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中，

存在主义者们争论未来。

在1951年的一次演讲中，梅洛-庞蒂评论道，比起之前的任何一个世纪，20世纪都更让人们意识到了他们的生活具有怎样的“偶然性”，是如何任由历史事件和他们无法控制的其他变化所摆布的。这种感觉在战后仍然持续了很久。两颗原子弹被投到广岛和长崎之后，许多人开始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不远了，而这一次，战争将会爆发在苏联和美国之间。这两个超级大国的战时联盟，几乎在瞬间便土崩瓦解；现在，他们站在各自那一边，隔着虚弱、贫困和自我怀疑的西欧，愤怒地瞪着对方。

如果再打一场大战的话，这次战争很可能会摧毁文明，甚至生命本身。起初，只有美国拥有原子弹，但苏联工程师和情报机构正在着手攻克这个难题，也是人尽皆知的事，而且，人们很快还了解到辐射和环境破坏的全部危险。正如萨特针对广岛被炸写道的那样，人类现在已经获得了毁灭自身的能力，想要活下去，成了人类每一天都得主动去做的决定。加缪也写道，人类面临着一个任务，那就是要在集体自杀和更明智地使用技术之间——在“地狱与理性”之间——做出选择。但在1945年后，似乎已经没什么理由再相信人类有做出正确选择的能力了。

此后，每一次新的原子弹试验，都会让人们的焦虑水平上升一分。1946年7月，美国人爆炸了一颗更强大的原子弹之后，波伏娃听到广播里的播音员说，这已经触发了连锁反应，让物质开始解体，而这种浪潮将慢慢席卷全球。在几个小时之内，地球上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这才是一种位于存在核心的虚无啊。那一年年末，谣言四起，说是苏联人正密谋将一些装满放射性尘埃的手提箱放到美国的主要城市，里面设置了定时器，可以将密封条炸开，进而杀死数百万人。萨特在他创作于1956年的戏剧《涅可拉索夫》（Nekrassov ）中，便讽刺过这个故事，但是那个时候，没几个人知道到底该相信什么。辐射本来不可见，还这么容易部署，不让人毛骨悚然才怪；几个手提箱，就能装下宇宙本身的力量。

但是，一些人担心末日的时候，另一些人却在满怀希望地期待着新开始的到来。荷尔德林曾经说过，“在有危险的地方，亦生长着拯救的力量”。有些人认为，或许最近这场战争的浩劫，不会带来灭顶之灾，而是会彻底改变人类的生活，永久性地摧毁战争和其他邪恶。

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愿望是，可以出现一个有效的世界政府，来解决冲突、执行条约，使大多数战争变为不可能。加缪就是怀有这种希望的人之一。在他看来，广岛被炸的直接教训是，人类必须建立“一个真正的国际社会，大国不再享有比中小国家更高的权利，而控制这类终极武器的将会是人类智慧，而非各国的欲望和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联合国实现了这些目标，但它又一直都未能像人们希望的那样具有广泛的效力。

有些人将美国方式视为了前进道路。战后，欧洲对美国感激涕零、好感倍增；而靠着20世纪40年代末的“马歇尔计划”，美国又进一步巩固了这一点，往伤痕累累的欧洲国家注资数十亿美元，助其迅速复苏经济。美国甚至还向苏联等国提出过资金援助，但在莫斯科的要求下，这些国家都拒绝了。西欧的一些国家认为，接受美国的资金是件很丢脸的事，但也不得不承认，它们需要这些钱。

除了国际主义者和亲美者之外，战后的西欧还出现了第三个团体，他们更愿意把希望放在苏联身上。毕竟，在地球上的主要国家中，只有苏联是在真正试着为人类实践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在将来的某个时刻，当所有的清理工作完成时，）人类可以通过理性的管理，永远地消除贫穷、饥饿、不平等、战争、剥削、法西斯主义和其他邪恶。在所有改变人类处境的尝试中，这是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一个。但如果它在第一次就失败的话，那么可能以后就再也不会被尝试了，因此，苏联的尝试值得不惜一切代价去维护。

我们这里谈论的只是七十多年前——人类的中等寿命长度——的事件，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很难让自己设身处地地站在那个时代的角度，去思考、去搞清楚为什么这个理想曾影响了西方那么多充满智慧和久经世故的人。现在，人们的普遍共识是，苏联的政治制度注定不可能奏效，所以，那些没有从一开始就视其为徒劳尝试的人，都是傻瓜。但是，对那些经历过20世纪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艰难困苦的人来说，尽管它被认为难以实现，但似乎是一个值得去信仰的理念。人们没有把它仅仅看成是一个梦想，那种你醒来之后模模糊糊记得你好像看到了什么神奇但不可能之事的梦。他们认为，虽然任重道远，沿途隐患重重，但是这是一个实际可行的目标。

不过，那些隐患并不难发现。与苏联那张美丽、遥远的目标列表对应的，是一张同样长的现实列表：劳动营、监禁、饥荒、物资短缺等等。第一件令人惊愕的大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根据传来的有关莫斯科公审的消息，名誉扫地的党员“供认”了蓄意破坏或阴谋行为之后遭到了处决。1946年，更多的消息浮出水面，其中一些来自一本叫《我选择了自由》（I Chose Freedom ）的书，由苏联叛逃者克拉夫琴科所著。这本书在1947年被翻译成法语后，亲苏联的《法兰西文学》（Les Lettres Françaises ）杂志斥之为美国政府的捏造。克拉夫琴科的律师起诉了该杂志，1949年初，案件在巴黎开审，被诉一方的证人，对苏联的生活极尽赞美，试图推翻作者的说法。严格来说，克拉夫琴科赢了此案，但他只拿到了一法郎的损害赔偿。第二年，另一位作家鲁塞（David Rousset），也起诉了《法兰西文学》。鲁塞是一名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幸存者，他呼吁对苏联的劳改营进行调查，结果遭到了该杂志的攻击。他也赢了自己的案子。这两次审判都有争议，但也在很大程度上让人们意识到，苏联或许不是它自诩的天堂——至少目前还不是。

但即便此时，许多人还是认为，它比美国那种极端资本主义模式更值得维护。毕竟，美国也失掉了部分的道德高地：由于对苏联的极度恐惧，美国政府开始打击任何带一点左翼倾向的组织、监视和骚扰本国公民。凡是被怀疑具有“红色倾向”的人，都面临着被解雇、列入黑名单和被拒绝出境的危险。1951年，由于把核武器的秘密给了苏联人，幼稚的夫妇埃塞尔·罗森堡（Ethel Rosenberg）和朱利厄斯·罗森堡（Julius Rosenberg）被判处死刑。处决于1953年最终执行后，震惊了美国内外。萨特在《解放报》上发表了一篇怒气冲冲的文章。身在美国的汉娜·阿伦特则写信给雅斯贝尔斯，说她担心这样的事件可能预示着一场国家性灾难，可以堪比德国那场。“一种无法想象的愚蠢，一定掌控了美国。我们害怕，是因为我们对它很熟悉。”

如果两个大国都未能达成各自的理想，或许在它们之间做选择的唯一办法，就是问问哪个更值得努力去实现。左翼认为，尽管美国代表了爵士乐和自由等等美好的事物，但它也代表着不受约束的个人贪欲、经济殖民主义和工人剥削。至少苏联代表着一种崇高的可能性，为了这个目标，有什么可能不值得做的道德妥协吗？

七十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卡拉马佐夫兄弟》（Brothers Karamazov ）中用一个简单的问题总结了这种道德两难。伊凡·卡拉马佐夫要他的弟弟阿辽沙想象一下，如果他有能力创造一个世界，让人们从此之后可以享受完美的和平与幸福。但是要实现这一点，伊凡说，你必须现在就折磨死一个小生命——比如那个婴儿。这其实相当于牺牲一个人（希望）拯救很多人的那个“电车难题”在早期的极端变体。伊凡问，那么，你会做吗，阿辽沙的答案是一个明确的不字。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可以成为折磨一个婴儿的正当理由，就这么简单。权衡利弊无法改变这一点，因为有些东西是无法被衡量或交换的。

在20世纪40年代的巴黎，阿尔贝·加缪也赞同阿辽沙的立场。在文章《既非受害者，亦非刽子手》（Neither Victims，Nor Executioners）中，他写道：“我永远不会再与为谋杀找借口的人同流，无论他们是谁。”无论结果是什么，他都不会支持为暴力所做的正当辩护，尤其是国家暴力。从那之后，他便一直秉承着这一立场，不过他并未停止对它的思考。1949年，他创作了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风格的戏剧《正义者》（The Just ）。在剧中，一群恐怖分子争论了在政治暗杀时，他们是否可以殃及无辜，杀害旁观者。加缪明确表示，他认为这是错的。1954年11月，他的祖国阿尔及利亚爆发独立斗争后，他也依然这样认为。在他看来，起义军埋设炸弹、杀死无辜者，法国当局实施酷刑和极刑，都不正当。人们总会做暴力的事情，但哲学家和国家官员却有责任不去为暴力找借口开脱。这个观点让他饱受争议。1957年，在庆祝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讲话中，有人要加缪解释一下他不支持起义军的理由。他说：“现在人们正往阿尔及利亚的电车轨道上放炸弹。我母亲就可能在其中一条车轨上。如果这就是正义的话，那么我宁愿选择我的母亲。”在加缪看来，任何一方的行为都没有客观的正当理由，所以他自己的忠心是唯一可能的引导来源。

萨特后来开始培养自己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或者说，他最终这么做了。但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他听起来仍然会像阿辽沙本人或加缪。梅洛-庞蒂曾在自己支持苏联的阶段问过萨特，如果必须在两件事之间选择，一件会杀死300人，另一件会杀死3000人，他会怎么选。萨特回答说，从哲学上来看，这有什么差别吗？当然从数学上来讲有差别，但哲学上没有，因为每个个体在自己眼睛中都是一个无限的宇宙，我们没法拿两个无穷来比较，无论是二者中的哪一种情况，生命的损失都是无法估量的灾难。梅洛-庞蒂后来讲起这个故事时，推断说，萨特当时纯粹是站在哲学家的角度来谈论这件事，而不是通过“政府首脑的视角”。

后来，萨特和波伏娃都放弃了这一观点，并且认为，一个人可以甚至必须以审慎的方式掂量和权衡人的性命，而阿辽沙的立场是在逃避这种责任。他们逐渐感到，拒绝做计算——把一个婴儿与未来数百万婴儿做对比——不过是自私或胆小罢了。如果这听起来仅仅就是一个由某些狂热的空想家倡导的观点，早已不合时宜的话，那我们可以提醒一下自己，在我们自己的时代里，一些文明国家显然也在以同样的方式为酷刑、监禁、杀戮和监视做辩解，理由同样是各种情况不明的未来威胁会伤害到数量不明的人口。

萨特、波伏娃和梅洛-庞蒂（他是暂时）觉得，他们比加缪更坚强、更诚实，因为他们看到了“脏手”的必要性——又是这个口头禅。当然了，这个把手弄脏的污渍指的就是其他人的鲜血，而且巧的是，这群人还都远在天边。不过，萨特也坚称，如果必要的话，他会牺牲自己。1956年，在威尼斯召开的一次作家会议上，英国诗人斯蒂芬·斯彭德问他，如果他遭到苏联的不公正监禁，他想怎么办，是希望朋友们发起运动，让他获释，不顾运动是否会损害苏联的声誉和危及它的未来，还是会为了更大的善而认命？萨特想了会儿，回答说，他会拒绝发起运动。斯彭德不喜欢这个答案：“可在我看来，唯一向善的运动，一直以来都是为一个人受到不公正监禁而发起的运动。”但萨特反驳道，事情的关键就在这里，或许在现代世界中，“针对个人的不公正”已经不再有意义。对于这个骇人的观点，萨特花了很长时间才说服自己不必感到愧疚，但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做到了。

萨特和斯彭德讨论的这个假想场景，十分类似于阿瑟·库斯勒的小说《中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 ）中的一个情节。这本书取材于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的真实经历，1940年以英语出版，1946年被译成法语，书名被译成了Le zéro et l'infini （《零与无穷大》）。库斯勒将他虚构的人物描绘成了一个对苏联盲目忠诚的人，以至于甘愿签一份假认罪书，并为了国家利益而赴死。如此解读布哈林的真实案例，有些太一厢情愿，因为布哈林并非主动招供。但库斯勒确实给知识分子们提供了一个可以争论的故事：为了保护苏联，一个人可以走多远？他在《瑜伽信徒和人民委员》（The Yogi and the Commissar ）一文中，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拿准备为远大理想目标做任何事情的“人民委员”，和坚持当前现实的“瑜伽信徒”进行了对比。

梅洛-庞蒂在他的“人民委员”阶段初期，曾在《摩登时代》发表了由两部分组成的批评文章《瑜伽信徒和无产阶级》，来回应库斯勒。他的主要论辩手段，有时会被称为“又该怎么说（what-aboutery）”：是，苏联的目标不完美，那西方的许多弊端又该怎么说？资本主义的贪婪、殖民压迫、贫穷和种族主义又该怎么说？西方国家泛滥的暴力又该怎么说？

库斯勒没理会梅洛-庞蒂的回应，但他的朋友加缪却被激怒了。根据波伏娃的描述，一天晚上，加缪气势汹汹地闯到鲍里斯·维昂家，打断了人家正在举行的聚会，把梅洛-庞蒂骂了个狗血喷头，然后又怒气冲冲地转身走了。萨特追了出去，但事件最后还是以相互指责和怨恨而告终，而萨特和加缪甚至也为此闹僵过一段时间。不过，那一次他们和好了。

萨特、波伏娃、加缪和库斯勒曾经是好朋友，经常在晚上一起饮酒作乐，激昂地辩论政治话题。某个这样的夜晚，大约是1946年，他们在一家俄国侨民的夜总会狂欢时，聊起了友谊与政治承诺的问题。如果你和某个人政治观念相左，还会跟他交朋友吗？加缪说可以。库斯勒说：“不可能！不可能！”借着伏特加的酒劲儿，波伏娃站到了加缪的一边：“是有可能的；这一刻的我们就是证明啊，尽管我们意见不一，但在一起还是很开心呀。”听到这么窝心的说法，他们都高兴起来，虽然萨特还得准备第二天的一场演讲，而主题又偏偏是“作家的责任”——大家都觉得这实在太好笑了——但他们一直兴致勃勃地痛饮到了天光方亮时，之后，才兴高采烈地与彼此告别。而且，萨特不知用了什么办法，还真把讲稿写完了，几乎没睡觉。

但是，到了1947年的另一次深夜狂欢期间，友谊的问题又出现了，而这一次，气氛就闹得不怎么愉快了。库斯勒最终表清了他的立场，拿起一个酒杯就朝萨特的头上扔了过去——特别是他还感到（可能没错）萨特正在和他的妻子马迈内（Mamaine）调情。（库斯勒自己就是个寡廉鲜耻、爱拈花惹草的人，很多人都知道，而且在这方面可以说是相当争强好胜。）他们踉跄着来到外面后，加缪把手放在库斯勒肩膀上，想让他冷静一下。但库斯勒对着他就是一阵乱打，加缪也打了回去。萨特和波伏娃把这俩人拉开之后，推着加缪上了他的车，把库斯勒和马迈内丢在了街头。回家的一路上，加缪倚在方向盘上哭个不停，把车开得左拐右扭：“他是我的朋友啊！可他竟然打我！”

萨特和波伏娃最终在一件事上和库斯勒取得了共识：不可能与政治观点相左的人成为朋友。“如果人们的观点迥异，”萨特说，“怎么一起去看电影呢？”1950年，库斯勒跟斯蒂芬·斯彭德提到，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碰见了萨特和波伏娃，并提议一起吃午餐。两人尴尬地缄默了一会儿后，（根据斯彭德的二手消息）波伏娃说：“库斯勒，你知道我们道不同。我们的见面似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她把胳膊交叉成一个大大的X，说：“在任何问题上，我们都会像这样交叉。”

这次轮到库斯勒抗议了：“是，但怎么说我们也还可以像以前一样保持朋友关系吧。”

对此，她以现象学回应道：“你自己就是哲学家，肯定明白我们看一块morceau de sucre（糖块）时，每个人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对象。我们的morceau de sucre现在差别太大了，我们的见面似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真是一幅令人难过的场景：桌子上的甜蜜糖果；哲学家们从不同的立场窥视它们。糖以不同的方式向他们每个人展现着自身。它从一侧捕捉光芒，但不能从另一侧捕捉。对这个人来说，它看起来明亮而耀眼；对那个人来说，则灰暗且无光。对这个人来说，它意味着咖啡的一种美味添加品。对那个人来说，它意味着蔗糖贸易中的奴隶制的历史罪恶。结论？根本没有什么讨论的必要了。这是现象学主题的一种奇怪扭曲。政见分歧中的这个X，也在梅洛-庞蒂那个能协调一切的“交叉”形象上拧了一个难分难解的结。整个盘根错节的混乱局面只能以沉默告终——这让人想起了大约在同一时间，沉默也降临到了马尔库塞和海德格尔身上，当时马尔库塞决定，鉴于二人之间的分歧巨大，对话已再无可能。

这场关于友谊的争论，实质上还是在争论为了苏联及其意识形态，值得做出什么样的牺牲。但无论争的是哪个，你都必须把抽象的价值与那些私人、个体和迫切的情况放在一起权衡。你必须得决定什么才最重要：就在你面前的这个人，还是你的选择可能对未来某群人产生的影响。我们的每位思想家在解决这个难题时，角度都大不相同——有时候，同一个人会在不同时期内得出不同的结论。

萨特是其中最前后不一的一位，无论在苏联还是在友谊问题上，都是如此，有时候，他会期待别人能抛开政治分歧而忠诚于他，比如1947年10月时，他就期望老同学雷蒙·阿隆能对他忠诚，但没有得到，于是他愤怒地与之彻底断绝了来往。

对法国来说，那一年是困难的一年——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库斯勒的争吵会如此激烈。法国当时由走中间路线的联合政府统治，但遭到了左翼的法国共产党和右翼的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攻击。法兰西人民联盟的领导人是战时法国流亡力量的领导人夏尔·戴高乐将军。萨特认为，戴高乐的党派几乎有一种法西斯主义作风，热衷于群众集会和围绕其领导人搞个人崇拜。但阿隆在伦敦时曾参加过自由法国，和戴高乐很熟悉，对他的做法也更同情，而且已经挪到了萨特右边的立场上。

那年秋天，危机不断加剧，戴高乐主义者的游行和法国共产党的罢工及示威（得到了苏联的支持），都威胁到了中间派政府的稳定。人们开始担心会爆发内战，甚至革命。有些人觉得，这种可能性很令人兴奋。在给梅洛-庞蒂的一封信里，索尼娅·布朗奈尔写道，她刚刚在伦敦和一些法国作家吃了午饭，他们没完没了地讨论着那些他们打算在巴黎街道上发起的战斗和制造汽油弹的最佳办法。

在这场危机的高潮时期，阿隆主持了一场广播辩论，参加者是代表左派的萨特和一帮戴高乐主义者。在直播中，他们对萨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阿隆并没有干涉，因此萨特对阿隆很失望，认为阿隆竟然都不支持一下老朋友，任由他们那样攻击自己。后来回顾起此事时，阿隆说，他觉得自己是辩论的主持人，不该站队。但萨特怀疑，真正的原因其实是阿隆自己支持戴高乐主义。那之后的好多年里，这两个人都没有再说话。

阿隆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是，在那段时间里，萨特的人身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他收到了很多恐吓信，其中有一封信里夹着一张他自己的照片，照片上还涂满了粪便。一天晚上，他听说一群军官正在左岸四处找他后，便跑到了朋友家避风头，好几天都没返回他那间广为人知，就位于拿破仑酒吧楼上的住所。不过，这并不是他那些坦率的政治观点最后一次给他带来危险。

实际上，这个阶段的萨特，既反对戴高乐主义者，也仍然对苏联持批评态度，因此双方都让他感到愤怒。由于存在主义对自由的坚持，法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都不认同这是一种哲学。1946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列斐伏尔编写了一本小册子，将存在主义归结为“一种沉闷、无力的混合物”，会导致过于危险的“开放心态”。人们是自由的，萨特说——但是列斐伏尔要求知道，“一个每天早上在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之间选择的人代表了什么？”这样一个人，怎么能被认为比那些“一劳永逸地选择了反对法西斯主义，或甚至不用选择就反法西斯的人”要好呢？列斐伏尔的观点听起来很合理，但再想一下它暗示了什么，似乎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他这种说法要求的是一种永远不必再去思考的承诺，萨特肯定无法支持——至少目前不能。他一方面支持革命派的政治理念，另一方面又坚持与其背道而驰的存在主义基本原则，后来，他曾试着化解这二者之间的冲突，但把自己搞得更困惑了。

1948年2月，为解决这个难题，他加入了“革命民主同盟”（Rassemblement démocratique revolutionnaire），这是一个独立党派，目标是建立不结盟的社会主义制度，但除了把事情搞得更复杂外，该党并没有太大的作为，结果，一年半之后，萨特便退党了。

与此同时，1948年4月，他又因为一个新剧本陷入了更大的麻烦中。这个剧的名字，理所必然地，叫《脏手》（Dirty Hands ），讲的是伊利里亚（Illyria）——一个虚构的现代小国，有点儿像战后的匈牙利——的党员们，在理想上做出了道德妥协，一边等着政权被苏联接管，一边努力让自己接受这种可能性。这下，萨特惹恼了苏联，文化委员亚历山大·法达耶夫（Alexander Fadayev）将萨特斥为“一只握着钢笔的鬣狗”，萨特一下子便在苏联失了宠。当时正在读大学的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Ivan Klíma），就曾聆听过老师们抨击萨特“腐朽不堪、道德堕落”，不过，这反而让他更迫不及待地想读读萨特了。

现在，萨特不但四面受敌，在政治上困惑不已，还为了将这一切都捋顺搞通，把自己弄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劳累。他的大部分压力是自己给自己加的，但他可不准备仅仅为了图生活容易，就时不时地保持安静。波伏娃也受到了来自工作、紧张的政治局势和个人危机的压力——她正试着决定如何处理与纳尔逊·阿尔格伦的异地恋关系，因为阿尔格伦不愿意屈居萨特之后，而且想让她搬到美国去。为了消除疲惫，她和萨特不约而同地吃起了药。萨特越来越依赖他最喜欢的科利德蓝（Corydrane），一种苯丙胺和止痛药的组合药物。而波伏娃则服用苯丙胺对抗焦虑，但却把症状搞得更严重了，到1948年夏天，在她和萨特动身去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度假时，波伏娃已经开始产生幻觉，老觉得不是群鸟向她猛扑下来，就是许多手在拽着她的头发往上拉。北方森林的静谧，比药丸对她的帮助更大。她和萨特在那里见识了许多美好的事物：“矮树森林，紫水晶色的地上种着矮小的树木，红的像珊瑚，黄的像金子。”波伏娃渐渐找回了往日的生活乐趣。但萨特的灵魂还会被折磨好几年。

1949年8月29日，经过多年的侦查和研发，苏联爆炸了一颗原子弹。自此之后，彻底毁灭成了一种相互间的威胁。几个月后的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现在，西方要面对的共产主义大国成了两个。恐惧与日俱增。美国的中小学生接受了演习训练，听到轰炸警报后，全都要双手抱头，钻到桌子底下。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进行下一步的研究，并在1950年1月宣布，他们正在研制一种更强大的武器：氢弹。

那一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和苏联在北部支援朝鲜，美国则在南边协助韩国作战。这场战争的后果似乎无人可以预料：会爆炸原子弹吗？战争会扩散到欧洲吗？苏联会像德国那样去占领法国吗？后面这个想法，以极快的速度占据了法国人的头脑。这听起来好像有些奇怪，毕竟战争是在世界另一端打，但这种想法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上一次被占领的记忆犹新，以及新冲突的令人惊慌和不可预测的性质。

加缪问萨特，他有没有考虑过如果苏联入侵，他个人会有什么遭遇。也许“一支握着钢笔的鬣狗”不会被准许笑到最后。萨特反问道：那加缪会做什么？加缪说，噢，德国占领期间怎么做的，就还怎么做——意思是他会加入抵抗运动。萨特道貌岸然地回道，他永远不会与无产阶级做斗争。加缪又强调了一遍他的观点：“那你必须离开。如果你留下来，被剥夺的不仅是你的生命，还有你的尊严。他们会把你送到劳改营，你会死在那儿。然后他们会说你还活着，用你的名字宣扬顺从、屈服和叛国；而人们会相信他们。”

与雅克-洛朗·博斯特、奥尔加·科萨凯维奇和理查德·赖特（现已定居巴黎）共进晚餐时，波伏娃和萨特在席间再次讨论了这个主题：“怎么离开，去哪里，何时走？”纳尔逊·阿尔格伦写信说可以协助他们去美国，但他们不想这么做。如果他们不得不离开法国的话，也应该去一个中立国。波伏娃写道，也许他们可以去巴西，上一次战争期间，奥地利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就曾去那里避难。但茨威格因为忍受不了流亡，在那里自杀了，而且这一次逃离的还是社会主义运动！怎么会这样？

梅洛-庞蒂同样担心要是真打起来，法国会吃败仗，但他也不想逃。萨特注意到，他现在看起来格外轻松——“那种小男孩般的神气，这我太熟悉了，以前每次事态有可能变严重时，他就会装出这种神态。”梅洛-庞蒂开玩笑说，如果法国真被占领的话，那他就去纽约，当个开电梯的小哥。

但其实，梅洛-庞蒂的内心被这些事件搅得要比他表现出来的更不安，而且并不仅仅是出于个人恐惧。朝鲜半岛的冲突逐步升级时，他在蔚蓝海岸的圣拉斐尔小镇碰到了也在那里度假的萨特。两人见到彼此都很高兴，但又争论了一整天：先是一边沿着海岸线散步一边争，接着到了咖啡馆的露台上争，随后在萨特等火车时，又在火车站争。他们必须要在朝鲜问题上为《摩登时代》商讨出一个连贯的社论立场。但是，梅洛-庞蒂逐渐感觉到，他们不应该立即对他们自己尚不理解的局势发表意见。萨特不同意。如果战争迫在眉睫，你怎么能保持沉默？梅洛-庞蒂的看法很悲观：“既然野蛮的力量将会决定结果，为什么还要对牛弹琴？”

但他们之间的根本分歧，不仅仅是编辑方针，更是关于一个人应该把自己的信仰坚持到什么程度。梅洛-庞蒂对朝鲜进攻韩国非常震惊，此外，越来越多有关劳改营的报道，也让他十分不安。这表明，虽然直到不久之前，他还是他们所有人里最支持苏联的一个，但现在，梅洛-庞蒂的个人视角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而相反的是，曾经警惕的萨特则越来越倾向于选择支持苏联。

朝鲜半岛的冲突并没有引来苏联入侵法国，但这场到1953年才结束的战争，的确改变了全球的政治格局，并且随着冷战局势的渐渐明了，加重了猜疑和焦虑情绪的蔓延。那几年间，梅洛-庞蒂的怀疑有增无减，萨特却从骑着的墙上爬了下来，而让他彻底改变想法的，是法国发生的一场诡异事件。

1952年5月28日晚，一队巡逻警察拦下了法国共产党当时的领导人雅克·杜克洛，并搜查了他的车。他们在一个筐子里找到一把左轮手枪、一部收音机和一对鸽子后，逮捕了他，声称这两只鸽子是给苏联通风报信用的信鸽。杜克洛回答说，鸽子已经死了，因此没法当信鸽来用，他是要把它们带回家，让他的妻子做晚餐。警察说，鸽子余温尚存，身体未僵，因此很可能是杜克洛匆忙把它们掐死的。然后，他们把杜克洛关进了拘留所。

第二天，警方对鸽子进行了尸检，以便搜寻藏在其体内的微型胶卷。随后，他们又举行听证会，请来三名鸽子专家鉴定两只鸽子的年龄。据他们估计，鸽龄分别约为二十六和三十五天，但它们到底是什么品种，专家直言不讳地说，他们无法识别：“因为已知鸽种数量庞大、品种繁多，而且业余饲养者一直在培育许多新的杂交品种，鉴定起来很困难。”不过，专家们得出结论，鸽子可能是随处可见的家鸽，而且没有迹象表明，它们被繁殖出来是为了传递信息。然而，杜克洛还是被关了一个月之后才获释。人们发起一场大规模的运动，表达对他的支持，共产党员、诗人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还写了一首关于“鸽子阴谋”的诗。

在萨特看来，这件荒谬的事情，似乎是共产党员多年以来在法国受到骚扰和挑衅的高潮。他后来写道：“经过十年的反复思量，我已经来到了临界点。”鸽子阴谋迫使他下定了决心。他写道：“用教会的语言来说，这是我的改宗。”

也许，用海德格尔主义的语言来说，这是萨特的Kehre（转向），而这就需要萨特根据新的当务之急，重新去考量他思想的每一个点。海德格尔的转向导致他远离了坚定，转而“泰然任之”，而萨特的转向，现在则让他变得更坚决，更多地参与到政治中，更频繁地公开露面，更不愿意妥协。他当时的感受是“要么写作，要么憋死”，于是他以最快的速度写出了长文《共产主义者与和平》（The Communists and Peace ）的第一部分。他后来说，这篇文章是用他内心的愤怒写成的——当然，还有血液中的科利德蓝。他几乎觉都没怎么睡，一页又一页地写下了支持苏联的理由和论点，并将结果发表在了1952年7月的《摩登时代》上。几个月后，他又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文章，而这一次，他的朋友阿尔贝·加缪成了被攻击对象。

萨特与加缪的对峙蓄势已久，而考虑到他们的观点如今之迥异，这几乎无法避免。1951年，加缪发表了长文《反抗者》（The Rebel ），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反抗与政治行动主义理论。

加缪不太认同萨特的地方主要有两点：一是历史会朝着一个必然的目的地发展，二是人类社会会达到完美状态。他认为，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就会有反抗。每次革命颠覆了一个社会的弊病后，就会制造出一个新现状，并慢慢形成自己的过分行为和不公正。每一代人都有一种全新的责任来反抗这些，永远都会如此。

更重要的是，在加缪看来，真正的反叛并不意味着去追求“山巅上的光辉城市”这种狂热愿景，而是意味着对那些已经变得不可接受的现实状况加以限制。比如，一个一辈子都受人役使的奴隶，突然决定不能再这样了，然后画下界线，说“到此为止，但不会再进一步”。反抗是对暴政的一种遏制。随着反抗者持续对抗新的暴政，一种平衡便被创造了出来，而这种适度状态，必须要不懈地更新与维持。

加缪这种自我调节式的无限反抗是个动人的愿景，但也当然会被视为对苏联及其支持者的攻击。萨特很清楚，在一定程度上，加缪是在针对他，而且让他感到无法原谅的是，加缪竟然会在如此危急的历史关头做出这种正中右翼下怀的事。《摩登时代》不评一评这本书，显然是不行的。但是，萨特不太愿意抨击老朋友，所以他把这项任务交给了他的年轻同事弗朗西斯·琼松。琼松把加缪批判得体无完肤，指责《反抗者》是在为资本主义辩护。加缪写了一封长达十七页的“致编辑的信”——编辑当然是指萨特，不过没有指名道姓——为自己进行了辩护。他谴责说，琼松严重歪曲了他的论点，并补充道：“我都开始有点儿厌烦看到自己……被一些只会对着历史空想的评论家没完没了地教训了。”

被这么一挖苦之后，萨特愤而写了一份他自己的回应，对加缪进行了长篇大论的人身攻击，而且情绪异常激动，即便以他近来的标准，也显得有些过分。那就这样吧，萨特说；他们就此绝交。当然，他会想念加缪，尤其是记忆中那个战时抵抗运动时期的加缪。但现在，他的朋友已经成了反革命分子，重归于好已无可能。政治又一次压倒了一切。

对于萨特的回应，加缪没有发表回应，虽然他确实起草过一份。这之后，沉默再次降临。好吧，不完全是，因为自从这次著名的反目发生后，专门研究此事的书籍和文章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把这次冲突分析到了最后一个标点符号。这场被视为定义了整整一个时代和思想环境的争论，经常被夸张成一出扣人心弦的戏剧：“做梦的男孩”萨特追逐着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在遇到加缪这位不但目光敏锐，还碰巧更酷、更聪明、更帅气的道德英雄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这么当故事讲是很精彩，但我认为，还可以从一些更加细致的角度来思考这场争论，而且努力了解一下萨特的动机，问一问他的反应为什么如此过激，不无裨益。多年以来，萨特一直因政治观点而饱受压力，被嘲讽为腐朽的资产阶级，但后来，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开始以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整个世界。因此他认为，抛弃对加缪的个人感情，是他的责任。个人感情是一种自我放纵，必须被超越。就像海德格尔在他的《存在与时间》阶段那样，萨特也认为，重要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地坚决起来：搞清楚必须要做什么，然后去做。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加缪会选母亲而舍正义，但萨特认定，既然他的朋友背叛了工人阶级，那么选择他的朋友就不对了。过去曾经很喜欢加缪的波伏娃，也采取了相同的态度：《反抗者》是在历史关键时刻故意送给他们的敌人的一件礼物，决不能漠然置之。

这场争吵，让加缪心烦意乱，而且还正赶上他人生的一段艰难时期。他的个人生活很快急转直下，婚姻出现了矛盾，写作出现了瓶颈，而他的家乡阿尔及利亚则陷入了战争的恐怖之中。1956年，他借一部中篇小说《堕落》（The Fall ），表现了自己所经历的危机。这部小说的主角“法官／忏悔者”，以前是一位初审法官，但决定坐下来，审判一下他自己。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酒吧里，法官连续几个晚上向一位未具名的叙述者讲述了他的人生，并在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中将他的讲述推向了高潮。某天晚上，他在巴黎看到一个女人从桥上跳了下去，未能出手相救。他无法原谅自己。法官承认他有罪，但另一方面，他似乎觉得这赋予了他指出别人之罪的道德权威。他告诉对话者——毫无疑问就是我们，他的读者——“我越是指责自己，就越有权来审判你。”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说的就是加缪自己。

萨特和波伏娃不是《堕落》中的主角那样的忏悔者，但他们意识到了未来会向他们投来严厉的目光。“我们觉得自己会被蒙着面的后人评判，”萨特在1952年写道，并补充说，“后人会长期审视我们，我们的时代会成为他们眼中的一个对象。”波伏娃在她的最后一卷回忆录中也写道，她曾经觉得自己比以前的作家高一等，因为很明显，她知道的历史要比他们多。但接着，她登时醒悟到了那个再显见不过的事实：有一天，她这一代人也会接受未来标准的评判。她明白，她的同时代人必将面临历史学家汤普森（E. P. Thompson）后来所谓的那种“子孙后代的巨大优越感”。

不过，萨特仍然坚信，人必须要当机立断。如果因为害怕犯错就骑墙的话，那么你绝对会犯错。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言：

正如哲学家所言，生活只能倒着被理解，这完全正确。但他们忘记了另一个命题，那就是生活必须正着被经历。如果好好思考一下这个命题，你就会意识到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真正地及时理解生活，因为在任何一个特定时刻，我们根本无法找到必要的参考系来理解它。

这种静止和沉思的点，永远不可能存在。在萨特看来，和一切事物一样，在政治中，正确的方向从来都是往前——即使往前的路带着你拐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儿，即使你走得太快，根本无法完全掌控，也只能向前。

1952年时，萨特在《摩登时代》的行为，还惹恼了另一位老朋友：在刊印《共产主义者与和平》的第一篇文章时，他没有拿给联合编辑梅洛-庞蒂看。萨特很清楚这种失礼的行为可能会得罪梅洛-庞蒂，但是他也明白，对方很有可能会反对这篇文章或者建议缓和一下语气，可他萨特正在兴头上，哪能忍受这样的拖延。

到这个时候，梅洛-庞蒂的立场已经更接近加缪，但有一个主要的不同点，那就是他曾经所信仰的是一个乌托邦，而加缪从未有过这种“梦想”。梅洛-庞蒂十分清楚他为什么会成为信仰者，因此在放弃信仰之后，他反过来再去批判它时，见解也更深刻，但是无法让他有更多的能力来挽救与萨特的关系。

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从1952年持续到了第二年年初。1953年1月15日，萨特亲临法兰西学院，聆听了履职哲学系主任的梅洛-庞蒂所做的就职演讲。除了其他话题之外，梅洛-庞蒂还在演讲中提醒哲学家要对公共事务保持警惕，对模糊性保持警觉。但演讲结束之后，萨特并没有像一般人那样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根据梅洛-庞蒂的说法，萨特“口气冷淡”地说，演讲“挺有趣儿”，并且挥手指了指法兰西学院，意思是指学院的权威架势，说道：“我希望你会稍微颠覆一下所有这些东西。”萨特自己一直都拒绝接受此类授予他的荣誉，此后也一直如此——甚至在十年之后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时，他都没去领。他总觉得，梅洛-庞蒂太愿意做一个惬意的局内人了。

梅洛-庞蒂接受法兰西学院的任命时毫无疑虑，现在虽被萨特的态度搞得很受伤，但也没有再追究。不过，那年夏天，萨特在暑热难当的罗马度假时，两人的分歧还是在信里爆发了。事后，萨特意识到，自己可能是被热浪冲昏了头，而且可能还因为，和往常一样，他当时工作得实在太努力，太纠结于人类的未来了。

开始时，萨特写信告诉梅洛-庞蒂，一个不再“参与”政治的人，不应该去批评那些正参与其中的人。你是对的，梅洛-庞蒂回复道。事实上，他现在已经下定决心，以后不会再对任何正在发生的事做出草率回应了。朝鲜战争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需要从一个更长远的视角去理解历史。他再也不希望“事事都要参与，就好像是某种道德考验一样”——他把这种倾向描述为了自欺。这话很有挑衅意味，尤其还是说给萨特听的。此外，梅洛-庞蒂还耿耿于怀地抱怨了演讲之后萨特对他的冷漠态度。

7月29日，萨特回信说：“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用你这种完全歪曲事实和情绪化的方式来理解我的语调或面部表情。”至于语气问题，他现在可怜巴巴又振振有词地说：“如果我看起来冷冰冰的，那是因为我在祝贺别人的事情上，从来都有点儿胆怯。我不知道该怎么祝贺，我也知道自己这个毛病。这无疑是一种性格特点，我可以向你这么承认。”

这些话应该平息了梅洛-庞蒂的一些怒气，但萨特的口气仍然让人很不舒服，而且二人的分歧也确实根深蒂固。收到萨特的回信后，梅洛-庞蒂像往常一样，再次一笑了之，结果把萨特搞得更恼火了。正如萨特自己承认的那样，他喜欢把一个问题争论到底，直到他说服别人，或者他被人说服才行。可梅洛-庞蒂却倾向于“从多样化的视角中找到他的安全感，觉得透过它们看到了存在的不同面向”。好气哦！

但其实，这次争吵让梅洛-庞蒂很是困扰。他的女儿玛丽安回忆说，她曾听到父母一连好几个小时都在讨论萨特。此外，梅洛-庞蒂还不得不决定怎么处理《摩登时代》那边的事情。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量的实际工作都是由他承担，比如撰写未署名的社论，确保每期能按时出版等等。但萨特是挂名领导，谁想在《摩登时代》工作，都得先和杂志这位大明星搞好关系。据萨特回忆，开编辑会议时，梅洛-庞蒂到得越来越晚，到了之后也不公开参与讨论，而是在一旁交头接耳。萨特质问道，他心里想什么就说出来；但梅洛-庞蒂不想说。

到1953年年底时，《摩登时代》已经处在爆炸的边缘——接着，火花出现了。他们收到一篇强烈支持苏联的稿件后，梅洛-庞蒂为其撰写了一篇编者按，指出文章表达的观点不代表《摩登时代》的立场。萨特在刊印前看到之后，删掉了这段话，但没有知会梅洛-庞蒂。

梅洛-庞蒂意识到之后，在电话里和萨特进行了一次漫长而焦灼的通话。萨特后来回忆过这件事；玛丽安·梅洛-庞蒂也记得自己在无意中听到过。聊了两个小时后，她的父亲挂了电话，转身对她母亲说：“Alors，c'est fini”——哎，一切都结束了。他的意思可能是他在《摩登时代》的工作结束了，但同样可以被理解为是指他们的友谊结束了。从那以后，虽然两个人偶尔还会交谈，梅洛-庞蒂也会礼貌地说“回头给你电话”，但是，萨特说，他从来没打过。

与萨特之间的这场危机，恰好同梅洛-庞蒂人生中一次更大的不幸撞了车：1953年12月，他母亲去世了。梅洛-庞蒂从小在失怙的环境中长大，还要被迫保护母亲，不让她受流言蜚语的侵扰，所以两人的关系异常亲密。萨特后来也意识到，梅洛-庞蒂的快乐童年对他的人生造成了巨大影响，而他母亲正是这种快乐的源泉；她的死意味着他失去了连接他与那个黄金时期的纽带。萨特回忆说，他母亲死后不久，梅洛-庞蒂和波伏娃见过一面，他“强颜欢笑，掩饰住他情感最真挚的时刻，漫不经心地”对她说：“但是我已经是多半死，少半生了。”同萨特的决裂，在意义上和痛失亲人相比，有些相形见绌，但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很糟糕，也夺走了《摩登时代》给梅洛-庞蒂的生活带来的那种规律感和使命感。

同样，对于这场决裂，萨特的内心可能也比他表面上流露出来的要沮丧。因为他的反应有些过激，声称梅洛-庞蒂在《摩登时代》工作期间十分阴险狡诈。他认为他的合作编辑故意保持低调，没有把他的名字放在刊头，是因为不想为任何明确的观点负责。萨特抱怨道，梅洛-庞蒂和他一样都是领导，但始终“优哉游哉得跟空气一样”。如果他不喜欢某事，就可以回避。总的来说，梅洛-庞蒂解决冲突的方式，不是直截了当地行使权力，而是“见风使舵”。这些抱怨听起来似乎有些奇怪，不过对于梅洛-庞蒂来说，其实挺典型的，毕竟他是那么彬彬有礼，那么让人难以捉摸。

1955年，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Adventures of the Dialectic ）中，最终明确地陈述了他不再支持苏联的理由。他在书中批评了乔治·卢卡奇等人，并且用很长的一章《萨特与极端布尔什维克主义》，严厉批评了萨特近期的政治文章不但前后矛盾，还缺乏实用性。波伏娃介入进来，撰文抨击梅洛-庞蒂，认为他误解了萨特思想的某些方面。这下，她与他的旧日交情彻底烟消云散了。不过，萨特和波伏娃的愤恨加起来，都比不上一些法国共产党人在看到这本书后对梅洛-庞蒂产生的深仇大恨。1955年11月29日，他们组织了一次会议，集中批评了梅洛-庞蒂的言论。与会者包括很多学生，而列斐伏尔和其他人则在会议上进行了公开谴责。1956年，这些内容结集出版，书名则套用了梅洛-庞蒂那本：《反马克思主义的不幸历险：梅洛-庞蒂的不幸》（Mésaventuresde l'anti-marxisme：les malheurs de M. Merleau-Ponty ）。

不久之后，梅洛-庞蒂和萨特再次碰面，一起参加了欧洲文化协会在威尼斯组织的作家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萨特告诉斯彭德，他可以为了拯救苏联而忍受不公正的监禁。会议让铁幕两边的作家共聚一堂，探讨了苏联的近况——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苏联进入了“解冻”期——以及作家要承担政治义务的问题。梅洛-庞蒂和萨特之所以闹翻，恰恰就是因为后面这个问题。主办方以为他们见到对方应该会很高兴，便安排他们并排坐在了讲台上。萨特看到他身旁的名牌后，脸一下子就白了，不过也还好：“有人正在讲话呢，他蹑手蹑脚地走到我身后，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我转过身后，他冲我笑了笑。”会议期间，他们还有过其他相处轻松的时刻：萨特回忆说，听一位英国代表讲话时——很可能是斯彭德，因为他经常会对“介入文学”发表一些无礼的评论——他们还逗趣地看了看对方。不过，仅凭一个心照不宣的微笑，并不能救活一段友谊。

1945年和1946年时，两位哲学家在把手弄脏和对他人性命做出“艰难”决定的必要性上，持有过类似的观点，但现在，他们都已经远离了各自曾采取的立场。他们有过交集，但后来便分道扬镳了——又一个X。萨特经历了一段怀疑的时光，从中挣脱后，思想发生了彻底转变，并准备好了为理想的国家冒生命危险。梅洛-庞蒂则放弃了原来的思想，认为人类生活不能被迫去适应某种理想的轮廓。按照他的说法便是，他醒了。摆脱这种理想的“乡愁”后，他说，“一个人抛弃了幻想，所有一切重新变得有趣和新鲜起来。”在法兰西学院的演讲中，他同样谈到了哲学家就是那些在别人睡觉时醒着的人。

当然，萨特认为，他自己才是那个醒着的人。后来总结他们的分歧时，他说道：“我认为，我在忠于他1945年的思想时，他却抛弃了它。而他则认为，他只是在忠于自我，而我却背叛了他。”

这段话非常公允地描述了两人之间的分裂根源，而且，与更早时那场完全不同的分裂如出一辙。20世纪20年代后期，埃德蒙德·胡塞尔和马丁·海德格尔也是如此，都认为各自正在驶向更令人兴奋的新领域中，把迷失方向、误入歧途或陷于停顿的对方甩在了后面。

这些戏剧性事件发生时，波伏娃用她一贯不知疲倦的观察和反思精神，记下了许多笔记，并在1954年将这些笔记变成了《名士风流》（The Mandarins ）。这部史诗般的小说，从战争结束开始，回溯了从对原子弹的恐惧，到对苏联劳改营和审判的讨论，再到政治承诺的利弊，以及诸多的风流韵事和争吵，记录下了这些事件及其带来的不同情绪。她对细节做了一些调整，因此有时会让她的朋友看起来更聪明、更有先见之明，不过，总体来说，小说对于当时的时代和环境进行了非常有力的描写，而且也有着惊人的可读性。后来，小说赢得了龚古尔奖。随着销量的增长，波伏娃用版税在蒙帕纳斯公墓附近的维克多·舍尔薛大街买了一套公寓。虽然这意味着她现在住得离萨特远了很多，因为萨特还和他母亲住在拿破仑酒吧楼上，不过，在大部分日子里，她都会散着步走到圣日耳曼德佩地区——可能是喜欢卢森堡公园里满是落叶的林荫路——去见朋友们，和像以前一样与萨特肩并肩工作。

她的新情人克劳德·朗兹曼，搬进了蒙帕纳斯的公寓和她一起生活。他之所以能赢得她的芳心，是因为他有着狂热的信念和强烈的自我意识：她写道，定义他自己时，“他说：首先，我是一个犹太人”。萨特曾经批评说，这种坚定的身份表态是一种自欺，因为这意味着一个人将他自己呈现为了一个固定不变的自我，而不是一种自由意识。但实际上，她和萨特一直都很偏爱这类对于自己的身份和态度毫不妥协的人。波伏娃钦佩地写道，朗兹曼对于犹太人遭受的苦难，长期保持着一种愤怒状态。他曾经告诉她：“我每时每刻都想杀人。”而且像她一样，他的内心感受还会通过身体表现出来，比如，他会因为纯粹的愤怒而哭泣或者呕吐。与正处于名望巅峰的萨特那种高大形象相比，这必定会使人耳目一新，当然，也与她曾经的朋友梅洛-庞蒂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似乎压力越大，反倒越爱苦笑，越爱嘲讽。

1954年，重读了一些以前的日记后，萨特在笔记本中平静地列出了最近发生的争吵和分裂：与库斯勒、阿隆和其他几个人，完全决裂；与加缪，只是简单聊几句，“避免本质性的话题”；与梅洛-庞蒂，分道扬镳。（他还补充了一张图表，展示了他们几个相互闹翻的情况。）他以前曾说过，友谊的破裂并不让他觉得困扰：“一个东西死了——仅此而已”。但几年后，他却为加缪和梅洛-庞蒂撰写了宽宏大量的讣告。回想起加缪时，他伤感地写道了他们以前一起哈哈大笑时的情景：“他的性格中有一点点阿尔及利亚硬汉的味道，非常无赖，非常有趣。”然后又补充说：“他可能是我最后一个真正的好朋友。”

但对于雷蒙·阿隆，或许是因为两人在上学时曾非常亲近，但后来却在政治上出现了那样巨大的分歧，所以萨特恨得要更长久一些。1955年，阿隆出版了《知识分子的鸦片》（The Opium of the Intellectuals ）一书，直接向萨特和他的盟友发起了攻击，指责他们“对民主政体的缺陷毫不留情，但却准备容忍那些以正当的主义之名犯下的严重罪行”。萨特在1968年5月报了仇，指责反对学生抗议运动的阿隆不适合教书。

20世纪70年代末，年事都已经很高的萨特和阿隆，曾在一场援助越南难民的活动上见过面，还握了手——摄影记者们在一旁狂按快门，兴奋地认为他们抓拍到了一次重大的和解。然而，这时的萨特已经身染重病、精神恍惚，视力和大部分听力也已丧失。或者是因为这个，也或者是要刻意怠慢，当阿隆用过去亲昵的称呼向他打招呼，问他“你好啊，我的小同志”时，萨特并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回应，只是说了句“你好”。

有句名言后来同阿隆和萨特联系到了一起，不过，他们两个其实都没说过。1976年，在接受贝尔纳-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évy）采访时，阿隆曾指出，左翼知识分子憎恨他，不是因为他放弃了他们的信念，而是因为他当初就没有真正认同过他们的信念。莱维问道：“那你是怎么想的？在这种情况下，做萨特好还是阿隆好？错误但胜利的萨特，还是失败但正确的阿隆？”阿隆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这个问题被人记住了，后来就成了那句简单而感伤的格言：宁可与萨特一起犯错，也不和阿隆一起正确。

20世纪50年代时，萨特下决心要把时间和精力献给任何他认为需要他的事业，因而曾超负荷地工作，状况十分令人担忧，并且也导致了他人生中一些莫名其妙的时刻。比如1954年5月时，他曾应某个作家组织的邀请前往苏联，随后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暗示说，例如，苏联公民不去旅行，是因为他们忙着建设国家，根本没有意愿这样做。但后来，他却声称，因为回家后非常疲惫，所以他把写作的任务委派给秘书让·考。

考确实记得，这个时期的萨特，因为担心创作量低，经常被逼到精神发狂。“没有时间了！”他会这么大喊。他一个接一个地放弃了他最大的乐趣：电影院、剧院、小说。他想做的只有写、写、写。正是在这一时期，他说服自己相信了文学上的质量控制是资产阶级的自我放纵；只有投身的事业才最重要，修改甚至重读都是一种罪恶。他在一页又一页的纸上疯狂地写，而费尽心思修订自己稿件的波伏娃，则只能在一旁紧张地注视着。萨特炮制出了大量的文章、谈话、哲学著作——偶尔有考的帮助，但大多数都是独自完成。他的书目编辑者米歇尔·龚达和米歇尔·雷巴卡（Michel Rybalka）算了一下，他在一生中平均每天要写二十页，而且这还只包括成稿，没算草稿。（不过到这一阶段，其实已经不存在草稿了。）在爱尔兰时也一样，约翰·休斯顿每天早上吃早餐时，都会惊讶地发现萨特早已起床好几个小时，并且写出了二十五页左右的弗洛伊德剧本。萨特的传记作家安妮·科恩-苏莱（Annie Cohen-Solal）用机舱和涡轮来比喻他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的写作情况，而奥利维尔·威克斯（Olivier Wickers）则写道，他把睡眠当作了某种军事需要：一个临时的野营地，或者是中途的维修站，是为了保证机器正常运转而必须要做的事。

同时，他仍然在过量服用科利德蓝。这种药的推荐摄入量是每天一两粒，但萨特却会吃一整管。而且他在吃药的同时，还会大量饮酒，甚至很享受这种组合扰乱他大脑的方式：“我很喜欢脑子里冒出一些令人杂乱无章、模模糊糊然后又分崩离析的想法。”而到一天结束时，他又常常会服用镇静剂来助眠。不过，在创作“文学性”作品的时候，他会少服用一些科利德蓝，因为他明白，这会导致过度的“才能”——他自己的形容。比如他发现，在为《自由之路》系列小说写一个新的场景时，主人公马蒂厄走过的每一条街道，都可以产生大量的新比喻。1974年，在某次接受采访时，他曾向波伏娃提到了这一点，她打了个哆嗦（感觉应该会），然后回答说：“我记得啊，吓死人了。”这种后果严重的“才能”，其实早在1951年他于意大利所做的笔记中就已十分明显，他在采访中告诉波伏娃，那个笔记本里大约有二十页内容，都是“关于贡多拉船弄出的水花声”。当然，也可能只是勤奋的现象学观察。

不过，他在那段时期的过度写作，很少是出于写作者的虚荣或是缺钱——为了支付账单而接受弗洛伊德剧本的工作，是个例外——主要还是因为他对献身的热爱，以及他想帮助朋友们，为他们的写作或者社会运动做宣传。对于萨特，我们很容易忘记他身上这种目的的慷慨性。他期望自己每时每刻都在做一些事情：要积极介入、主动参与到事物中，就算没时间去仔细思考它们也没关系。性格更谨慎些的人会停下来思考，但萨特认为，那也是资产阶级的奢侈品。

梅洛-庞蒂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关于萨特这个人，有个简单的事实，基本上没多少人知道，在他的书里也很难发现，那就是：“il est bon”。他是个好人。不过，他的这种“好”，恰恰也是他的致命弱点，导致了他的过度劳累，而且更重要的是，导致了他一开始就坚信他必须要用苏联的意识形态来协调他的存在主义。这是一个不太可能也颇具破坏性的任务，因为两者本来就很难协调。但萨特却认为，世界上的受压迫阶级需要他这么做。

许多年后，在萨特去世前不久的一次采访中，他的年轻助手班尼·莱维咄咄逼人地追问他，当萨特心中支持苏联的一面最终消失之时，究竟是谁消失了？谁死了？“某个坏蛋，某个傻瓜，某个蠢货，还是一个本质上还算好的人？”

萨特没精打采地回答：“我会说，是一个不坏的人。”

无论在20世纪50年代初支持苏联有什么好，到1956年10月和11月时，这种好已经很难再被看到。

当时，在有关苏联政策“解冻”讨论的鼓励下，匈牙利政府中的改革派展示出了一些对个人和政治自由进行改革的迹象。但在示威者走上街头，要求更多后，作为回应，苏联派出了军队，布达佩斯附近爆发了战斗；示威者控制了城市的广播电台，呼吁匈牙利人起来反抗。随后，停火令正式生效，但只维持了一段时间，11月1日，苏联军队从乌克兰越过边境，再次进入布达佩斯，拆毁了有人躲藏其中的建筑物，还向火车站和公共广场开火，并威胁要摧毁城市的议会大厦。11月4日星期日中午，控制着广播电台的示威者在最后一次广播中宣布投降：“我们现在马上要停止广播了。欧洲万岁！匈牙利万岁！”反抗最终失败。

对于那些西方的亲苏人士，苏联的武力干预，让他们大为震惊。许多人撕毁了手中的党员证，而那些仍然支持苏联的人，则焦虑地揉搓着自己的手，想知道该如何把这一新发展纳入到他们的愿景中去。萨特和波伏娃便在这些最困惑的人之列。1957年1月，他们出版了一期《摩登时代》特刊来谴责这场行动，并且给许多匈牙利作家留出了版面，让他们来写相关事件——但私底下，两个人仍然有些不安，而且也很厌恶右翼揪住这次事件来宣传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

匈牙利十月事件后不久，萨特开始写一本新的皇皇巨著：《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这部作品试图按照《存在与虚无》的规模来创作，不过，围绕的却是他的新社会思想和政治承诺的理想。他不再强调意识、虚无和自由，而是把一切都带回到了世界上的具体境遇和一致行动原则中。波伏娃认为，《辩证理性批判》是萨特对1956年那场事件的最终回应。正如萨特自己在1975年所写的那样，“这是一本针对苏联而写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也可以被看作一部为反对旧的、非政治化的存在主义而写的存在主义著作。

这本书要圆满完成实在不易。1960年，萨特出版了第一卷《关于实践集合体的理论》（Theory of Practical Ensembles ），但单本就达到近四十万字。第二卷——你猜猜！——则从未完成：他做了大量笔记，但没有整理成书。直到他去世后，这些笔记才在1985年最终出版。

在放弃第二卷时，萨特的注意力已经从苏联身上移开，转而对中国产生了兴趣。而且，他也开始把自己看作一个思想的先驱，不过这个思想不是指苏联的政治模式，而是一种与存在主义生活方式更为契合，也更为激进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