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否定上帝，我们否定上帝的责任，惟其如此，我们方能解救世界。”到了尼采那里，虚无主义好似成了预言。人们若不首先把尼采看做济世救人者而不仅是预言家，从他的著作中便不会有任何收获，除了看到他竭尽全力憎恨卑劣的残酷行为。他的思想有种暂时的有条理的战略性质，这是无可怀疑的。虚无主义在他那里第一次变成自觉的。外科大夫与预言家在这方面有共同之处，他们的所思所为均着眼于将来。尼采所思考的一切，其着眼点是将要来临的可怕事情。他不想颂扬它，因为他推测到这种可怕的事情最终具有的卑劣面孔，而要避免它，使之重生并加以改造。他承认了虚无主义，把它作为一个临床病人加以研究。他说自己是欧洲第一个彻底的虚无主义者，不是出于兴趣，而是出于他的身份，而且因为他过于伟大，不能拒绝他的时代的遗产。他断定自己及其他人已无力去信仰什么，一切信仰最初的基础，即对生命的信仰，已经消失。“可以作为一个反抗者而生活吗？”这个问题在他身上成了“可以不信仰任何东西而生活吗”？他的回答是肯定的。是的，人如果将没有信仰作为一种手段，把虚无主义贯彻到获得最后结果，如果进入沙漠并相信即将来临的一切，从而感受到痛苦与欢乐，情况就是如此。

他不是怀疑，而是完全否定，摧毁向他掩盖虚无主义的一切，摧毁掩盖上帝死亡的偶像。“为了建立一个新圣殿，必须摧垮一个圣殿，这就是法则。”他认为，欲成为善与恶的创造者的人，首先应该是个破坏者，应该砸烂价值。“这样一来，至恶成为至善的一部分，但至善是创造者。”他以自己的方式写出了他的时代的《方法论》，没有他那么赞美的法国十七世纪的那种挥洒自如与准确性，但思路极其清晰，这是二十世纪的特点，他说这是一个天才的世纪。我们现在来研究这种反抗的方法。

尼采的第一个步骤是同意他所知道的一切。对他而言，无神论是自然而然的，是“建设性的，根本的”。尼采超人的天赋在于对无神论问题激起一种危机，作出决定性的判决。世界在盲目地行进，没有合目的性。上帝因而是无用的，既然他什么都不想要。如果上帝想要什么东西，而人们在这里承认恶的问题的传统表达方式，他便必须承受一定的痛苦，承受贬低变动的全部价值的不合逻辑性。人们知道，尼采公开忌妒司汤达的名言。“上帝唯一可做的辩白，就是说他并不存在。”世界没有了神的意志，同样便没有了统一性和合目的性。因而对世界不能作出判断。对它所做的一切价值判断，最终会导致对生命的诽谤。人们在判断现存的一切时，遂参考应该存在的事物，如上天的王国，永恒的思想或道德的命令。然而，应该存在的实际并不存在。不能以虚无来判断这个世界。“这个时代的优势是：没有什么是真实的，一切皆被允许。”这些提法与其他千百种提法相类似，不论是华丽的还是讥讽的，都足以表明尼采接受了虚无主义与反抗的全部内容。在他关于“矫正与选择”幼稚的论述中，甚至提出了虚无主义推理的极端逻辑：“问题：通过何种手段可得到有感染性的虚无主义的严格形式？这种虚无主义以极其科学的意识教授与实现自愿的死。”

尼采为了虚无主义的利益而吞并了那些传统上被看做遏制虚无主义的价值，主要是道德。道德行为，如苏格拉底所阐明的或基督教所崇尚的那些行为，其自身是堕落的标志，想以人的映像代替有血有肉的人。它以纯属想象的和谐世界的名义谴责情欲与呼喊的世界。如果说虚无主义无力去信仰，其最为严重的症状并非是无神论，而是无力相信现存的一切，无力看到已做到的一切，无力体验所提供给它的一切。这种弱点为一切理想主义所共有。道德并非对世界的信仰。尼采认为，真正的道德与明晰的思维密不可分。他对“世界的诽谤者”很严厉，因为他察觉这种诽谤其实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可耻意愿。对他而言，传统道德不过是不道德的一种特殊情况。他说：“善需要说明其正当性。”他还说：“人们将来有一天会正是出于道德的理由而停止做善事。”

尼采的哲学肯定是以反抗问题为基本内容。确切地说，它正是以反抗开始的。但人们会感觉到尼采所带来的变化。他提出，反抗起自于“上帝已死亡”，认为这是一个得到确认的事实。反抗于是转而反对意欲虚假地替代已消失的神明，从而损害世界的一切学说，它们无疑没有方向，但却是神明唯一的藏身所。与某些批评他的基督教徒所想的相反，尼采并未制订杀死上帝的方案。他认为上帝已在他的时代的灵魂中死亡。他第一个理解到这一情况的无限意义，并断定人的这种反抗若不加以引导，则不会走向新生。对反抗所持的其他一切态度，不论是惋惜还是奉迎，都会导致可怕的后果。尼采因而没有提出反抗的哲学，而是创立了关于反抗的哲学。

他之所以特别地攻击基督教，不过是就道德而言。一方面，他始终未对耶稣本人进行指责，另一方面也从未触动过教会的犬儒主义方面。人们知道，他作为一个熟知情况的人，钦佩耶稣会人员的学识。他写道：“其实，我们所驳斥的只是道德方面的上帝。”基督对尼采来说，如同对托尔斯泰一样，并非一个反抗者，其学说的基本内容可归结为完全同意恶，不抵抗恶。绝不应该杀人，即使为了阻止杀人。应该接受现在这种状况的世界，拒绝增添其不幸，但同意个人为世界上存在的恶而受苦受难。这样，天国便立即成为我们所能达到的。正是内心的意愿使得我们让自己的行为与这些原则相适应，并立即得到赐予我们的真福。尼采认为，基督的启示不是信仰，而在于他的行为。由此可见，基督教的历史不过是对这种启示长久的背叛。《新约》已经变质，从保罗到主教会议，信仰的功效让人忘记了行为。

基督教对其主人的启示有什么深深的歪曲？首先是审判的想法，它与基督的教诲是毫不相干的。另外还有惩罚与奖赏相互关联的概念。从此时起，自然成了虚构之物，而且是有意义的虚构之物，人类全体性的想法随即产生。从好消息到最后的审判，人类的任务仅仅是使自己符合于以前写的一个故事中的道德目的。唯一的区别仅仅在于结尾时人物分为好人与坏人。基督的唯一看法是本性的罪恶没什么要紧，而历史上的基督教却使整个本性成为罪恶的源泉。“基督否定了什么？所有目前冠以基督教的一切。”基督教认为要与虚无主义斗争，因为它指引世界，而基督教自身便是虚无主义的，因为它把一种想象的意义强加于生命，而阻止发现生命的真正意义。“一切教会皆是在那位作为神的人的坟墓上滚动的石头，竭力阻止他复活。”尼采荒诞的而又能说明问题的结论是上帝由于基督教的存在而死亡，因为基督教使神圣的东西世俗化，此处指的是历史上的基督教及“其可鄙的深深的表里不一”。

同样的道理使尼采对社会主义及形形色色的人道主义持同样的见解。社会主义不过是变质的基督教。它的确在坚持对历史的合目的性的信仰，这种合目的性违背了生命与自然，以理想的目的代替了真实的目的，促使意志与想象力衰弱。根据尼采为虚无主义一词所定的确切含义，社会主义也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者并非什么都不相信的人，而是不相信现有一切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是没落的基督教等而下之的表现形式。对基督教而言，奖赏与惩罚以历史为条件。但根据不可避免的逻辑，全部历史最终都意味着奖赏与惩罚，由此而产生了集体的救世主降临说。同样，灵魂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由于上帝已死亡，一切都趋于平等。就此，尼采还攻击作为道德学说的社会主义学说。虚无主义不论表现为宗教还是社会主义的说教，逻辑上的结果都是所谓的我们优越的价值。自由思想摧毁了这些价值，揭露了它们所依赖的幻想、所进行的交易以及所犯的罪行，这种罪行就是阻止敏锐的才智之士完成将消极的虚无主义改造为积极的虚无主义的使命。

在这个摆脱了上帝与道德偶像的世界，人现在是孤独的，而且没有了主人。除了尼采，无人相信这样的自由是轻而易举的，他正是在这方面有别于浪漫主义者。这种解放使他置身于一些人的行列，他自己说这些人尝受了新的苦恼和新的幸福。但开始时，只有苦恼在呼喊：“唉，让我发疯吧……除非超越法则之上，我是被天主弃绝的人们中间最受排斥的人。”对于不能超越法则的人来说，他必须找到另一种法则，否则只能精神错乱。自从人不信仰上帝，也不相信生命不死，他便对“活着的一切负责，对生自于痛苦并注定要为生命而痛苦的一切负责”。要从他那里，而且只从他那里找到秩序和法则。于是开始了被天主弃绝的人们的时代，他们开始精疲力竭地寻求这样做的理由，漫无目的地怀旧，心中思索着一个问题，一个最痛苦而令人心碎的问题：“我在哪里会感到自己是在家中？”

尼采是自由思想，因而知道，思想自由并不是一种享受，而是一种所要求的崇高事物，人们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从越来越远的地方获得它。他知道，人们想处于法则之上，而摔倒在这种法则之下的危险是很大的。他因而懂得，思想唯有接受新的义务才能找到真正的解放。他最基本的法则就是，永恒的法则如果不是自由，那么没有法则则更加不是自由。如果没有什么东西是真实的，如果世界没有规则，那么没有任何东西是禁止的。若要禁止一个行动，的确必须有一种价值与一个目的。然而与此同时，没有任何东西得到准许。为了选择另一个行动，也需要价值与目的。法则的绝对统治不是自由，而绝对的随心所欲也不是自由。一切可能的东西相加在一起并不能带来自由，但奴役是不可能的。混乱自身也是一种奴役。在一个世界里，一切可能的东西与不可能的东西应同时加以确定，唯有这样这个世界才有自由。没有法则则丝毫没有自由。倘若命运不被一种更高的价值确定方向，倘若偶然性主宰一切，那样便是在一片黑暗中行进，是瞎子的可怕的自由。尼采论及最彻底的解放时，选择最大的依附的评语：“我们如果不把上帝的死亡作为自己一种很大的放弃与对自己的永久胜利，那么将不得不为这一丧失付出代价。”换句话说，尼采认为反抗必须苦行。一种更深刻的逻辑于是用“若没有什么是真实的，则没有什么是被允许的”代替了卡拉马佐夫的“若没有什么是真实的，则一切皆是被允许的”。否定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情是禁止的，即等于放弃被允许的东西。在一个无人能说什么是白什么是黑的地方，光明已完全熄灭，自由变成志愿的牢狱。

尼采精心地把他的虚无主义推入这个死胡同。可以说，他是极其快乐地冲到里面的。他承认的目的就是要让他那个时代的人处于一种无法坚持的局面。他唯一的希望似乎是要达到矛盾的极致。人若不想在窒息他的死结中丧生，就必须一刀把死结砍断，创造他自己的价值。上帝的死亡并未了结什么，唯有在准备好复活的条件下才能被人感受到。尼采说：“若在上帝身上找不到伟大之处，那么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找到。必须否定这种伟大，否则便创造它。”否定伟大，是他周围的世界的任务，他看到这个世界在向自杀奔跑。创造伟大是一项非凡的任务，他愿意为之而献身。他完全知道，唯有在极端的孤独中方有可能创造，而人在精神极端困苦中必须同意这样做，否则只有死亡。唯有这时他才会下定决心付出这种艰苦卓绝的努力。尼采于是向他大喊，大地是他唯一的真理，人必须忠于大地，必须在大地上生活并获得拯救。他同时又教导人说，生活在没有法则的大地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生活恰恰以法则为前提。若没有法则，如何自由地生活？应该回答这个谜语，否则会死亡。

尼采至少没有逃避。他做出回答，而他的答案是危险的：达摩克利斯只有在剑下跳舞，才能跳得更好。必须接受无法接受的东西，并处于无法坚持的境地。自从人们认识到世界并不追求任何目的，尼采建议承认世界的无辜，断定它不从属于判断，因为人不能根据自己的任何意图来判断它。他并且建议，仅仅用一个“是”，用完全投入这个世界来代替一切价值判断。这样，便从绝对的失望中迸发出无限的欢乐，从盲目的奴役中迸发出极大的自由。成为自由的人，恰恰就要废除目的。变化的清白无辜，当人们对此同意时，便表示了最大的自由。自由精神所喜爱的是必然的一切。尼采思想的深刻之处就是认为，现象的必然性若是绝对的并没有裂缝，则不包含有任何强制。完全坚持一种完全的必然性，是他对自由所下的自相矛盾的定义。“什么样的自由？”这个问题于是被“为了什么而自由？”所代替。自由与英雄主义是一致的。它是伟大人物的苦行主义，是“拉开得最满的弓”。

来自于丰富饱满的这种高贵的赞许无保留地肯定了错误、痛苦、恶与杀人，肯定了生命中所包含的可疑与奇怪的一切。这种赞许起自于这样的意志，即想在目前这样的世界中生存于现在的状况。“认为自己注定如此，而不想改变为其他状况……”他说出这句话。尼采提出的苦行以承认命定性为前提，并导致命定性的神化。命运越是无可避免，便越加令人崇拜。道德的神明、怜悯、爱成为他们竭力想要补偿的命定性的敌人。尼采不想要赎救。由变化引起的快乐就是由消灭所带来的快乐，但唯有个人受到伤害。人的反抗行为要求其固有的存在，它由于使个人绝对服从于变化而消失。“一切个人都要与宇宙的生命合作，不论我们知道与否，愿意与否。”个人于是消失在人类的命运与世界永恒的运动中。“过去存在的一切是永恒的，海洋将其抛到岸上。”

尼采于是又回到思想的起源与苏格拉底以前的观点。苏格拉底以前的观点消除了最终的原因，以保持他们想象出的原则的永恒性。唯有无目的力量，赫拉克利特的“游戏”是永恒的。尼采的全部努力就是指出变化之中有规律，必然性中有偶然。“儿童就是纯真与忘记，重新开始，就是一种游戏，一个自己转动的轮子，就是最初的运动，说‘是’的神圣天赋。”世界是神圣的，因为世界是无报酬的，因而唯有艺术同样是无报酬的而能使世界担忧。没有任何判断可阐述世界，但艺术可以教我们重复它，犹如世界在永恒的运动中重复自己一样。最初的海洋在同一个海滩上重复着相同的话语，抛掷着为活着而感到吃惊的相同的生物。然而对于同意自己返回与一切都返回，而他自己又在对不断地重复的人来说，他分享了世界的神圣性。

通过这种迂回的办法，最后终于引进了人的神圣性。反抗者起初否定上帝，以后便打算代替他。尼采的见解是，只有放弃一切反抗，甚至放弃想要产生神明以纠正世界的反抗，反抗者才能成为上帝。“若果真有个上帝，如何能忍受自己不是上帝呢？”的确有个上帝，他就是世界。若想具有其神圣性，只需说是即可。“不要再祈祷，感恩”，大地便布满同时是神的人。对世界说是，重复地说，这样便同时创建了世界与自己，变成了伟大的艺术家、创造者。尼采的启示可归纳为创造一词，但含义模糊。尼采仅仅颂扬适宜于一切创造者的利己主义与严酷。价值的嬗变仅仅是用创造者的价值代替法官的价值，即尊重与热爱现在的一切。不具有不死性的神圣性确定了创造者自由的特性。狄奥尼索斯这个大地之神永远在分割中嘶鸣、呼喊，但他同时也表现了这种与痛苦相伴而生的惊慌之美。尼采认为，向大地与狄奥尼索斯说是，就是向其痛苦说是。接受一切，同时接受极度的矛盾与痛苦，这就是主宰一切。尼采同意为这个王国付出代价。唯有“严肃而痛苦的”大地是真实的。唯有它是神。如同昂贝多克勒投身于埃特纳大山，到地球内部寻求真理一样，尼采建议人们投身于宇宙中去重新找到其永恒的神圣性，而自己也变成狄奥尼索斯。《权力意志》就是这样结束的，如同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以一次打赌结束一样。《权力意志》常常令人想到这部著作。人还没有获得确信，但获得了确信的意志，这并不是一回事。尼采对这种极端同样在犹豫：“这是你身上不可原谅的地方。你握有权力却拒绝签字。”然而他会签字的。但狄奥尼索斯的名字仅仅使阿丽亚娜永远记住他在疯狂中写的短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尼采所说的反抗仍导致对恶的颂扬。不同之处在于：恶，那时不再是一种报复，它作为善可能有的一个方面而为人接受。更准确地说，作为一种命定性而为人接受。人们接受恶是为了超越它，可以说把它作为一种药方。在尼采的思想中，它不过是灵魂面对不可避免的事物时而骄傲地予以同意。然而，人们了解他的后裔，知道什么样的政治以这个说自己是最后一个反对政治的德国人作为依据。他想象出一些艺术的暴君。对凡夫俗子而言，暴政比艺术更自然。他喊道：“宁要恺撒与鲍尔基亚而不要《巴希伐尔》。”他身上既有恺撒，又有鲍尔基亚，但没有他认为的文艺复兴的杰出人物所拥有的高贵心灵。当他要求个人尊崇种群的永恒性并投身于循环的时代时，人们把人类作为种群的一个特殊情况，让个人屈从于这个卑劣的神明。他带着畏惧声音战抖地所谈论的生命，已堕落为适用于家庭的生物学。没有文化的结结巴巴说出权力意志的这类贵人，把他们不断蔑视的“仇视犹太人这种丑恶现象”归之于他们。

他曾相信与智慧相结合的英勇，将此称为力量。人们以他的名义用英勇反对智慧。真正属于他的这种美德便这样转化为相反的东西：显而易见的暴力。他根据一种骄傲的思想的规律，把自由与孤独混同起来。他“在正午与午夜的深深的孤独”却消失于最终涌现于欧洲机械化了的人群。尼采是古典趣味、讽刺与言行节制的捍卫者，是个主张贵族政治的人，但他又说，贵族应该奉行美德而不考虑什么，若某人需要讲明道理才能做诚实的人，则此人不能信任。他狂热地推崇正直（“这种正直成了一种本能，一种情欲”）。他是以狂热崇拜为死敌的最高智慧的最高公正的忠实仆人。他的国家在他去世三十三年后把他视为谎言与暴力的鼓吹者。他的献身精神曾使某些概念与品德受人赞美，他的国家这时却抨击它们是可憎的。在思想史上，除马克思外，尼采一生的遭遇无人可与之相比。我们永远不会终止矫正对他的不公正评价。我们肯定了解历史上有些哲学被曲解，但直到尼采与国家社会主义为止，尚无一种完全由高尚精神与无与伦比的灵魂苦心孤诣地所阐明的思想在世人的眼中被描绘为一堆谎言、一堆集中营中可怕的尸体。对超人的宣扬竟导致了精心培养出一批卑劣的人，这个事实当然应该揭露，但也应该加以阐释。如果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伟大的抵抗运动的最近结果就是这种无情的征服，岂不应该背弃反抗而重新倾听，尼采对他的时代发出的绝望呼声：“我的意识和你的意识不再是相同的。”

我们首先应当承认，我们永远不可能把尼采与罗森伯格混为一谈。我们应成为尼采的辩护律师。他自己在事先揭露他的不肖子孙们时这样说过：“解决自己精神的人还应该净化自己的心灵。”不过问题是至少应当弄清他所设想的这种精神解放是否不完全排除这种净化。尼采思想的那种运动，本身有其法则与逻辑，它们也许会解释归咎于他的哲学的那种有血腥味的伪装学说。他的作品难道丝毫没有任何可用来支持最后的屠杀的内容吗？杀人者，只要否定思想，甚至否定仍然属于精神的事物，难道不能在他身上为他们找到借口吗？回答应当是肯定的。自从人们忽视了尼采思想中有条理的方面（不能肯定他自己是否始终坚持这一方面），他反抗的逻辑就再没有限制。

人们同样会注意到，杀人并非从尼采拒绝偶像，而是从他狂热地赞同偶像而找到其合理性。这正是尼采作品的不同寻常之处。对一切说是，便意味着对杀人说是。同意杀人，其方式有两种。奴隶若对一切说是，便是对主人的存在与他自己的痛苦说是。耶稣即教导人不抵抗。主人若对一切说是，便是在对奴隶制与他人的痛苦说是，这就是暴君与颂扬杀人。“你相信神圣而不可摧毁的法则，你生活在一个具有永久说谎与永久杀人的性质的社会中，却不会说谎，不会杀人，相信这样一条神圣而不可摧毁的法则，这不是可笑的吗？”的确，形而上的反抗最初的行动仅仅是抗议社会存在的谎言与罪恶。尼采的“是”将最初的“不”丢在脑后，否认了反抗本身，同时否认了否定世界现状的道德。尼采真心诚意地呼唤一个具有基督灵魂的恺撒。这就是在思想上对奴隶与主人同时说是。但对双方说是，其实便是使更有力的一方即主人神圣化。恺撒最终必然会放弃思想主宰而选择统治现实。尼采身为一个忠于其方法的好教师在问自己：“该如何利用罪恶？”恺撒的回答是：使罪恶成倍增加。尼采关于人类的不幸写道：“人类若怀有宏大的目的，则会使用其他措施，不把罪恶认为是罪恶，而使用最可怕的方法。”他于1900年去世，就在这种意图即将死亡的这个世纪边缘。他在神志清楚时徒然地呼喊：“谈论种种不道德的行为是容易的，但人们有力量承受它们吗？比如说，我不能容忍自己食言与杀人，我已经心灰意冷，差不多好久了，但我会为此而死去的，这就是我的命运。”从对人类的全部经验予以赞同以来，其他人随之而来，他们远远没有心灰意冷，而是在谎言与杀人中强大了起来。尼采的责任是，出于方法方面高级的理由，使这种蒙受耻辱的权利成为合法的，哪怕是刹那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说过，将这种权利给予世人时，肯定会看到他们朝它冲去。然而尼采并非自愿的责任却走得更远。

尼采的确如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是虚无主义最为敏锐的良心。他使反抗思想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就是让它从否定理想跳跃到理想的世俗化。既然人的拯救不能由上帝实现，那么便应该在大地上完成。既然世界没有方向，人从接受这一见解的时刻起，即应当为世界定个方向，它会导致高级的人类社会。尼采要为人类的未来指出方向。“管理地球的任务落在我们身上。”还有“为统治地球而斗争的时刻已经临近，而这场斗争要以哲学的名义进行”。他就这样宣布了二十世纪的到来。他之所以这样宣布，是因为他已得到虚无主义内在逻辑的启示，知道其结果之一就是帝国，他并且为这个帝国的实现作了准备。

人可以有不要上帝的自由，正如尼采所设想的那样，这就是说他是孤独的。当世界的车轮停止转动，而人对现存的一切说是时，会有完全的自由。然而现存的一切在变化，应该对变化说是。光明终将消失，白日即将过去。历史于是重新开始。应该在历史中寻求自由，应该对历史说是。尼采主义是个人权力意志的理论，但注定要成为众人的权力意志，没有世界帝国，它便什么也不是。尼采肯定憎恨自由的思想家与人道主义者。他对“思想的自由”一词所取的是其最极端的词义：个人思想的神性。但他不能阻止自由思想家同他一样，从上帝已经死亡这个同样的历史事实出发，而结果也是相同的。尼采清楚地看到，人道主义不过是没有最高主宰的基督教，它抛弃了最初的原因，而保留了最后的原因。但他没有看到，社会主义的解放学说通过虚无主义不可避免的逻辑，承担了他本人曾经梦想过的超人状态。

哲学使理想世俗化。然而暴君来了，他们很快使哲学世俗化，而正是哲学给予了他们这种权利。尼采谈到黑格尔时，已经推测到这种奴役哲学的趋势。他认为，黑格尔的独特之处就是发明了一种泛神论，恶、错误、痛苦再不能用作反对神的论据。“然而国家与所建立的权力，立即便利用这一宏伟的创造。”而他自己曾想象出一种体系，罪恶不能再作为反对任何东西的论据，唯一的价值即在于人的神圣性。这一宏伟的创造要求得到运用。在这方面，国家社会主义不过是虚无主义暂时的继承者与激进而惊人的结果。有些人有逻辑头脑，雄心勃勃，以马克思修正尼采，决定只对历史说是，而不再对全部创造说是。尼采令其拜倒在宇宙面前的反抗从此时起拜倒在历史前面。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尼采至少在他的超人理论中以及他之前的马克思在其无产阶级社会的理论中，都以“未来”代替了彼世。在这一点上，尼采背弃了古希腊人与耶稣的教导，认为他们是以“立即”代替彼世。马克思与尼采一样从战略角度思考，同他一样憎恶形式上的美德。他们的两种反抗最后同样是执著于现实的一个方面，后来融合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一派别中得到体现。“要取代神甫、教育家、医生”，尼采已经谈论过这一派别。两者的主要不同在于，尼采期待着超人的出现，建议对现在的一切说是，而马克思则提出对变化着的一切说是。对马克思来说，人要控制自然以服从历史，而尼采则提出人应服从自然以控制历史。这正是基督教徒与希腊人的区别。尼采预见到即将发生的事情：“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创造一种世俗化的耶稣教义，使人皆成为工具。”他还说：“人们所追求的就是物质福利……于是走向精神方面的奴隶状态，这是从未见到过的……精神上的专制在商人与哲学家一切活动的上方翱翔。”反抗到了尼采的哲学那里，狂热地追求自由，从而导致对生命或历史的专制。绝对的“不”，使施特纳将罪恶与个人同时神化。而绝对的“是”则将杀人及人自身普遍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利用对尼采某些品德的无知，真正承担起了尼采的意志。这位伟大的反叛者于是亲手建立必然性的无情统治，将自己封闭其中。他逃出上帝的监牢之后，首先所念及的是建立历史与理性的监牢，从而完成了对虚无主义的乔装打扮与认可，而尼采则声称战胜了虚无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