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想了解这样一种态度在当今世界上是否在政治上有所表现，只要提出传统上被称做革命工团主义者即易于答复。这种工团主义真的有作用吗？答案很简单：正是它在一个世纪中惊人地改善了工人的条件，由每日工作十六小时减少到每周四十小时。意识形态的帝国使社会主义倒退，并破坏了工团主义所取得的大部分成果。这是因为工团主义从具体的基础即职业着手，属于经济范围，而巴黎公社着手的属于政治范围，但专制独裁的革命却从学说着手，用武力让真实进入其中。工团主义如同公社一样，为了真实而否定了抽象的官僚集权制。相反，二十世纪的革命声称要依靠经济，然而它首先是政治与意识形态。它不能避免恐怖与对真实施加的暴力。不论其意图为何，它是从绝对着手来塑造现实。反抗与之相反，依靠真实而在持久的战斗中走向真理。前者试图从上往下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后者却是由下而上地去实现。反抗绝非浪漫主义，相反站在真正的现实主义的一边。它若想发动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应该是为了生命，而不是反对生命。正由于此，它首先所依靠的是最具体的现实，即职业与农村，万物与人活生生的心灵在那里显示自己。对它来说，政治应该服从于这些真理。最后，当反抗推动历史前进并减轻人的痛苦时，没有运用恐怖手段，即使并非没有使用暴力，而且是在最为不同的政治条件下完成的。

这个例子比其本身所显示的能说明更多的问题。专制的革命战胜工团主义的与自由主义的思想之日，革命思想即失去它不能缺少的平衡力量，走向衰落。这个平衡力量，这种调节生活的思想，正是激励着被称做太阳思想的悠久传统的那种力量。从希腊文化以来，大自然便由此而与变化取得平衡。第一国际时期，德国的社会主义不停地与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的自由主义思想进行斗争，第一国际的历史便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地中海思想之间的斗争史。公社与国家之间，具体的社会与绝对主义的社会之间、审慎的自由与合理的专制之间以及利他主义的个人主义与对群众的奴役之间的对抗，再次表现了专制与过度行为之间悠久对立的种种矛盾，这种对立从古代世界便赋予西方历史以生气。二十世纪深深的冲突也许并不是历史上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天主教政治之间的冲突，从某种方面说，它们二者是一致的，而是德意志梦想与地中海传统之间、永恒的青春过分行为与成年人的力量之间、由知识与书本勾起的怀旧情绪与在生命过程中变得日益坚强的勇气之间的冲突，最后是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冲突。然而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方面是继承者。在二十个世纪期间，起初以历史上的神的名义，然后以神化的历史的名义，对自然进行了徒劳的斗争。这场斗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结束。无疑，基督教只有在吸收了希腊思想中所能吸收的一切才建立了教义。然而，当基督教教会消灭了它从地中海继承的思想后，把重点放于历史而损害了大自然，使哥特式战胜了罗马式。它摧毁了自身的界限，日益要求世俗的权力与历史动力论。大自然不再是凝神观照与赞美的对象，以后成为旨在改造它的行动的内容。调和的概念本来会成为基督教的真正力量之所在，然而不是这种概念而是上述的倾向，在现代节节获胜，与基督教本身相对立。上帝从这个历史的世界被驱逐，而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时产生于纯粹的征服行动，即专制。

然而，历史的专制主义尽管节节取胜，却始终不断地遇到人的本性不可征服的要求，而地中海保存着它们的秘密，在那里，炽热的阳光伴随着智慧。反抗的思想，即巴黎公社的或革命工团主义的思想不断地朝着资产阶级虚无主义与专制社会主义大声喊出这种要求。专制思想利用三次战争与消灭一批杰出的反抗者的肉体，而吞没了这种自由主义的传统。但这种可怜的胜利是暂时的，斗争始终在持续着。欧洲一直处于这场光明与黑暗之间的斗争中，正由于它放弃了这场斗争，让黑暗压倒光明，因而失去尊严。我们丧失了调和观念，远离自然美，重又处于《旧约》的世界，困于残酷的法老与无情的天空之间。

众人皆遭受苦难时，古老的要求重新出现，大自然又挺身站在历史面前。当然，这并非蔑视什么东西，也不是煽动一种文明反对另一种文明，而不过是说它这种思想是今天的世界所不能长久少得了的。的确，俄罗斯人民可以给予欧洲一种牺牲力量，而在美洲有种必不可少的建设力量。但世界的青年时代永远处于相同的海滩周围。卑鄙的欧洲由于失去了美与友情，最骄傲的种族正在那里死亡，我们这些地中海人身处这样的欧洲，始终生活在同样的阳光下。在欧洲的漫漫长夜中，太阳思想，具有双重面孔的文明，等待着曙光出现。它已经照亮了人们掌握现实的道路。

真正的掌握现实就是要驳斥时代的偏见，首先是最不幸的根深蒂固的偏见，它希望摆脱了过度行为的人类听命于可怜的智慧。诚然，当过度行为吸纳了尼采的疯狂思想，可能会有一种神圣性。在我们的文化舞台上所展示的这种昏乱的灵魂状态，难道始终是昏乱的过度行为与对不可能的事情的疯狂追求吗？而一个人若至少有一次沉溺其中，便永远难以摆脱。普罗米修斯曾有过希洛人或诉讼代理人的面孔吗？没有，我们的文明永远生活在自鸣得意的卑怯的或怀恨的灵魂中间，吕希凡也与上帝一道死去。从他的骨灰里出现了一个褊狭的魔鬼，他甚至再也看不到去何处冒险了。在1950年，过度行为一直是舒适的事情，有时是种职业。而节制却相反，是纯粹的压力。它无疑在微笑，而我们的痉挛病却热衷于世纪末日论，因此而蔑视它。但这微笑在无穷尽的努力的顶峰闪耀着光辉：它是一种补充的力量。那些向我们显示出吝啬鬼面孔的小欧洲人，他们若再没有微笑的力量，为何想要将他们绝望的痉挛作为优越于他人的例证？

真正疯狂的过度行为正在消亡或创立其自身的节制准则。它不会为了替自己制造借口而让他人死去。它在最极端的痛苦中又找回了行动界限，如果必要，会像卡利亚耶夫一样牺牲自己。节制并非反抗的反面。反抗正是节制，在捍卫着它，穿过历史及其混乱而重新创立节制。这种价值的起源本身向我们保证它是悲痛的。节制诞生于反抗，它只有通过反抗才能生存。它是永远由智慧所激发与控制的一种恒久的冲突，它不会战胜不可能的事情与深渊，而是与它们保持平衡。不论我们做什么，过度行为始终在人们的心灵中，在孤独的地点保留着它的位置。我们所有的人在自己身上都带着我们的艰辛、罪恶与灾害。然而，我们的任务并非把它们倾泻在世界上，而是在我们及其他人身上把它们消灭。反抗，巴莱斯所谈到的这个持续了一个世纪的意志，与这场战斗的原则是一致的。反抗是各种形式的母亲，真正生活的源泉，它让我们在历史未完成的狂暴运动中永远昂然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