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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总在你不自知觉的时候来影响你，意识的敏锐和力量一直都与一个人（或动物）的沟通能力成正比，而沟通能力在现实生活中又和沟通之需要成正比——后者相对难以了解，就像个人自身掌控着沟通的技巧，并明白其需要同时还必须依赖他人的需要。

当我们开始感知要用何种方法才能免除意识时，才会有意识——或更正确地说，便是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在这种感知之始，我们才以生理学和动物学来讨论它（因此需要两个世纪的时间来赶上莱布尼兹事先提出的暗示）。因为事实上，我们可以思考、感觉、希望和追忆，且在各种类似的感知上均能有同样的“表现”，然而这种种都不需要有意识。

整个人生就好像在镜中一样，你根本无法看穿自己；我们的思想、感觉和自由意志的生活亦然，虽然此种论调在年纪较大的哲学家听来颇觉痛心。倘使意识是不必要的，那么它的目的为何？倘使你听我的回答，这次假设或许也毫无理由：但在我看来，意识的敏锐和力量一直都与一个人（或动物）的沟通能力成正比，而沟通能力在现实生活中又和沟通之需要成正比——后者相对难以了解，就像个人自身掌控着沟通的技巧，并明白其需要同时还必须依赖他人的需要。但是，在我看来，这似乎与整个种族以及世代之承袭有关，日常的必需品和需要长久以来一直驱使着人们与其伙伴沟通，并迅速而敏锐地明了彼此，最后终于得到一种剩余的权力和沟通的技巧。仿佛幸好他早已有所积聚，而现在就等着一个继承者毫无吝惜地将其挥霍（所谓的艺术家就是这些继承者，同样的，雄辩家和传道者，作家等亦然；这些人来自一长串继承的末端，总是“晚生”，而就其字面上的意思来说，他们的本性原本就是个浪费者）。

意识大体上是在必须沟通的压力下发展而成的，一开始它只有在人和人之间（特别是在上下主从的关系之间）才是必要和有用的，且只按其实用性的比例发展。恰当地说，意识只不过是人与人之间一种联系的线，也只有因为如此，它才会发展至今，隐士以及如野兽般的人便不需要它。事实上，我们的行为，思想、情感和情绪等，都是在意识范围之内（至少是一部分），结果便造成一种可怕而持续的“必须”主宰人类的命运——身为最危险的动物，他需要帮助和保护，他需要友伴，他必须能表白他的苦恼，他必须知道如何使他人明白他的意思——为了这些种种，他首先便需要“意识”，他必须“知道”自己缺乏什么，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想法。

人就像各种生物一样，在不断地思考，但却不自知；思想之成为意识的本身不过是其中最小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最表面的一部分或最坏的一部分——因为这个思想的意识以语言（亦即沟通的象征）便可表示，经由此，意识的起源也就揭露出来了。简而言之，说话语言的发展及意识（并非理性本身，而是成为自我意识的理性）的发展，乃是携手并进的。更进一步地说，人与人之间，不仅只有语言扮演桥梁的工作，而且还有容貌和姿态等等，我们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感觉，我们是以稳定这些感觉并仿佛要将其置于我们自身之外的力量，凡此皆依象征之凭藉以及与他人沟通之需要的增加比例而增加。

发明象征这种工具的人通常也是自我意识较为敏锐的人；人因为是群居的动物，所以才会意识到自己——他仍然是在意识之中，而且愈来愈深刻，意识并不适合屈于单独生存的环境，而这毋宁是由于其社交与群居的天性。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因为关系着自治和群居的效用，它才得以巧妙地发展；结果，虽然其最佳之意愿乃在使每个人尽量了解自己，“知道自己”，而我们每个人却都总是会意识到自身的非个人性，亦就是它的“一般性”，我们一想到它，常认为它好像会被意识的特性的压抑——借着其中专制的自大的“人类的天赋”——并解释为对于群众的透视。

基本上说，我们的行为乃是偏于个人，独特且完全单一的态度（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一旦我们将其转化为意识，它们就再也不是这副模样了。……这是所谓的现象论和透视论：动物意识的天性，涉及我们所能意识到的世界，只是表面和象征性之世界的注解——我们所意识到的一切事物皆因此而变为肤浅，贫乏与相当的笨拙；一种普遍化、一种象征、一种群体的物质、随着意识的进化，总是连结着一种巨大而彻底的曲解、虚伪、肤浅和普遍。

最后，逐渐在成长中的意识乃是一种危险，任何与最具有意识之欧洲人相处的人甚至还知道它是一种弊病。我们可以测知它并非是主观和客观的对照——尼采将这差异留给仍然被文法（一般的形而上学）圈套所困扰的认识论学者。它亦不能称为是“事物本身”与现象的对照，因为我们还不够“明白”如何去制定这种区别。

事实上，我们并没有任何去感知的器官，我们所知道（或相信、或想象）的和对人类有用的益处一样多，即使我们所称之“有用”根本上只是一种信仰，一种想象，或者是一种致命的愚行，终有一天我们会因此而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