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着对道德进行研究，防止落入道德魔法的圈套，并对那些高雅的举止与目光不感冒。能够为我们所尊奉的世界，受我们敬仰的欲望的世界——总是借助个别人与普通人的引导，证明自身。这即是基督教的观点，我们都源于此。

由于具备灵敏的反应、质疑以及科学性（也因为本能的朝向更高目标的真实性，即再一次响应基督教的号召），我们所作出的此种反应愈来愈不被允许了。

康德的批判哲学即是最佳的出路。在此种意义上，理智既否认具有解释权，也否认具有否决权。对于信任与信仰的过剩，人们似乎很满足，并对放弃自己信仰的所有可证性，以及一种填补空白的、让人感到迷惑不解的与非凡的“理想”（即上帝）也同样心满意足。

在柏拉图之后，黑格尔的出路即是浪漫主义的一部分，并带有反动倾向；作为一种新生力的象征，具有时代意义，因为“自我剖析、自我实现的理想”即是精神本身。我们所信仰的理想在“过程”与“生成”之中不断充实，即是说，理想实现自我，信仰需适应未来，到那时，信仰将具备满足自身所需的能力。即：

1.在我们看来，上帝是不可知的，因而也就无从证明（认识论运动的隐含意义）；

2.上帝是能够证明的，但其是生成之物，而我们即属于此种事物，并怀有对理想事物的渴望（历史化运动的隐含意义）。

人们发现，理想本身从未被列入批判的名下，而仅仅涉及到这样的问题：与理想对立的矛盾是如何产生的；理想为何还不能实现，或者说它为什么不能被人们所证明。

最关键的不同在于，出于激情或某种需求，人们是否真的进入了这种非常状态，抑或借助前卫的思想与少许历史虚构的力而达到这种状态。

撇开哲学与宗教的考察不论，我们就会看到：道德估价的起源遭到功利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抨击，然而如同虔诚的基督徒一般，后者却信奉这种起源（真是幼稚！难道脱离了掌握制裁权的上帝，道德就会流传下来吗！如果还具有保持道德信仰的责任，那么“彼岸”就是必要的）。

最根本的问题是，不管是信仰还是道德信仰，它们都是从何处获得这种无限强权的（信仰在此也告知人们，为了袒护道德，甚至连生命的基本条件都被误解了，因为根本无人关注动植物界的知识。从“自我保存”的意义来看，对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这两项原则，达尔文主义是持折衷态度的）？

最极端的空谈即是关于认识的空谈。人们对自在之物的源起非常感兴趣。但睁大眼睛好好看看吧，自在之物根本是没有的！然而，如果真的存在一个自在、绝对之物，那么人们也是无法认识到的！如果绝对之物能够被认识，那么也就称不上是什么“绝对”了！可认识终究是“有目的并被条件限制的”；具有如此认识的人希望，自己所认识的某物与自身无关，并且与其他人也保持这种关系。其中值得一提的原因有两点：据说第一点是希望认识和要求某物与本人无关（可如此一来，何为认识的目的呢？）；第二点，由于根本不存在与人无关的事物，因而认识也就无从谈起。认识即是具有目的的，“被条件限制的”，又是感到被限制以至决定与我们发生关系的事物。无论怎样解释，它都是对条件的判断、描述与意识（而并非是对人、事、“自在”的研究）。

同“自在含义”与“自在意义”的情况一样，“自在之物”的运动也是如此。并没有“自在事实”的存在，它缺乏人为植入的某种意义，因而不能构成事实。

“这是什么”的提问，即是从非我角度设制的意义。“精髓”与“本质性”都是远景式的，多即是它们的前提，而“对我而言这是什么”（即是对我们及所有生命事物而言）始终是根本的问题。

当所有人都对他们的“这是什么”提问与作出答案之后，事物才算明朗。如果唯一的一个人缺乏同所有事物的关联与远景，那么这一事物仍旧是不“明朗的”。

总之，一种事物的本质仅仅是有关“此物”的看法而已。这个所谓的“它关系到”甚至就是“它是”，并且是唯一的“这是”。

“到底应由谁来解释？”——人们不应该如此问，而应该询问解释本身。权力意志也通过此种形式得到体现。它是有生命（并非是所谓的“存在”，而是一种过程与生成）的，生命也是一种冲动。

构想者、思考者、希冀者、感受者的事业都含有“事物”的生成。和所有特性一样，“物”的概念“主体”也是一种创造，像所有他物一样的“物”。“物”被简化了，因为对这个会设定、构想、思考的力本身的描述，与其他个别的设定、构想、思考本身不一样。这也就意味着，一切个别的能力都与（主体）所描述的不同。从本质上来说，（主体）是那些与所有还应期待的行为相关的行为的综合（行为与相似行为的可能性）。

浪漫主义及与它对立的事物。基于所有美学的价值，现在，我决定采用这种基本鉴别法。无论何种个别场合，我都要发问：“在此，不管是饥饿还是过剩，都具有创造性吗？”但我似乎应该在一开始就介绍另外一种鉴别法，而且这一方法更为简单明了。这也就意味着：是呆滞、永恒与“存在”为创造之因，还是破坏、变通与发展是创造之因。但更深入一些来看，这两种要求都表明双重含义；依照那种具有优先权的、我自认有必要受到偏爱的模式，是能够表述明白的。

孕育着的精力充沛的未来之力能够通过对破坏、变通与发展的要求来体现（众所周知，我以“狄俄倪索斯的”作为这种表现的术语）；不过对败类、贫乏者、误入歧途者的仇恨也同样是一种表现，仇恨即是要破坏，而且也应该去破坏。因为现存事物——是的，所有现存事物，所有存在都在激起仇恨。

终有一天，感激与爱同样能够产生“永恒化”——这一起源艺术终将被奉为神明的艺术；或许带有那种鲁本斯对酒神的礼赞，豪非斯的些许醉态，歌德的与人为善，并将荷马式的灵光散播于众生；但承受磨难之人残暴的意志同样也是它，并试图在独具个性之人、独断专行之人、心胸狭隘之人身上所表现出的受难过敏性烙上具约束力的法律与强制性的印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即是一种向万物复仇的意志，其方法就是，将自己的形象——受难的形象——强加于烙印在万物的心上。无论是叔本华的意志哲学，还是瓦格纳的音乐，浪漫悲观主义都是最具表现力的形象。

作为生命价值解释的结果，虚无主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