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思想 虚无主义的杀人
不合理的罪恶与合理的罪恶同样表现了由抵抗运动所揭示的价值,但首先是不合理的罪恶。否定一切而自命有权杀人的人,萨德、浪荡的杀人犯、卡拉马佐夫、横行无忌的盗匪、在人群中开枪的超现实主义者,他们都要求完全的自由,无限制地表示人的骄傲,虚无主义在狂热中把创造者与创造物混为一谈。它取消了一切希望的原则,抛开一切限制,毫无来由地胡乱发泄愤怒,最后认为,他对杀死那些注定要死亡的人毫不在乎。
然而,它的理智,对共同命运的彼此了解以及人们之间的沟通,始终是活跃的。反抗宣告了这一切,承诺要为之效力。同样,它为反对虚无主义而确立了行为准则,不需要等到历史终结才开始行动,而且这准则不是形式的。它与雅各宾的道德相反,注意到了未为规则与法律所顾及的一切。它为一种道德开辟了道路,这个道德绝不服从抽象的原则,而是在起义与无休止的争论中揭露它们。绝不能说这些原则是永恒的,声称它们将来存在会是徒劳的。但它们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存在的,和我们一道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否定奴役、谎言和恐怖。
的确,主人和奴隶之间毫无共同之处,人们不能与一个被奴役者谈话与交流。我们通过这种无拘束的会话认识到我们的相似之处,认可我们的命运。与此相反,奴役使最可怕的沉寂笼罩大地。对反抗者来说,非正义之所以坏,并非在于它否定了永恒的正义思想,而是由于它使分隔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无声的敌对状态永久延续下去。它扼杀了由于人们之间的协同关系而来到世界的不多的生命。同样,由于说谎者对其他人封闭起自己,谎言遭到禁止,而在更低的程度上,造成最终沉默的杀人与暴力也是如此。由反抗所表现出的协同关系与彼此交往,唯有在自由的对话中才能存在下去。每次的含糊不清与每次的误解都会造成死亡。清晰的言辞与简洁的话语可以挽救这种死亡。一切悲剧的高潮都发生在主人公听不到声音之时。柏拉图有理由反对摩西与尼采,人的对话比在孤零零的山顶独自一人所发布的宗教福音书代价要低。在城市中如同在舞台上一样,死亡之前会有单人独语。一切反抗者面对压迫者而奋起行动,要为生存辩护,投身于反抗奴役、谎言与恐怖的斗争,在闪电般的刹那间断言这三种灾祸使人们之间始终沉默以对,彼此让对方一无所知,阻止他们拥有将他们从虚无主义拯救出来的唯一价值,在与命运的搏斗中长期共同战斗。
闪电般的刹那间。但这足以说明,杀人这最极端的自由与反抗的理由是水火不容的。反抗丝毫没有要求完全的自由。相反,反抗指责完全的自由,正确地驳斥了高级官员可以打破被禁止的界限的无限权力。反抗者所要求的并非普遍的独立性,而是要人们承认,只要在有人生存的地方,自由皆有其界限,此界限恰恰是人反抗的权利。反抗不妥协性的深刻道理即在于此。反抗越认识到应该要求正确的限制,便越加坚定不屈。反抗者无疑在为自己要求自由,但绝对不是毁灭他人的生存与自由的权利。他不会侮辱任何人。他之所以要求自由是为了大众。他所拒绝的自由,也禁止一切人享有。他并非仅仅是反抗主人的奴隶,而且是反对世界上有主人与奴隶存在的人。因而由于反抗,历史的内容则不仅仅是主宰与奴役的关系。无限的权力在历史中并不是唯一的法则。反抗者正是以另外一种价值的名义来断言完全的自由是不可能的,同时只为自己要求相对的自由,这对于认识这种不可能性是必需的。人类的每种自由从其最深的根源上看都是相对的,唯有绝对的自由即杀人的自由不要求限制。它于是与其根相断绝,在盲目地飘荡,好似一个作恶的幽灵,直到自以为在意识形态中找到了躯壳。
因而可以说,反抗若走向破坏,则是违反逻辑的。当它要求人类状况的统一性时,它是生命的力量,而非死亡的力量。其深藏的逻辑不是破坏的逻辑,而是创造的逻辑。它的运动若要保持真实,则不能把支持其矛盾的任何一方抛弃到身后。它应该忠实于它所包含的“是”。反抗的逻辑是:要服务于正义,绝不去加强社会的非正义;要运用清晰明了的语言,而不使谎言充斥世间;要在面对世人的痛苦时为争取幸福奋斗。虚无主义的热情加剧了非正义与谎言,背弃了它以前的要求,从而失去了其反抗的最为明确的理由。这强烈地感到这个世界注定要灭亡,于是杀人。相反,反抗的结果是否定杀人的合理性,因为其原则就是反对死亡。
倘若人能够在世界上为自己引来统一性,仅仅由于他的意旨而使真诚、纯真和正义充满世界,那么他便成为上帝。同样,他若能如此,以后便再没有理由进行反抗。之所以存在反抗,是因为谎言、非正义与暴力部分地构成了反抗者的生存状况。他若要坚持反抗,则要下决心完全不杀人与说谎,永远不同意一切杀人与暴力的行动。他也不能让自己杀人与说谎。因为若相反使杀人与暴力合理化,便摧毁了他反抗的理由。反抗者于是永无安宁之日。他知晓善,却身不由己地去作恶。使他昂然挺立的价值并非一旦获得便一了百了,他需要不停地保持它。如果没有新的反抗支持他已获得的存在,这存在便会崩溃。不管怎样,他若不能永远完全不杀人,不论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即可将其热情用来减少他四周杀人的机会。他身陷黑暗中,唯一的美德就是不屈服于黑暗,虽然为恶所束缚,却坚定地走向善。他若终于杀人,便会接受死亡。反抗者忠于其根源,在牺牲中表明,他真正的自由不是与杀人有关,而与他自己的死亡相关。他同时发现了形而上的荣誉。卡利亚耶夫站在绞刑架下,向他所有的弟兄们指出人的荣誉在开始与结束时的准确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