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雷军并不清楚“世界一流”四个字所包含的困苦和辛酸，以及将面临的委屈和磨难。不过，可以断定的是，在那求知若渴的岁月里，雷军的心里已点燃“硅谷”的火种，那是一种力量，一种信念，一种改变命运的勇气和毅力。

或许随着时光流逝，雷军终将淡忘过去许多激情飞扬的荣耀时刻，但他绝对不会忘记在广埠屯“蹭”电脑的忙碌与满足，不会忘记挫折与希望并存的“三色”公司。20年后，整个中国都知道雷军这个名字，他甚至变成一种象征，激励着许多立志创业的后来者，让他们始终满怀这样一种希望——“如果我足够努力，也可以像雷军那样成功”。

没有虚度光阴

每个人都无法选择出生的家庭、地域和时代，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安排。富贵或贫贱，精彩或平淡，既受时代潮流和国家兴衰的大背景影响，也在于个人成长环境和自身性格的造就。我们固然无法选择“生”，却能决定如何“活”，这也是“生活”的魅力之处。换句话说，个人经历如果割离了他所处的国家和时代，讲述起来将会苍白无力，黯淡无光。

1969年12月16日，雷军出生于湖北省沔阳县（1986年撤县建市更名为仙桃市）一户教师家庭。尽管离开故乡20多年，雷军至今仍保留浓郁的湖北仙桃口音。仙桃属于古“云梦泽”之所在，位于江汉平原中部，雨量丰沛，农商发达，在湖北省县级市中经济实力名列前茅。不过，仙桃名扬全国却源于体操，每逢奥运年都热闹喧天，李小双、李大双、杨威、郑李辉、廖辉等体操冠军皆出于此，有“中国体操之乡”的美誉。

雷军注定不是干体操的料子。他自幼勤奋好学，喜欢下围棋，爱读古诗词，对跑跳翻腾没有太大兴趣。1987年，就在沔阳更名为仙桃的第二年，雷军从沔阳中学毕业，考入武汉大学计算机系。

武汉大学坐落于珞珈山下，东湖岸边，春有樱花满园，夏看湖光山色，环境优美。在大学的第一堂课上，一位留学多年的老教授教导说：“上大学的目的，是为了学会如何去学习。上研究生的目的，就是学会如何去工作。如果明白了这两条，就永远不会存在专业不对口的问题。很多DOS方面厉害的程序员为什么没有转到Windows平台上？除了惯性思维，还可能是在学习的突破性方向上存在没有解决的问题。”

那年9月，未满18岁的雷军正踌躇满志、如饥似渴地吸收着一切知识。为了能坐到最好的位置，每天7点，晨光初露，雷军就已经到教室占座位去了。周末他喜欢去看电影，但经常要自习到九十点钟后去赶晚上第二场。从小到大，雷军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可走进大学校园的第一个晚上就去上自习，他归结为“不自信”。

这一年，一本书让雷军找准梦想，他回忆说：“王川给我一本书。两块一一本，《硅谷之火》。从此，乔布斯给了我一个与众不同的梦想。我要追求的东西就是一个世界级的梦想。”《硅谷之火》讲述的是言论自由运动时期，乔布斯、比尔·盖茨等人在硅谷发起的一场技术革命，带来整个电脑技术的变革。那些跌宕起伏的历史岁月，激动人心的创业故事，无一不成为一粒火种，彻底点燃了雷军的梦想，他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像“乔帮主”那样创办一家世界一流的企业。无独有偶，新浪网和点击科技的创始人王志东1986年在北大学习时也被这本书彻底震撼，他说：“从苹果公司的成功故事里，我第一次知道了风险投资，给我后来职业生涯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雷军原本很喜欢睡午觉，睡午觉也是一个人体自我修复的过程，但是当他看到其他同学不睡午觉看书的时候，他就会感到心慌，怎么也睡不着，不敢睡了。他担心其他同学在他午睡时学得更多，怕自己被他们远远地抛在后面。为此，他不仅戒了午睡的习惯，还严格执行以半小时为单位的学习计划。他坦言：“我特别害怕落后，怕一旦落后，我就追不上，我不是一个善于在逆境中生存的人。我会把一个事情想得非常透彻，目的是不让自己陷入逆境。我是首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再出发的人。”

好学是那个年代“天之骄子”的共同特征。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年轻人纷纷挤入史无前例的考试大军，试图彻底改变命运。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资源相对匮乏，竞争相对激烈，大多数年轻人都狠命地学习，要想脱颖而出非常困难。与雷军同年考入武汉大学的陈一舟，即现在的人人网董事长，当时甚至天天“蹲”在图书馆看书，将喜欢的书全都“翻”了个遍，度过肄业生涯“最爽”的一段光阴。

勤奋、刻苦，是那一代年轻人特有的气质。上学的时候，雷军不是一个特别会搞关系的人，同学关系说不上差，也好不到哪里去。能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快乐驰骋，对于他来说是一件幸福且充实的事情。特别是大一下学期开始学专业课之后，雷军有了上机的机会，更是毫无悬念就一头扎了进去。

雷军是一个自驱力很强的人，从来不把梦想停留在虚无缥缈的想象中。为了能像“乔帮主”那样成为与众不同的人，他学习的时候更刻苦。而聪明肯干的学生哪个老师都喜欢，不少老师都将雷军当成得意门生，喜欢让雷军帮着做课题，把自己机房的钥匙给雷军。最多的时候，他同时拥有三个老师的机房钥匙。

在那个年代，计算机还不像现在这么普及，武汉大学计算机系机房的PC机还不到15台，上机特别紧张，抢不到上机票的话机房管理员是绝对不让人进去的。能够在老师实验室名正言顺地“泡”机房，能够有机会安安心心地写程序，这对于雷军来说向来都是乐此不疲的好事情。

大一学年结束，雷军成绩全年级第一。但他很快就发现大学并不比考试成绩，计算机不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如果没有实践，高分都是浮云，一切的一切只是高分低能、纸上谈兵。所以，从大二开始，他就经常上武汉电子一条街“混”技术去了。

他经常背着个大包，在街上帮人装软件、修机器、编写程序。由于雷军勤学好动，慢慢地技术也越来越娴熟，街上的很多老板都认识他，喜欢请他帮忙，也经常请他吃饭，雷军在街上“混”得很不错。

在“混”的过程中，让雷军最为纠结的就是，包太大、太重。因为那时最好的电脑是286，只有1M的内存，雷军每次出去都需自备20张以上的软盘。由于那时还没有编程接口资料，没有电子图书，纸质书的质量不好、内容不全不说还经常出现多处错误，雷军被迫同时带着三本大书互为参考。

整天背着那么多东西跑来跑去，雷军越来越烦，终于下定决心要写一本没有错误、内容全面的编程资料书，让所有程序员只带一本书就可以了。这本书就是1992年他和朋友合著的《深入DOS编程》，随后成为风靡一时的“红宝书”。

武汉大学相对前沿，是国内最早实施学分制的高校。学分制源自于哈佛大学，学生只要修完一定学分就可以毕业。雷军仅用两年的时间就修完了大学四年的课程，虽是速成，但雷军的水平远远超出读四年的同学。20年来，他是系里拿过《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满分成绩仅有的两个学生之一。早在大二时，他就已经是小有名气的反病毒专家，湖北省公安厅还专门请他讲过课。

射手座的雷军富有想象力，他从小就喜爱诗歌，对写程序也特别有感觉，总是有意无意地像写诗一样写程序，所以程序写得很好。雷军大一写的PASCAL程序，等他上大二的时候，这些作业都已经被编进大一教材里了。

靠着稿费和奖学金，雷军从大二开始就经济独立了。数年后，回忆起这段年少时光，雷军没有掩饰自己的骄傲。“不是吹的，奖学金都被我拿遍了。”雷军对大学生活的评价是“没有虚度光阴”。

广埠屯“蹭”电脑

1986年，互联网浪潮从北京奔流到武汉，“学海淀经验，建武汉硅谷”、“北有中关村，南有广埠屯”等口号开始火热起来。广埠屯IT数码一条街逐渐兴盛，从珞喻路到广八路交汇的大片区域，几乎环绕武汉大学，突然间冒出大大小小上千家IT公司和电脑配件商。

大三时，雷军已经不满足于校园生活，迫不及待想要到他渴望的广阔天地里自由驰骋。由于大学还没毕业，不急于择业，赚钱是其次，感兴趣、能学到东西是他最为看重的。尤其是当时电脑还没有现在这么普及，大学里设备简陋，电脑数量严重不足，尽管有老师们的“特殊照顾”，可一星期下来也只能在电脑上“赖”两个多小时。多次“蹭”机房被赶出来后，雷军就去武汉电子一条街上“蹭”，那里有各式各样的样机和展示机。

为了能更好地“蹭”到电脑，雷军打着帮忙和兼职的旗号。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在跌跌撞撞的探索中，他的涉猎相当广泛。写过加密软件、杀毒软件、财务软件、CAD软件、中文系统以及各种实用小工具，做过电路板设计、焊过电路板，甚至还干过一段时间“黑客”，解密各种各样的软件。

凡是感兴趣的、有意思的雷军都“玩”了一遍，跟武汉电子一条街上大大小小数百家电脑公司的老板都混了个脸熟，自个儿也成了电子一条街的“名人”。同行们有任何技术难题，都愿意找他帮忙。

1989年，那是一个草长莺飞的春天，正在电子街街上独自游荡的雷军认识了王全国。这是雷军人生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王全国比雷军年长四岁，是武汉电子街上的技术权威，后来的金山副总裁。当时毕业留校，在校办的一家电脑销售公司工作。

那时互联网还没有普及，没有软件正规流通体系，电子高手们只能聚在一起交流各自手中的软件。其中，王全国手里的软件最多，是各种软件的集散地。雷军经常跟他交换软件，随着沟通的次数逐渐增多，两人之间默契渐增。

当年7月，他俩就开始合作写软件了。雷军特别活跃，写软件一上来就直奔主题，速度很快。而王全国习惯先仔细研究一下，看看有没有窍门，然后再动手，速度有些慢，但可以避免出错。两个风格迥异的年轻人，刚好可以取长补短，优势互补。

他俩认识的时候，王全国正在做一个加密软件的界面，而雷军此前正好写过一个加密软件的内核。两人一拍即合，很快一起动手合作开发加密软件BITLOK0.99。这个软件主要用来保护软件的知识产权，防止盗版。那时候的盗版非常厉害，软件想要卖钱，就必须有防止被拷贝的技术，要通过磁盘加密。

仅用两周时间，这款加密软件就完成了。恰好当时《神秘的黄玫瑰》正在热播，讲述一个叫黄玫瑰的强盗与腐败政客进行殊死斗争。黄玫瑰酷酷的，枪法很准，他们都很喜欢，就以“黄玫瑰小组”来命名这款软件。“黄玫瑰小组”，很快就跟神秘的黄玫瑰一样流行开来。不过，树大招风，BITLOK加密程序很快就招来解密高手的叫板。他们专门针对这个加密程序进行解密，双方开始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到最后，雷军的加密程序做过20多种算法。这不仅是一个产品的功能升级，而且成为程序员之间技术与胆识的较量。这场较量仅发生在小圈子内，并不为大众所熟知，却见证了软件技术的另一种魅力，激发了雷军更多的野心和快乐。

无心插柳柳成荫，也许雷军和王全国都没想到，BITLOK后来卖得非常不错，用友、金山等知名软件公司纷纷购买，他们居然赚了上百万。这是雷军赚的第一桶金。看似偶然，偶然中却是必然：技术到家了，成功也就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了。

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病毒开始流行。美国电脑科学家Fred Cohen于1983年首次提出“电脑病毒”一词。它是一种恶意的电脑程序，以隐蔽的方式侵入电脑，并伺机对电脑中的信息进行破坏、盗取、修改、删除等恶意操作。由于与生物病毒有很多相似性，故称其为病毒。第一个可传播病毒发现在1986年的1月份，称作Brain的该病毒让20世纪90年代的大批黑客获得灵感，并因此衍生出一系列新型病毒。

实际上，1988年前后，随着软件交流的频繁，计算机病毒随软盘悄然进入中国内地。1990年，雷军和同学冯志宏开始合作开发杀毒软件免疫90。冯志宏与雷军同一届，后来被称为“中国工具软件开发之父”，跟雷军一样，也是很早就在电子一条街上的高手。

那时的条件并不好，他们利用寒假的时间在外面的公司找了一台机器上机。武汉的冬天特别冷，雷军和冯志宏都冻得脚底生疮，但是这并不影响两个年轻人的热情。很多年后雷军还很怀念冯志宏煮的波纹面，大赞“冯志宏煮的波纹面很好吃”。

尽管条件艰苦，在开发中也出现不小心把病毒扩散出去、因调试程序出错把硬盘冲了个一干二净的乌龙事件，但是正因为当时处于反病毒的初级阶段，一穷二白，没有同类软件可以作为参考，他们才没有受到路径依赖的束缚，可以自由发挥。他们做的病毒免疫程序非常全面，很像黑猫警长，遇事冷静，能够查、解当时能够发现的所有病毒。更难得的是，这款软件还做到了样本库升级，能够在英文环境下英文显示，在中文环境下中文显示。

令人欣慰的是，武汉大学的辅导员刘绍钢老师注意到了这两个在校外编写软件的学生，在他的推荐下，免疫90获得了湖北省大学生科技成果一等奖。

不过，正当他们做出样卡在市场上推广的时候，华星防病毒卡很快就上市了。因为当时的雷军和冯志宏都还只是学生，想法比较幼稚，他们认为不是第一个做出来的就没有市场，就放弃了。而这套软件仅在武汉卖出了几十套。时隔很多年后，当雷军学会把握机遇的时候，他才知道别人做出来了并不意味着自己不能做了。错过这次机会，雷军每每回忆往事的时候都难免有点纠结。

之后，雷军和冯志宏还合作开发了RI内存清理软件。当时的电脑内存很小，运行程序一多系统速度就慢，有的程序甚至因为内存被其他资源占用而无法运行。RI能够将常规内存、扩展内存等自动释放，能够很快解决调试死机等问题。

为了与人方便，雷军将这款工具软件完全免费，并开放了源代码。很快，RI就流行开来，成为那一代程序员人手一份的必备工具。

我热爱编程这个工作

“干得比驴累，吃得比猪差，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看上去比谁都好，五年后比谁都老。”很多程序员都曾这样感慨和抱怨过自己的生活状态。但是雷军却非常怀念写程序的日子。“从1987年到1996年，那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他说。

雷军年轻时的那个时代，是中国程序员最快意恩仇的江湖时代。那个时代的程序员，身上充满着个人英雄主义的浪漫情怀。那时IT业最耀眼的明星不是柳传志和马云，而是王志东、求伯君、严援朝和朱崇君。这些早一代的程序员创造的业绩激励了很多程序员进入软件开发。

雷军并非天生喜欢写程序，上大学前也没想过程序员的生活。可进入计算机系之后，学的东西逐渐多起来后，受那个时代的氛围影响，他发现自己特别喜欢写程序。那是一个辽阔、奇妙的世界，程序员可以掌控细微到每一个字节、每一个比特位的东西，它们都是建造幻城必不可少的材料。精雕，细琢，一座座宫殿，成为幻城里的王。那喜悦，那成就感，局外人没法体会。

“编程的原因是喜欢，不是为了别的。从摸上电脑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这才是我的世界。我一心一意地想做个程序员，尽管知道很累。”雷军这句话道出了千万程序员的心声，他说：“我热爱编程这个工作，可以肯定我会干上一辈子。”他认为，只有真正喜欢才能写好程序。喜欢写程序，做程序员就是上天堂。大学刚接触了计算机，他就对这个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好奇，开始了无尽的探索。他不仅拿下了所有科目的最高分，还选修了不少高年级的课程。在他年少轻狂的世界里，满是电脑程序的符号在空中飘舞。

程序员是一种特殊的物种，好的程序员尤其是这样——很多人都试图把编程归入一种复杂的技术学科，但实际上编程更倾向于一种艺术。它实际上更接近数学、音乐或电视剧《Firefly》里的Kaylee魔法。

好的程序员有一种特殊的直觉，一种天赋，这种天赋很难描述，更不容易得到。大一下学期，从上第一门计算机专业课开始，雷军就迷上了电脑，热度远远超出他以前着迷过的集邮、围棋等。自那以后，雷军似乎没了其他爱好，电脑成了他当时生活中的唯一。他不再跟舍友们在宿舍漫无边际地侃大山，也不再到处东逛西看，为了学电脑甚至不惜经常逃课。

当时用的是Motorola 68000（相当于Intel 8088）、540K的内存，运行的是UNIX操作系统，八个人一起用。到了大二学PC的时候，雷军就开始趴在电脑前写现在很多人用的RI（RAMinit，清内存的小工具），成为中国最早一批写共享软件的人。

雷军不仅热爱编程，还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像写诗一样写代码，如行云流水，洋洋洒洒。雷军将程序当成艺术品，极其认真，每一行都认认真真、干干净净。他习惯先买几本比较经典的编程书作为模本，然后把书里所有例程逐个重新写一遍，逐个比较和书上范例的差距，一步一步改善自己的编程基础、风格和技巧。写多了，有时甚至可以比书上写得好。

程序员像木工一样，熟能生巧。雷军认为，程序员必须要写足够代码量的程序，才会有感觉，这是一个苦力活，没有任何捷径可走。雷军曾公开说：“我的一个学长是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博士，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在全世界非常出名，他说每个博士生必须写十万行代码才能毕业，卡内基梅隆大学博士进任何一个大企业基本不用面试。而国内培养的大部分的研究生、博士生，动手能力都偏弱。没有写过足够代码量的，想成为高手是不可能的，只能纸上谈兵！”

写程序特别费脑子，也特别累。可也正是这种疲倦，每每让雷军编写出最好的代码。跟巴尔默峰值相似，疲倦能使人的精力更易集中。大脑疲倦了，没有多余的脑能量来三心二意，不得不集中精力。在与王全国合作开发软件的时候，他经常工作到深夜两三点。有次他们从早上写到了傍晚，出门吃饭的时候，看到天边的夕阳，他俩同时笑了：“当我们见到太阳的时候，太阳已经下山了。”那个软件开发用了半个月时间，算是比较快的。可半个月下来，他俩都瘦了一大圈。

整个大学，雷军都在以各种形式如痴如醉地学习，践行编程的无穷乐趣。他的经验就是，多看Linux等系统级的源代码，多看高手是怎么写的，这样自己写起来的时候会比较有感觉。

大学期间，雷军经常给武汉电子一条街的商铺们编写程序。1989年底，计算机病毒刚刚在国内出现，就引起了他的兴趣。为了解决学校机房染毒的问题，雷军和同学冯志宏合作开发了免疫90。计算机技术更新非常快，每年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的新技术出现。后来雷军总结自己几十年的从业生涯，仅编程语言，他就用过BASIC，MASM，PASCAL，C++，VBA，DELPHI，JAVA等。

雷军曾感叹，每个IT企业都为找不到好的程序员而苦恼，但是现在的大学、软件学院及各种培训机构每年培养的几十万程序员却为找不到好的工作而苦恼。他认为，企业需要的不是一个刚学会写程序的人，需要的是来了就能干活，能把活干好的人。因此，大学生应该多注意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才能在毕业后找到满意的工作。

创业就像跳悬崖

1973年，比尔·盖茨和科莱特同时考入哈佛大学。大二时，盖茨建议克莱特和他一起退学去开发32Bit财务软件。但是克莱特认为Bit系统默尔斯博士才教了一点皮毛，不学完大学的全部课程是不可能的。

十年后，科莱特成了哈佛大学计算机系的博士研究生。当他认为自己学到了足够的知识，有能力研发32Bit财务软件的时候，盖茨已经成为世界首富，并且已经开发出比Bit快1500倍的Eip财务软件。

盖茨的成功激励了无数大学生前仆后继投入创业大潮，华旗资讯集团总裁冯军、康盛世界CEO戴志康等IT企业家几乎都有大学创业的经历。但是雷军却不以为然：“不提倡不鼓励大学生创业，因为中国跟美国的国情差别很远，我们的大学教育包括高中的素质教育和能力教育相对偏弱，这样出来创业的话，成功率非常之低。过去十年，很多大学都鼓励大学生创业，但结果几乎是全军覆没。而且我们鼓励学生创业还耽误了他应该有的学业，有点得不偿失。”他建议大学生首先要提高自身技能，甚至毕业初始也不该急着创业。最好先找个创业公司，或者是找个大公司先锻炼自己，有相应的商业网络，一切都准备妥当了再创业。

雷军的肺腑之言应该与他大学时苦中作乐的创业经历密不可分。

1990年的盛夏，武汉的太阳一如既往的毒辣，热得令人窒息，可这丝毫没有影响雷军的创业行动。那时他已经在电子一条街“混”了好几年，自我感觉良好，梦想自己写的软件运行在全世界的每一台电脑上，梦想着创办一家全世界最牛的软件公司。

刚好那时王全国有个同事和朋友想办家公司，就拉雷军和王全国入伙。于是，大家一拍即合，创立了三色公司（Sunsir，红、黄、蓝三色），寓意放飞创业梦想，创造七彩新世界。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凭勇气创业的时期，摆地摊卖瓜子的都能赚得盆满钵满，那么，90年代就是“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开张”的拥挤创业年代。很显然，雷军并没有看到这些。那时他还是个热血青年，创业团队正处于热血沸腾的状态，从来没想过开公司谁投钱、开张后做什么、靠什么赚钱等实际问题，真有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无知无畏。

他们没有资金，也没有找投资人的意识，什么赚钱做什么，没有什么套路。直到公司接到的第一张单子赚了四五千元，公司才有了第一笔收入，也算是启动资金了。就凭着年轻人一股子的激情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白天跑市场销售，晚上拼命做开发，每天忙得热火朝天。后来，盲目干活的他们终于看到了一个方向——汉卡。

汉卡的利润很高，一套卖几千，成本往往不到一半。联想汉卡创造了利税上亿的辉煌，史玉柱也因为汉卡成为青年偶像。确定方向之后，雷军和同伴就在十几平方米的出租房里，摆上桌子和电脑，每日每夜地搞开发，困的时候就直接躺在办公室里睡一会儿。实在找不着地方躺的人，就只能坐在电脑前继续干活。

不久之后，李儒雄也加入了他们的团队。25岁那年，他因为雷军的一句话而“下海”。几年之后，雷军对他说：“求伯君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句话促使他果断加盟金山北京开发部，为金山WPS文字处理软件的迅速推广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李儒雄成为联邦软件总裁。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可以说，无论雷军、王全国，还是李儒雄，都相当有技术实力，也非常自信。他们的汉卡很快就上市了，但是那时国内已经有很多山寨产品，他们提前遭遇滑铁卢——花费大量财力、精力研发产品，上市后迅速被跟风、同质化，如一场旋风吹过，迅速失去了竞争能力。

这让他们逐渐认识到自身所处的窘境，团队阵容里的成员基本都是当时技术比较过硬的牛人，公司人最多的时候有14个人，业务范畴也挺宽广，但是账户里却没有钱，连吃饭都是个问题。这有点像端着金饭碗要饭，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这也反映了技术型创业者的普遍缺陷。他们身上的技术情结，或许至今仍然闪耀着光芒。但是在商业世界的水土不服，也在他们身上无不应验。作为一个技术出身的创业者，一般对自己的技术能力都相当地有把握。对于技术的“路径依赖”，会让他们有意无意地往技术那头使劲儿。每当看到不如自己的产品销售量远远超过自己的时候，他们往往想到的是再开发一个更牛的功能或许就让对手望尘莫及了，而不是考虑一下自己在销售、产品推广、知识产权保护、财务管理等方面的短板。

当年的柳传志和倪光南就曾有过先技术还是先贸易的激烈争执，倪光南对技术有着近乎痴狂的迷恋，立志通过技术创新打造IT强国，这是科学家的思维。但柳传志则是企业家的思维，更为现实一些，他认为做贸易是实现高科技产业化的第一步，再好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卖不出去这个企业就没法生存，因此坚决推行“贸工技”的道路，避免了被市场淘汰或者迅速枯死的命运。

比起柳传志四十多岁创业时的成熟阅历，当时的雷军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毛孩，其他成员也较年轻，自以为有雄图伟略，对所有的权威都不屑一顾，街上老板的吹捧也助长了他们的虚荣心。可实际上，除了技术和激情，他们几乎一无所有，被市场经济大潮打得够呛。困难的时候，甚至接过打字印刷的活。实在没钱的时候，就派个兄弟跟食堂师傅打麻将赢饭菜票。

除此之外，他们还面临很现实的内部矛盾，关于四个股份相同的股东谁做董事长的问题从一开始就争吵不休。雷军原本不想搀和这些不利于团结的事情，但却经常被他们从武汉大学的自习室里叫出来开会，一开就是一通宵。短短几个月，董事长就改选了两次。

市场销售没搞好，劳动成果（知识产权）没保护好，内部管理还一团糟，内讧如此严重。高涨的创业热情被一盆一盆的冷水渐渐泼没了，雷军也开始反思：作为一个还没毕业的大四学生，自己是否具备了创业所需要的能力与阅历？

翻来覆去想了好几夜，雷军提出了散伙。一个创业团队没有两三年的磨合期很难达成默契，但是他们一起创业的时间却只有短短半年。经过了创业的煎熬，回到校园的雷军有种久违的轻松。一个人走在武汉大学的樱花路上，觉得阳光很灿烂。

雷军后来总结说，创业就像跳悬崖，只有5%的人会活下来。我不支持大学生创业，除非你优秀如盖茨，一般的大学生就不要试了。不仅大学生创业难，对所有人来说创业都很艰难。当你不具备社会资源，没有资金，不知道运营一个企业需要做哪些工作，只有满腔热血和冲动去创业，结果只会被撞得头破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