果后，似乎感到身陷绝境，只有在文学中得到解脱。奇怪的是，正是萨德在艺术的道路上指引着反抗行为，而浪漫主义使反抗在艺术道路上走得更远。他也属于那些作家之列，他说：“他们的腐化是如此危险，如此严重，在发表他们可怕的体系时，目的不过是将他们的罪行流传身后。他们再不能制造罪恶，但他们可恶的作品还可以这样做。死亡使他们放弃现在的一切，将应尽的责任带入坟墓，想到此不免欣慰。”他的反抗作品表现出他对生的渴望。即使他企羡的是该隐式的不朽，他仍然在企盼，身不由己地认为形而上的反抗是真正的反抗。

此外，他的后代不得不向他致敬。他的继承者并非全是作家。可以肯定，他经历过痛苦，为了激励文学家的想象力而死去。然而这并非一切。萨德在我们时代的成功，就在于他的一个梦想与当代的感受是相通的，即要求完全的自由以及由才智之士冷静地所表现的非人性化。把人缩小为试验物，确定权力意志与作为物体的人之间关系的规则，这个试验的封闭的场地，当推崇权力的理论家们要安排奴隶们的时间时，就会重新记取这些课程。

两个世纪以前，萨德便以狂热的自由的名义在小范围内颂扬极权社会，而反抗实际上并不要求这样的自由。当代的历史悲剧随着他而开始。他仅仅相信，建立在犯罪自由之上的社会应该和道德的自由相一致，仿佛奴役有其界限。我们的时代局限于清除他的世界共和国的梦想与他的堕落的技术。最后，他最憎恨的那种合法的杀人，将那些他想用来为本能杀人服务的发明归于自己。罪恶，他想使之成为放纵的恶行的特殊的甘美果实，在今天只不过成为警察品德的习惯，这些都是文学中意料不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