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已回答了这个问题。它的假定是：赎罪者类型的人只有在广泛的牵强附会中才留传给我们。这种牵强附会在任何情形下都可能发生；基于某种理由，这种类型的人不可能是纯洁的、完善的，不可能是没有添加什么东西的。他必须表示在他以外来人身份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种种迹象，甚至表示历史的原始基督教社会的命运的迹象，从这些迹象中这种类型的人乃被回溯的饰以那些只能用后来宗教上的驳斥和宣传才能理解的种种特质。

“福音书”把我们带进那个奇怪而病弱的世界，就像在俄国小说中，那些社会废物、神经错乱者和孩童似的白痴仿佛要获得一个避难所，无论如何一定让这一类型的人变得粗野；为了能够知道关于这一切的情形，尤其是最初的那些门徒，第一次把那些完全象征的和不可思议的生活变成他们自己的粗鄙言行，对他们而言，除非这种类型的人用熟悉的形式表现出来，否则这种类型的人就是不存在的。先知、基督、未来的裁判官、道德传道师、施洗者约翰。

最后，我们不要低估一切伟大的尊崇，尤其是教派尊崇的“自我统一体”；它抹去原有的陌生特质和被尊崇者的愚痴，它甚至没有看到他们的愚痴。可惜，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其生活还是不足以接近让一切颓废者感到有趣的东西，我的意思是指某一个知道如何去感觉这种高尚、病弱和童稚混合物的动人魔力。

最后所考虑的是：作为一个颓废的类型，这个类型实际上是多方面的和矛盾的。这种可能性不能被完全除掉。然而，一切东西所表示的都不利于这个，即使在这种情形下将成为奇妙信仰和客观的这个传统也仍然让我们有理由做相反的假定。同时，在山上、湖上和草地上的说教者的出现似乎是佛陀出现在了一个完全非印度的土地上一样；狂热的攻击是神学家们和教士们的死敌，这些人被勒南赞美为“讽喻的大教师”，自然的说教者和神学家之间有一个很大的矛盾。

我自己并不怀疑这剂旺盛的胆汁甚至精神开始从基督教宣传的兴奋状态进入到主宰者这种类型的人之中；最后一切宗派的放肆渐渐基于他们主人而发出辩护时，就太为人所熟悉了。当最初社会需要一位能裁判的、吵闹的、愤怒的、凶恶的、烦琐而又对很多神学家满怀忿恨的神学家时，就根据需要而创造出“上帝”，正如它毫不犹豫地把那些完全非福音的而现在却少不了的概念挂在嘴上一样：“复活”“末日审判”，一切暂时的期望和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