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道德，与随性的发展相对立，是反“自然”——即反“理性”专制的一部分。然而，作为反对此种道德的证据，这些都不够充分。人们恐怕要再次从某种道德角度出发以证明一切专制形式与非理性都是不允许的。任何一种道德都有基本物与不可估量的部分，它是一个长期的强制过程。为了搞清楚斯多葛主义、波尔诺亚尔女隐修院或清教徒主义，人们情愿忆起强制——长久以来，由于这种强制，所有语言都变得强大而自由；忆起有着格律的强制、有着节奏与韵脚的专制。不管在哪一个民族，这都足以使诗人与演说家们陷入窘境！几位近日的诗人也包括在内。在他们的耳朵里存在着一颗无情的良心。“为了一种愚蠢起见”——就像那群自诩聪明的功利主义的蠢东西所说的；“出于对肆意妄为的法则的奴颜婢膝”——就像无政府主义者所说的，他们以为“自由”了，甚至是获得了自由精神。然而，让人感到诧异的是，事实上，所有来自地上的自由、典雅、狂妄、舞蹈与权威的事物，现在都存在，或者曾经存在过。不管是在思维或统治中，不管是在言辞或艺术中，都如习惯上的那样，一切认真（为此的偶然性是不小的）首先在“这种肆意妄为的专制法则”基础之上发展起来，这正是“自然”与“自然的”——而非那种放任自由！所有的艺术家都知道，其“最自然的”状态，离放任到底有多远；自然的整顿、设置，在“灵感”下塑造——正是在此种时刻极其严谨细致地听命于重似上万倍的法则。正是因为它们的坚韧与坚决，嘲弄了那些用概念表达的事物（即便是最确切的概念，只要反抗，也会生发一些漂浮的、多面的或多义的产物）。“在天上与地上的”的基本物，好像曾多次强调，要朝着一个方向忠心耿耿地一直服从下去。在那里，长期以来总有某些东西产生出来，并且已经出现过，而且成为在地上生存的意义，就像美德、艺术、音乐、舞蹈、理性、精神性这类圣化的、精炼的、荒诞的与精神性的事物。精神长期被禁锢，强制对思想中的可同情性产生不信任。强制——也就是培育，在教会与宫廷的规范下或者在亚里士多德的前提下，思维成为思想家所要担负的责任。这种长久的、精神性的意志，要按照基督教的模式解释所有发生的事物，重新发现存在于偶然中的基督教上帝，并为此辩护——所有这些具有暴力色彩的、毫无顾忌的、强硬的、可怕的、反理性的事物都是为欧洲精神培植坚强而狂妄的好奇与高雅灵活的手段；这也就等于承认了在力量与精神方面施压、扼杀与毁掉很多事物的必要性（这里到处都体现出原本的“自然”，在其全部挥霍与冷漠的宽容中，它发怒了——但却是以高雅的姿态）。一直以来，欧洲的思想家们所做的都是在为某些事物而思考着；然而今天，在我们看来却完全相反。所有思想家都忧心忡忡地“想要证明某些东西”。在他们看来，总存在某些已确定的或要确定的事物应当是他们最应严肃思考的产物。另一些像在亚洲的占星术，或是在今日无害的基督教道德中，“为了敬仰上帝”与“敬仰灵魂”而对最近发生的个人事件的解释中，暴戾恣睢——都是这严厉与雄伟的愚蠢所培育的精神；在更为雅致与粗糙的理智中，奴隶制仿佛也充当了这种精神培养与教育的必要的工具。如此一来，人们产生了审视每一种道德的兴趣：因为道德中的“自然”教唆仇视大行其道——即是一种放任的自由，为了今后的使命而培植对有限的地平线的需要。它教唆压制前景——也就是将某种意义上的愚蠢作为生存与发展的条件。“你必须服从，不管何时何地，一直服从下去；如若不然，你将会灭亡，失去对自身关注的最后机会。”在我看来，这即是道德的自然命令。显然它既非“绝对的”——就像老康德所要求的（因此才需要“否则”）；也并非是针对个别人的（个人同自然有何关系），而是面向民族、种族、时代、等级而言的。首当其冲的，是面向整个动物世界，“人，面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