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的反抗 拒绝得救

反抗者虽然颂扬个人与恶,但并不与世人站在一边,而仅仅为自己打算。享乐主义,不管是何种形式,对上帝而言总归是享乐主义。个人作为创造物,只能反对创造者。他需要上帝,与之进行可悲的调情。阿芒·胡格说得很对,尽管这些作品有尼采的气息,上帝在其中并未死亡。人们大叫大嚷所要求的入地狱罪,只不过是对上帝开的玩笑。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反抗的描述则进了一步。伊万·卡拉马佐夫与世人站在一边,强调他们是无辜的。他断言,压在他们头上的死刑是不公正的。他的第一次行动根本不是为恶辩解,而是在争取正义,将其置于神之上。他并未绝对否定上帝,而是以道德价值的名义驳斥上帝。浪漫主义反抗的雄心是与上帝平等地对话,于是以恶来回答恶,以高傲回答残酷。例如,维尼的理想便是以沉默回答沉默。这样便意味着自己升高到上帝的水平,这实际已是亵渎神明。但人们没有想到对神的权力与地位表示怀疑。由于一切亵渎言行最终都要参与圣事,因而它是一种崇敬的表示。

相反,伊万的语调便改变了。论到上帝接受审判。倘若恶对于神的创造是必不可少的,那么这种创造则是不可接受的。伊万不再信赖这个神秘的上帝,而是信赖一个更高的原则,就是正义。他开创了以正义的王国代替圣宠的王国这一反抗的基本事业。同时,他开始攻击基督教。浪漫主义的反抗者与作为憎恨的原则的上帝本人决裂。伊万明确地拒绝基督教奥义,从而拒绝作为爱的原则的上帝。唯有爱能使我们认可玛尔特与工作十小时的工人遭受的不公正,而且更进一步,使我们接受儿童们无可辩解的惨死。伊万说:“假若唯有孩子们的苦难才能补足为获得真理所必须受到的痛苦,我现在便断言这种真理不值得以此为代价。”伊万拒绝承认基督教宣扬的苦难与真理之间有深深的从属关系。伊万最惊人的呼声在反抗者的脚下打开了最惊心动魄的深渊,这呼声就是“即使”。“即使我错了,我的愤怒也将坚持下去。”这就是说,即使上帝存在,即使基督教奥义中蕴含着真理,即使沙俄的村长佐希姆有理,伊万也不能同意这种真理应该以恶、苦难与横加于无辜者的死亡为代价。伊万是拒绝拯救的体现。信仰导致生命的不朽,然而信仰也意味着要接受基督教奥义,并认可恶,屈从于非正义。有人由于孩子们的苦难而不接受信仰,他们便不会获得不死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存在着不死的生命,伊万也拒绝得到它。他绝不接受这种交易。他只接受无条件的圣宠,这样他本人便提出了他的条件。反抗要得到一切,否则便什么也不要。“世界上的全部科学都顶不上孩子们的泪水。”伊万没有说世界上无真理,他说即使世界上有真理,它也是不可接受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不公正的。这里第一次展开了正义反对真理的斗争,这斗争将来也不会停止。伊万虽是孤单一人,然而是道德家,对自己这种形而上的堂吉诃德式的孤军奋斗怡然自得。然而,很久以来,一个巨大的政治阴谋便企图以牺牲正义来获得真理。

此外,伊万体现了拒绝独自得救的意志。他与受苦难的人站在一起,为了他们而拒绝天国。他若信仰上帝,便会得救,但其他人会入地狱。苦难依然存在。一个怀有真正同情心并为之痛苦的人是不能得救的。伊万继续指责上帝的错误,更加拒绝信仰,犹如人们拒绝非正义与特权一样。我们现在从“得到一切,否则什么也不要”进而讨论“拯救所有的人,否则无一人得救”。

这种极端的决心及由此而采取的态度对浪漫主义者来说已满足矣。然而伊万尽管也顺从享乐之义,却真正体验到了它的问题所在,在“是”与“不”间左右为难。从这时起,他遭遇了其后果。他倘若拒绝永生,还会留下什么呢?那就是生命的基本因素。失去了对生命的感觉,生命依然存在。伊万说:“我活着,不管是否符合逻辑。”不仅如此,“倘若我对生命没有信仰,怀疑心爱的女子,怀疑宇宙的秩序,相反却坚信一切皆是可恶可怕的混乱,即使如此,我仍然要活下去”。伊万于是活着,也爱着,“却不知为了什么”。然而,生活即行动,以什么名义?若没有不死,便没有奖赏与惩罚,没有善与恶。“我认为若没有不死,便没有道德。”而且,“我仅仅知道,苦难存在于人世,世上没有罪人,一切都受到束缚,一切皆会消逝而得到平衡”。然而,没有道德即再无法律:“一切都是允许的。”

当代虚无主义的历史便随着这个“一切皆被允许”而真正开始了。浪漫主义的反抗尚未走得如此之远,它仅局限于此,并非一切皆被允许,但对它来说,未被禁止的则是允许的。相反,对卡拉马佐夫而言,愤怒的逻辑将反抗指向它自己,使反抗处于绝望的矛盾之中。两者的区别在于,浪漫派允许自己干出于好意的事情,而伊万却出于一致性而迫使自己行恶。他不允许自己成为好人。虚无主义不仅是绝望与否定,它尤其是使人绝望而否定一切的意志。此人热切地支持无辜者,看到孩子们的痛苦而战抖,他想“亲眼”看到母鹿睡在狮子旁边,受害的人拥抱杀人者。正是这同一个人,从拒绝神的一致性与试图寻找自己的规则的时刻起,承认了杀人的正当性。伊万反抗杀人的上帝。然而,当他思索自己的反抗时,却从中得出了杀人的法则。若一切皆被允许,他便可以杀死父亲或至少容忍父亲被杀死。对被判处死刑的人的状况进行一番深思后,得到的结论不过是认为罪恶合理。伊万憎恨死刑(他在讲一次执行死刑的情形时愤怒地说:“他的脑袋竟然以圣宠的名义被砍下了!”),但同时却原则上认可罪恶。对杀人者全部宽恕,对刽子手却一个不予宽容。这一矛盾沉重地压在伊万·卡拉马佐夫心上,相反,萨德对此矛盾却毫不在乎,过得轻松自在。

他做出深思的样子,仿佛不死是不存在的。但同时他又说,即使不死存在,他也拒不接受。为了反对恶与死,他毫不犹豫地说美德同死一样是不存在的,允许人杀死自己的父亲。他故意接受了这个两难推理:成为一个有道德的却不合逻辑的人,或者成为一个合乎逻辑却犯罪的人。他对他的复制品魔鬼说:“你要完成一件道德行为,然而你却不相信道德,正是这种情况使你生气与痛苦。”的确是这样。伊万最后提出的也是唯一使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人们可以生活在与保持在反抗中吗?陀思妥耶夫斯基用这个问题使反抗思想取得真正的进步。

伊万让人猜出他的答案:人们只有把反抗进行到底,才能在反抗中生活。什么是形而上的反抗的顶点呢?就是形而上的革命。这个世界的主人的合法性被驳斥后,应该把他推翻。人应当占据他的位置。“由于上帝与不死并不存在,新的人可以成为上帝。”但是,成为上帝意味着什么?就是承认一切皆被允许,除自己的法则外,拒绝一切其他法则。人们无需展开中间的推理即可看出,成为上帝就是接受罪恶(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知识分子们所偏爱的想法)。伊万个人的问题是要知道,他是否要忠于他的逻辑,当他对无辜者的苦难愤怒地抗议时,他是否要接受对他父亲的杀害并漠然置之。我们知道他的结论:伊万允许杀死他的父亲。他们思想过于深刻,不能满足于表象,他过于敏感,却不能采取行动,于是满足于让他人去做。然而他会变成疯子。一个人若不懂得如何爱他亲近的人,便不懂得如何去杀死他。他在难以为之辩解的道德与无法接受的罪恶之间无所适从,心怀怜悯之心却不能去爱,孑然一身而无力援助他人,这种矛盾会扼杀这个至高无上的智者。他说:“我的思想是属于人世间的,却想弄清楚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这有何用处?”然而他仅仅为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而活着,这种绝对的高傲使他脱离他对其任何东西都不喜爱的世界。

这种困境并未阻止他提出问题后随之而来的后果:反抗在以后走向行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关于“伟大的审讯者”的传说中已经带有预言性地着重指出了这一动向。伊万最后没有把创世与造物主分离开来。他说:“我所摒弃的不是上帝,而是创世的说法。”换句话说,作为万物之父的上帝与他所创造的一切是不可分的。他的篡夺计划因而是道德的。他不想改造创世中的任何东西,但是,既然创世就是它现在的这种情况,他因而有权利在精神上获得自由,其他人也跟他一道获得自由。相反,当反抗思想接受了“一切皆被允许”与“拯救所有的人,否则无人得救”的原则,当形而上的革命从精神伸展到政治,从这个时刻起,开始了一桩新的事业,其意义难以估量。必须注意到,它也是诞生自相同的虚无主义。新宗教的预言者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见到这一点并加以宣布:“如果阿辽沙得出结论说既没有上帝也没有不死,他马上便成了无神论者与社会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这不仅是工人的问题,它尤其是无神论及其在当代体现的问题,是巴贝尔通天塔的问题,它不靠上帝而构建起来,不是为了从大地通到天国,而是要让天国下降到大地上。”

此后,阿辽沙的确怀着怜悯之心把伊万作为一个“毛头小伙子”。伊万竭力想控制自己,但没有成功。其他人来了,他们更加严肃,开始是相同的绝望的否定,现在则要求建立世界帝国。这些人是“大审判者”,把基督投入监牢,对他说他的方法不好,全世界的幸福不能靠在善恶之间立即自由地选择来获得,而应靠统治世界与统一世界来达到。首先必须统治与征服。天上的王国便这样下降到了大地,不过是由人加以统治,最初的统治者是恺撒之流,他们是最早理解这一点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接着是其他人。既然一切皆被允许,便可用一切手段进行统一的创造。“大审判者”衰老与疲倦了,因为他的科学是苦涩的。他知道世人既懦弱更懒惰。他们更喜爱的是和平与死亡,而非明辨善恶的自由。他冷漠地怜悯这个沉默不语的囚犯,历史在不停地揭穿他的谎言。他强迫此囚犯说话,承认其过错,承认审讯者与恺撒们的事业是合理的。但囚犯拒不言语,于是他们的事业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着,人们把他杀掉。当人的王国肯定会建立之时,其合理性终于获得。“这个事业仅仅是开始,尚远未完成,地球仍有许多东西需要忍受,但我们一定会达到目的,我们将成为恺撒,那时我们会考虑全球的幸福。”

那个囚犯在那时被处死,唯有大审判者们在统治着,他们听取“深刻的思想,毁灭与死亡的思想”。大审判者们骄傲地拒绝天上的面包与自由,而供应地上的面包,但没有自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们信任你。”他们的警察已经对着戈尔高达山大喊。但他没有下来,甚至在垂死前受折磨的时刻向上帝抱怨说他被抛弃了。因而再没有证人,而只有信仰与奥义,反抗者排斥它们,而大审判者们对之嘲笑。一切皆被允许,罪恶的时代在这个混乱的时刻已准备就绪。从保罗到斯大林,选择恺撒的教皇们为那些只选择自己的恺撒们准备好了道路。世界的统一不是由上帝实现,而是以后在反对上帝的情况下得以完成。

但我们尚未走到这种地步。目前伊万只为我们提供了反抗者面对深渊时的颓丧面孔,他无法行动,处于他是无辜的想法与杀人的意志之间,因而万分悲痛。他憎恨死刑,因为它是人类现状的写照,同时他又走向罪恶。为了与世人站在一边,他接受了孤独的命运。理性的反抗到了他终于以疯狂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