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期（1869～1876）

大约相当于他在巴塞尔大学的任教期间，受叔本华和瓦格纳的强烈影响，崇拜天才，怀抱着创造新的德国文化来跟希腊精神相结合，筑起日耳曼式的希腊主义的理想。他的第一本著作《悲剧的诞生》（1872年）非常清楚地表明他的这个态度。但是，有人责备他将语文学献给瓦格纳做宣传，引起争论，这也成了他受到学界打压的发端。

《悲剧的诞生》主题在论证希腊悲剧的发源母胎是唱酒神赞歌的森林之神合唱队，强调隐藏在“希腊式的明朗度”底层的更具有狄俄尼索斯式的性质，以多层次的厌世主义取代从前的人文主义，也是这本书的功绩之一。这本书第一次将文化类型区分成狄俄尼索斯类型与阿波罗类型两种。

尼采的第二部作品《不合时宜的思想》（1873～1876）则展露出他作为一个时评家独具慧眼的观点。全书由《信徒作家大卫·施特劳斯》《历史对生命的利与弊》《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在拜罗伊特的瓦格纳》四部分构成。

尼采和瓦格纳的友情，在1871～1872年达到顶点，随后即进入解体期。1876年，尼采参加拜罗伊特庆典剧，感受到强烈的幻灭后，就与瓦格纳走向悲剧性的决裂阶段。尼采在瓦格纳身上嗅到否定生命的基督教式的救赎臭气，认为这是颓废，并坚决否定。

第二期（1876～1881）

尼采终于摆出向基督教挑衅的战斗姿态，同时将第一阶段当作理想而尊敬的事物全都彻底粉碎、破坏，走向否定的思索道路，将实证主义与科学精神作为其手段。以冷静透彻的“科学”取代艺术的狂热，“自由精神”代替了天才，并且将他的《人性的，太人性的》献给瓦格纳，这本书的出版彻底断绝了跟瓦格纳的关系。

就在那时，尼采的头痛、呕吐、半失明状态的病症日渐严重，1879年他正式辞去大学教职，以后十年间都在阿尔卑斯山中和意大利海边四处迁徙，过着孤独和受疾病折磨的漂泊生活。克服叔本华“孱弱的厌世主义”，尝试去接近法国道德主义者的著作，一方面由于生病，另一方面也由于他在暗中摸索的怀疑思索，以箴言形式写成的《曙光》（1881）、《快乐的知识》（1882）两本书，不但没有读者，连朋友也无法理解。

不承认一切必须屈服的规范与权威的自由精神、不膜拜任何偶像，“冰和沙漠”可以代表这个时期的思想隐喻。最后更从对传统道德的怀疑到宣告基督教的“上帝之死”。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虚无主义，也不是真正的自由。

1881年8月的一天，尼采在瑞士吉斯马里亚的吉佛普拉纳湖边散步，在一块巨大的金字塔形岩石旁停住脚步。“在人和时间六千英尺”的高度，他突然感应到“永恒轮回”的哲学闪现在精神上的启示，这使他全身哆嗦了起来，流下欢喜的泪水。这个灵感从比喻式的表现逐渐定型是在1888年，也就是逐渐陷入因大脑麻痹所造成的精神错乱前的六七年间，对尼采的思想来说，这段时间是最重要的时期。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1885），《善恶的彼岸》（1886），《道德的世系》（1887），《上帝之死》（1888），《尼采反对瓦格纳》（1888），《瓦格纳事件》（1888），《偶像的黄昏》（1889），《瞧！这个人》（1890）等主要作品大部分都在这个时期完成。另外还留有为数众多的遗稿断片，一部分后来由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整理成《权力意志》（1901）出版。

在追求自由的第二阶段中，尼采确实获得了自由，但这种自由变成了诅咒，变成了重担。神逃向失落的世界，人无罪但也在无罪过的罪过中。人追求自由却迟迟无法自由的双重悖谬，尼采也遇上了，可是他拒绝超越式的世界，对地上生活也绝望。他就这样面对生命的绝对否定，再次勇敢地肯定生命。

这种内在的超越是狄俄尼索斯式的肯定的最高形式，也是“命运之爱”的方式。虚无主义经过极限的价值转换，达到真正的自由，达到自我超越的境地。那已经不是依赖艺术和科学的外在肯定，也不是被限定为“天才”或“自由思想家”的理想，而是无限定的、象征自我克服的“超人”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