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鸿一现

在中国现代文化学术史上，有一道风景让人流连忘返——那就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它培养了一代薪火承传的通才硕儒。在陈寅恪的生命中，清华国学研究院同样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里一代大师绽放着他独特的学术魅力，开始了他在中国学术史上的路程。

清华国学研究院，又称清华研究院国学门，是清华大学为大学毕业和有国学根柢者专设的学术研究机构，它的设立有当时复杂的学术和时代背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都被两种矛盾所困扰着。一方面，学人面对近代社会的屈辱和落后，对自身的历史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和否定，发出了鲁迅“狂人”的语言和行动，往往表现为声势浩大的对传统的颠覆和全盘否定。此为“疑古”。另一方面，当西方文化以无可阻挡之势冲击着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时，那种强烈的失去精神家园无所归依的恐惧感，又使他们做千年回望，表现为强烈的“复古”、“信古”。在这两种矛盾的思索下，富有卓见的学人在寻找着一种更好的平衡方法。五四运动后，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呼声甚是响亮。它与传统的古学派有着本质的区别，不是把东西方文化完全的对立。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胡适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用新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古代的东西”。他们用近现代的科学思想、观点和方法，重新解释传统文本，省察历史，以回应当世。于是清华国学院应景而生，并身体力行，开始了创世纪的实践。清华大学的前身，是20世纪初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办的留美预备学校。因校址是在大清皇帝行园之一的清华园，初建时称清华国立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清华学校。这样的历史背景，使清华建校时便烙上了殖民文化的印痕。从初创直至20年代中期，清华的校务从教育方针到教师延聘，从规章制度到校园风物，从语言文字到生活方式，一如英国哲学家罗素1920年来清华参观后所说：“其恰似一个从美国移植到中国来的大学校”。尤其国学一门，其教师皆为前清进士举人，思想迂腐，教学内容陈旧，长期处于落后沉闷状态，充满晚清遗老遗少没落的霉味，在外界一直给人以零星、浅陋、不通国文的公共形象。与此不同的是，邻校北京大学在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主持下，以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方针治校，于1922年1月，成立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延揽了一大批名教授、名学者，学校的学术水平、学生质量蒸蒸日上，虎虎有生气，使有优裕物质基础支撑的清华相形见绌。随着大批清华留学生的学成归来返校任教和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化教育的长足发展，至1925年，全国大学增至47所，在校生达2万余人，争取教育自主和学术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与之相呼应的，教育界出现了“改大”潮。

清华“改大”，先后经历三任校长。1918年2月，张煜完全接管清华不久，就筹办大学一事，在全体中西教职员会议上通过设立“大学筹备委员会”议案。并于1920年1月将筹委会工作计划呈交外交部，决定逐年停办中等科，集中财力办大学部。这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1921年金邦正任校长时，开始将高等科四年级改为大学一年级，为“改大”做基础性的准备。1922年4月，曹云祥校长到任，旋即筹划“改大”的一切措施和步骤，决定自1924年为大学筹备期。1924年2月，清华聘请范源濂、胡适、张伯苓、张福运、丁文江等5人为大学筹备顾问，清华“大学储备委员会”宣告成立。1925年4月，北洋政府外交部批准了大学筹备委员会提交的纲领草案，随即成立了由曹云祥、张彭春、梅贻琦等10人为委员的“临时校务委员会”，负责将清华学校改组为新制大学部、旧制留美预备部和国学研究部三制并存的过渡形式的教学机构。1925年2月，清华研究院筹备委员会成立，制定了相关章程，决定先开国学一科。1925年5月,改制后的清华招收了第一批本科生，他们后来被称为清华大学第一级学生。清华大学开始由一所留美预备学校逐步向完善的综合型大学过渡。1925年9月1日，清华研究院国学门（通称“清华国学研究院”）正式成立，1925年9月14日正式开学，同时创办《国学论丛》季刊，以供学界师生切磋交流。其成立的过程，与北大国学门相比多了几分曲折与复杂。

关于创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义旨、方针，时任研究院办公厅主任的吴宓在开学报告中有所阐述，这在《清华大学校史稿》中记录得较为详备：“（一）值兹新旧递嬗之际，国人对于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采择适当之方法，融化无碍；（二）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如政治、经济、文学、哲学）须有通彻之了解，然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三）为达上言之二目的，必须有高深之学术机关，为大学毕业及学问已有根柢者，进修之地，且不必远赴欧美，多耗资财，所学且与国情隔阂。此即本校设立研究院之初意。”“盖以中国经籍自汉迄今，注释略具。然因材料之未备与方法之未密，不能不有待于后人之补正；又近世所出古代史料，至为夥颐，亦尚待会通细密之研究。其他人事方面，如历代生活之情状，言语之变迁，风俗之沿革，道德、政治、宗教、学艺之盛衰；自然方面，如川河之迁徙，动植物名实之繁殖，前人虽有记录，无不需专门之研究。而此种事业，终非个人及寻常学校之力所能成就。故今开办研究院而专修国学。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此言阐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创办，是希望通过这一学术机构，培养造就一代国学门的通才硕儒，精研深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使中西文化在交流、沟通的基础上，达到融通与创新。清华《研究院章程》中也阐明此一义旨：“本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就科目而言，“先开国学一科，其内容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其目的专在造就下列两项人才：（一）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二）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研究院的教学采取导师制，“学生研究之方法，略仿昔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注重个人自修，教师专任指导，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据当时研究院的学生蓝文徵回忆：“自十五年秋，陈寅恪先生到院，导师已增至四位，秋季开学，新同学及留院继续研究的同学，共有五十余人，院中充满了蓬勃气象。”“研究院的特点，是治学与做人并重。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每当春秋佳日，随侍诸师，徜徉湖山，俯仰吟啸，无限春风舞雩之乐。”古之“从师受业，谓之从游”，此“游于圣人之门”式的师生之谊，同乐之境，让后辈学子顿生无限倾慕之情。可惜此情此景已成遥远的绝响。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组织也很别致，是一所独立的研究机构，与大学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其教学目的是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专才，学科包括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音乐以及东方语言。其课程的设置也别具特色，分“讲演”和“专题研究”二种。“讲演”为研究院学生所必修，每人至少须选定四种，由教授拟定题目，规定时间，每星期演讲一至两次。“专题研究”则是在各教授所指定的学科范围内，根据自己的兴趣、志向、学力为本年内的研究课题，所设的学科达到23类。招生对象不限于大学毕业生，凡有经、史、小学根底者都可应考。但这些繁多且深入的学科，使得报名的学生中大多是已有专著的较为成熟的青年学者。尽管如此，研究院的入学考试还是相当难的，共分为普通国学、作文和正式选考的六门课，内容非常复杂。

虽然是振兴国学，但研究院的风格则兼取中西之长，全院的中枢是导师，这显然仿效牛津和剑桥的成规。但开课时校长介绍导师，学生必须行拜师礼，又似古时书院的遗风。导师指导学生读书，写论文。学生选定某一位导师后，即以“专业请业”，但也可以请多位导师同时指导。论文完成后，导师核定，一年就可毕业，但也可能延长到二年至三年，甚至四年。毕业证书由清华校长及全体导师签名盖章，这是民国教育史上的创举。

在二三十年代的清华教师职称中，有一个特殊的称号——导师。它的含义大概有下列几条：第一，他们的职责主要不是“教”，而是“导”；第二，他们的对象主要是学生（包括研究生），但不限于学生，助教、教员、专任讲师以至教授，都可以从他们的教学和研究中获得教益（如朱自清、吴宓就经常去听陈寅恪的课）；第三，他们的物质待遇一般都高于一般教授，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如陈寅恪工薪最高时达大洋五百元，王国维、赵元任可得两套教授住宅，等等。开创了清华的黄金时代的清华掌门人梅贻琦先生就职演说中有这样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拥有一批高质、稳定的一流教师队伍，是一所大学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清华国学研究院自筹建之日起，便委托有关人士自国内外网罗寻求国学界德高望重的泰山北斗来研究院担任教职，专门聘为导师。

由于清华校方的开明、诚恳、远见卓识及对知识、学人的尊重和学者们之间的共同追求与彼此理解、合作，同时依靠其丰厚的物质基础，在短时间内众望所归的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四大导师（后黄节、傅增湘、溥桐及外籍音乐教师古普克也曾称导师），专任教师考古学家李济（后增加林宰平、马衡）及助教赵万里、浦江清（后又增加了研究院第一届毕业生余永梁）等一时之选的众多才俊齐聚美仑美奂的水木清华，形成声名远播、蔚为壮观之景，昭示着清华前所未有的学术收获季节的来临，为其今后的发展，为造就一代薪火相传的硕学通儒奠定了基础。聘请四大导师来清华任教，其间发生的诸多颇可玩味深吟的掌故、趣闻，思来仍令今辈学人唏嘘慨叹。

第一位到校的导师是王国维（1877-1927）。王国维应聘前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上已有突出成绩。1923年后，转治西北地理和蒙古史，也颇受好评。胡适曾奔走推荐王国维任导师，起初王国维并不愿意就任。后胡适又多次往来京津相劝，并请得清废帝溥仪的“圣旨”，王国维才同意去职就聘。当时国学院学生蓝文徵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中曾这样记述了邀请王国维为导师及研究院初创时的情景：民国十四年国学院成立时，校长为曹云祥，曹是外交官，不懂办学校。他请胡适之订研究制度，胡适之以中国旧式书院及英国学院制，裁长补短而成清华研究院，其主旨以科学方法整理中国旧学问，专任先生称导师，年青些则称讲师，无教授，亦无校长，只在办公室设主任一人，管理杂事。制度订妥，曹请胡适之主持，胡说不够资格。胡推荐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和章太炎。于是曹亲自拿聘书请王静安先生，王先生不答应，曹回来找胡，胡说有办法。原来当时王先生在清宫教溥仪，所谓‘南书房行走’。溥仪劝他，王先生仍然不愿去，因为清华为洋学堂，溥仪没法，只得下一道‘圣旨’——这‘圣旨’我在王先生家看到了，很工整，红字。王先生没法，只得去了。此外,《吴宓自编年谱》中，还有一段足可显露当时学人风采和国学大师性格的记载，1925年2月23日,“宓持清华曹云祥和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静安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装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后又谒梁启超先生，梁先生极乐意前来。”看来如不是胡、曹二人至诚厚意，吴宓执以中国传统学人之礼，于王府堂前行三鞠大躬，王很可能如拒绝北京大学的迎聘那样，能否“乃决就聘”，尚未可知。王国维担任课程的范围，包括“古史新证”、“说文练习”、“尚书”、“仪礼”。指导研究生的范围则包括上古史和经学等。

第二位到校的导师是梁启超（1873-1929）。礼聘梁启超先生为清华国学院导师较为顺利。梁启超在应研究院之聘前，与清华关系已久。1914年冬，刚刚建校3年的清华，便邀请当时社会声望如日中天、任司法部长的梁启超到校演讲。梁以《君子》为题，引用《易经》“乾坤”二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少年学子们树立“完整人格”，这对清华的优良学风和校风的养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被立为清华校训。同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梁启超已于11月30日来清华，“假馆著书”约10个月，取名所居的西工字厅为“还读轩”。自1920年12月2日始，梁开始在清华以《国学小史》为总题系统讲学，并于1922年2月正式就聘为清华学校的讲师。所以当1925年2月22日吴宓持聘书往天津梁启超的寓所请为国学院导师时，梁启超欣然就聘。其讲授和指导的课程有“中华文化史”、“儒学哲学”、“历史研究法”等。

第三位到校的导师是赵元任（1892-1982）。赵元任于1910年考取清华庚款留美，名列第二。在美国留学期间，先后毕业于康奈尔和哈佛大学，主修数理和音乐，得哈佛物理博士（1918）。两年后回国，最初在清华教数学。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访华，赵元任担任翻译。他常将罗素的讲稿译成不同的方言，正确而流利，因而引发他对语言学的兴趣，从此致力于此。1921年秋赴美，到哈佛大学教中国语文，同时研究音韵和乐理。1924年离开哈佛到欧洲旅行研究，在瑞典时与汉学家高本汉论学，并商谈翻译高氏名著——《中国语音学研究》。1925年回清华任教，接受研究院应聘，主要讲授“语音学”、“苏州方言调查”等。

最后到校的导师便是陈寅恪，也是最费周折的。国学研究院开办时，陈寅恪尚以翩翩36岁佳公子独身之躯在德国留学。虽然陈寅恪长期游学欧美，学问博大精深，在国内却是无名望、无著作、无学位的“三无”学人。其与声名卓著的王静安、梁任公、赵元任同聘国学院四大导师，除学养深厚使然外，关键在于有力人物的推荐。向曹云祥校长推荐陈寅恪的是研究院办公室主任吴宓。如前已言，他们二人在哈佛相识，吴宓对其一见倾心，推崇备至，此时清华组建国学研究院，他自然忘不了“全中国最博学”的陈寅恪了。

当然，聘请陈寅恪也一定得到了王国维和梁启超的赞同。王国维曾向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推荐陈寅恪，梁启超则是陈家的旧识，素知陈寅恪的家学渊源。陈哲三在《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中这样记述：“十五年春，梁先生推荐陈寅恪先生，曹（云祥）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廖廖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于是，陈寅恪于1925年回国应聘，但是因为散原老人有病，请假一年，到杭州侍疾，1926年7月7日抵京，至8月25日开学前才到达清华园，时年37岁。

是时研究院共有导师4人，讲师1人，助教3人，导师和讲师可以招生，导师、讲师所担任的指导科目也据各人专长分任，研究院逐渐步入昌隆之运。后来李济之先生在《回忆中的蒋廷黻先生》中追忆说：

民国十四年，为清华学堂开办国学研究院的第一年，这在中国教育界，可以说是一件创举。国学研究院的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清华为研究院所请的第一批教授（实称导师），有王国维、梁启超及陈寅恪、赵元任诸先生，我是受聘去作讲师的一人。那时华北的学术界的确是很活跃的，不但是纯粹的近代科学，如生物学、地质学、医学等均有积极的研究工作表现，受人重视，就是以近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为号召，也得到社会上热烈地支持。

当时华北学术界非常活跃，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风气大开，国学研究院的实现，可以说是应运而生，自然受各方面的重视。加上四大导师先后到位，极盛一时，真可谓“清华学院多英杰”。

研究院先后共招收了四届学生，总计70余人。1925、1926年各录取学生30余人，合计61人（含备取6人），1926年毕业29人，其中15人申请留校研究一年（实际有7人注册）；1927年8月录取新生11人，加上1925、1926年录取而未入学的学生，以及留校生，共有学生24人；1928年又招新生3人，同时在本年度毕业的22名学生中，有10人留校续读。这些成为“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的清华国学院学生均为天资聪颖、慧心纨质的当世俊彦，成材率极高。“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从学生名册中可看到这些名字：刘盼遂、吴其昌、王庸、周传儒、高亨、徐中舒、杜钢百、姚名达、王力、姜亮夫、陆侃如、戴家祥、卫聚贤、杨鸿烈、陈守时、刘节、蒋天枢、谢国桢等。他们后来大都成为国学某一门如语言学、古文字学、考古学、哲学、文学、佛学等方面的一流学者，使研究院的风范传统和学术薪火得以绵延承传，继之而起的清华文学院将此发扬光大，融铸而成经典的“清华学风”、“清华学派”。

徜徉其间陈寅恪初到清华，因为尚未成婚，和吴宓一起住在了清华园工字厅的西客厅，二人握手言欢，吴宓赋赠陈寅恪一诗：经年瀛海盼音尘，握手犹思异国春。独步羡君成绝学，低头愧我逐庸人。

冲天逸鹤依云表，堕溷残英怨水滨。灿灿池荷开正好，名园合与寄吟身。这首诗不仅是吴宓对陈寅恪的仰慕之情，更道出了陈寅恪在清华学术事业的开端，前程似锦。

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环境是非常令陈寅恪满意的。王国维住西院，梁启超住北院，赵元任住南院，陈寅恪先后住过西院36号、南院2号，以及新林院（俗称新南院）53号，都是常川住校的名师，而学生也都是一时之选，真可谓英才齐集。同时，国学研究院也有独立的购书经费，并且十分充裕。不到两年，已经购置了许多满、蒙、藏文书；中文经典古籍，包括明刊和近刊的善本丛书；欧、美、日本书刊和杂志，以及《大藏经》等七八百部。这些书对陈寅恪研究工作极有用处。

“盖世奇才”、“教授之教授”、“太老师”，这是国内外学术界及清华国学院学生对一代学术大师陈寅恪的尊誉。陈寅恪系世家子弟，祖父陈宝箴，父陈三立，兄陈衡恪，皆为当世名士。自1902年春随兄师曾东渡日本求学，到1926年归国就聘清华国学院导师，陈寅恪已断续在欧美游学近20年，此所以他能以“三无”之身与当代王、梁二位大师及哈佛博士赵元任共席的原因所在。虽稍有周折，但最终能够聘得陈寅恪为学院导师，确是清华之幸。在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学术界有一场“土产学者”和“出洋学者”之争。前者讽刺后者不解中国传统，其学问主张为隔靴搔痒，胶柱鼓瑟；后者则批评前者方法陈旧，工具不够，考训充满迂腐之气。陈的到来，得到了新旧两派学人的首肯和推崇。陈寅恪家学渊源，旧学根底深厚，诸多古章典籍如十三经等均能流利背出，而后又游学欧美多年，对西洋新观点科学方法及工具亦有很深的造诣。单就语言为例，陈寅恪通晓的有二三十种之多，举凡英、法、德、日、俄乃至印度梵文、蒙、满、阿拉伯、巴利文、突厥文、波斯文、暹罗文、西夏文以及诸多中亚西亚现存或已亡的文字甚至匈牙利和马札尔文，他都目到意通，手到擒来。他在研究院授课课程为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摩尼教经典回纥译本之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蒙古、满洲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等。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据他在1923年与妹书中所言：“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其一生研究的重心是国史，对于史籍无所不读，他特别注重史实，他常说在史中求史识，目的是在历史中吸取历史的教训，举凡中国历代兴亡的原因，中国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历代典章制度的嬗变、社会风俗、国计民生、一般经济变动的因果，以及中国文化独立于世界之林长久连续存在的原因等都在他的目下，并做深入细致的研究，提出自己独到的观点。在史学领域中，他又将重点研究范围倾注在中国中古史，主要是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五代，尤推崇宋史。他在20年代所授课程有佛经文学、禅宗文学、世说新语研究、欧阳修研究、元白刘氏研究等。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由于其所授皆为前人所未逮，服膺其倾世之才，陈寅恪授课时出现了不仅学生云集而且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来听课的情景。

陈寅恪学贯中西，治学严谨、缜密、公正、勤奋。据1947年3月3日《燕京新闻》这样评价：“陈先生是一个勤奋的垦荒者，他不多说话，尤其不唱高调，只是一个接着一个地在解决历史上的疑案。用很简练的笔法写出来，却是一篇一篇的短论文，登在学术水准很高的杂志上。”他虽身体羸弱，在教授学生方面极严格，风雨无阻，绝少辍讲。他享有“字字精金美玉”之称。据牟润孙回忆：“陈在清华大学讲书……专讲个人研究心得，繁复的考据，细密的分析”。姜亮夫先生也曾这样回忆：“陈寅恪先生广博深邃的学问使我一辈子也摸探不着他的底。他的最大特点：每一种研究都有思想作指导。听他的课，要结合若干篇文章后才悟到他对这一类问题的思想，……听寅恪先生讲课，我不由自愧外国文学得太差。他引的印度文、巴利文及许许多多奇怪的字，我都不懂，就是英文、法文，我的根底也差。”他讲授和指导的科目均为地道的欧洲汉学，由于他中西共通的教育背景，其教授一在让学生打下扎实的国学根基，更在科学的研究方法，使从其学的学子终生受益者甚多。

陈寅恪的特别不仅表现在他学识上，他的形象在清华园中也是一道特别的风景。在1934年清华大学出版的《清华周刊·欢迎新同学专号·教师印象记》中对陈寅恪先生的形象有这样的一段描写：“清华园内有趣人物真多，但其中最有趣的，要算陈寅恪先生了。你们中谁有好奇心的，可以在秋末冬初的一天，先找一找功课表上有《唐诗校释》或《佛经翻译文学》等科目的钟点，然后站在三院教室前的过道上等一等，上课铃响后，你们将看见一位里面穿着皮袍，外面罩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带着一顶两旁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盖（原文如此）着棉裤，足下登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从对面而来，这就是陈寅恪先生了。”

从中可以看出陈寅恪的身体是比较弱的，学校特别敬重他，他的课永远排在上午二、三两节（九时到十一时），只有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才有资格去选修。因为一、二年级的必修课多且所排的时间不是第一、二节，就是三、四节，他们根本无法选陈寅恪的课。陈寅恪讲课的教室都在三院一间小教室，除了清华的同学外，北大的学生也从城里坐四五十分钟的汽车赶来清华园听课。因为陈寅恪不肯接受北大的礼聘去兼教几个钟头，北大的学生不愿失去名师的教诲，只有不惮跋涉的辛劳来学了。陈寅恪学问渊博而精湛，有许多的教授都来旁听，因此在20年代的清华园，有着“教授中的教授”之称。例如，哲学大家冯友兰先生的学问可谓不小了，从1928年入校起，当过秘书长、文学院长，以至数度代理校务，在清华可称为上乘人物了。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的时候，总会看见冯先生十分恭敬地跟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边走边听陈先生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对陈先生深鞠一躬，然后分开。这个现象固然使人感到冯先生的谦虚有礼，但同时也能感到陈寅恪的实在伟大。

陈寅恪虽然孱弱，但并不会常闹病，极少请假。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会用一块黄布包了许多那堂课所要用的参考书，而讲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那些参考书，他很吃力地把那些书抱进教室，决不假手助手替他抱进来。下课时，同学们想替他抱回教员休息室，他也不肯。每逢讲课讲到要引证的时候，他就打开带来的参考书把资料抄在黑板上，写满一黑板，擦掉后再写。学生们都为他担忧，怕粉笔灰吸进肺里去太多，有碍健康，所以常常看到他快写满一黑板，就自动上前为他擦拭黑板。陈寅恪讲课都是讲他的心得和卓见，所以同一门功课可以听上好几次，因为内容并不全同。他最令学生们敬佩的，就是利用一般人都能看到的资料，讲出新奇而不怪异的见解。学生们在听完以后都会有“我们怎么竟想不出”的感觉。陈寅恪讲课喜欢平铺直叙，逐层阐释，讲至入神的地方，往往闭目而谈，到下课铃响，还在讲解不停，从无倦容。虽然平淡，但听者并不会感到枯燥，既没有窃窃私语，也没有人传纸条。每当下课铃响大家都有依依不舍，时光流逝太快之感。

此外，陈寅恪讲学还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学生们每次都要求他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寅恪又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最好各同学于听讲及研究后，细细地想想，到了学期结束，对教师每位提出一、二问题；自然，教师也不能包懂的，但对学生能否提出适当的问题，也可以知道学生是否曾用过工夫，可以略约分别成绩。

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而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此时，他的考证主义倾向已经越来越明显，在一篇文章中，他的学生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陈寅恪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对陈寅恪的中肯评价，季羡林先生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陈寅恪先生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亨利希·吕德斯，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全应该的。这种学风，同后来滋害流毒的“以论代史”的学风，相差不可以以道里计。然而，茫茫士林，难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学人的所谓“学者”骄纵跋扈，不禁令人浩叹矣。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

从季先生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陈寅恪的独特学术魅力，无怪乎清华许多教授都去旁听他的课，“教授中的教授”这个称呼就当之无愧，十分贴切了。

陈寅恪深受后人追忆，不仅表现在迄今学人都难以超越的学术成就上，他在研学执教同时给予后辈学子的真情关怀，更体现了其高尚的人格，为后人所推崇。

1928年，陈寅恪给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写信，其文道：“顷有两事奉告：一、前清华研究院出身之戴君家祥，於古文字学确有心得，因渠本孙仲容先生之姻家子，后从王观堂先生游，故有殷周字例之作，现虽未完成，而其他种解释龟甲文、金文之著作，亦散见於清华国学论丛。现在上海无所事事，欲求介绍於广州中山大学朱骝仙、刘奇峰两公，而弟素未通问，不便作书，即请兄代为推荐，必能胜任，不致贻荐者之羞。且弟与戴君甚熟，若其不得事，必来北平，又无以对付之，敢请拨冗作一书致朱、刘两公为感,为感！二、浦君江清至今尚未得清华聘书，弟已催志希，亦尚（未）得其复音，如清华不再聘浦君，则须改中央研究院，此节乞兄预为之地，因八月浦君若不接清华聘书，则中央研究院似宜由八月起即致浦君一聘函。此事虽未能确定，然总希望志希能继续浦君聘书，免历史语言所多出一分薪水，或再少待，然不能不预备耳。”而后来戴家祥和浦江清得以分别进入广州中山大学与清华任教，不能不说与陈寅恪先生大力推荐有一定关系。

从此信中，我们可以获知陈寅恪荐人并不是毫无原则，以亲疏熟陌为标尺，而总要以被荐人有某种特长或专业为推荐之基础。如对戴家祥的从学经历与学术成果的介绍等即是。否则，难免获贻。这亦可从1929年陈寅恪写给时任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的另一信件中得到证明。陈寅恪曾说：“吴君其昌清华研究院高才生，毕业后任南开大学教员，近为美国斯丹福大学经济学会搜集中国经济史材料。吴君高才博学，寅恪最所钦佩，而近状甚窘，欲教课以资补救。师范大学史学系，辅仁大学国文系、史学系如有机缘，尚求代为留意。吴君学问必能胜任教职，如不能胜任，则寅恪甘坐滥保之罪。专此奉陈，并希转商半农先生为荷。”这说明如果没有对于吴其昌的学识有十分清晰的了解，陈寅恪也不会用自己高尚的人格作担保。

在近代中国，受经济不发达和人事体制不健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对于没有拥有权力资源和话语权力的普通民众来说，要想找到一份如意的工作，是十分艰难的事。近代学人处境虽艰，但陈寅恪仍不放弃对后进的真切关怀。这正如尽管在“若其不得事，必来北平，又无以对付之”而己尚难的情况下,对傅斯年如能致书朱、刘二人接连表示“为感,为感！”此种胸怀是如此的高尚！我想这恐怕也就是大师道德文章永被后世所仰慕的原因吧！实际上，为能帮助戴家祥寻得差事，陈寅恪先生不仅要傅斯年帮忙，而且，在致容庚的信中也已经提及：“兹有戴君家祥及颜君虚心皆前年清华研究院学生，戴君则公所知，而颜君则贵同乡也。弟欲代介绍於学校授国学课，不知有机缘否？顾颉刚先生如已北来（如已北来,即乞示知），拟托其转荐於广州中山大学。若燕京或其他学校，不论职务如何，务求公一言以增两君之身价（以公为文字学专家故也），不胜感激之至。”如此多方出击，为青年学辈致书，亦可见陈寅恪的古道热肠。即使在戴家祥觅得广州中山大学的教职（1929年9月）以后，1933年，陈寅恪致傅斯年的信中还在为其推荐，信中说：“又前数年清华研究院王静公之弟子戴君家祥者，本孙仲容先生姻家子。自幼即传渠文字学研究之习，后又从王公游，所得益深。大约担任文字音韵古代史之类功课，必能胜任愉快。闻其流转失所，颇为惋惜。其人年甚少而志颇高，文采不艳发，而朴学有根底，因此弟欲请兄酌量情形，转荐适宜之大学或专门学校担任数点钟功课。如中央大学有机会，则弟当致一保任负责之荐书与志希兄及汪君旭初（如其尚为中大国文系主任）；若他处有机会，亦无不可。希转托志希兄或其他友人，至感！至感！。”此时距离戴家祥任教中山大学已是四年左右，陈寅恪虽不知，但仍为其觅事，其执着可见一斑。其实,对推荐后辈和人材的不遗余力，不是那时某些个人所独具的行为，而是陈寅恪、蔡元培等上辈先生们所共有的优秀品质之一。

1931年，陈寅恪先生在致胡适的信中，对已是清华教师的浦江清也作过赞赏并评之译书。说道：“浦君本专学西洋文学，又治元曲，於中西文学极有修养，白话文亦流利，如不译此书，改译他书，当同一能胜任愉快也。又清华研究院历史生朱君延丰（去年曾为历史系助教，前年大学部毕业生）欲译西洋历史著作，不知尊意以为如何？是否须先缴呈试译样本，以凭选择？大约此二君中，浦君翻译正确流畅，必无问题，因弟与之共事四五年之久，故知之深。”由此观之，陈寅恪对后辈的关心并不是一时之举，而是长期不懈、一如既往的。以上仅是陈寅恪爱护后进的几例而已，尚有许多未曾列出，如陈寅恪为张荫麟、谢国桢等人荐事，以及为姜亮夫、吴芳圃等人荐文于《燕京学报》等事，还可见到很多。实际上，学人之间的相互关怀，无论是前辈对于后学的提携，还是同辈、同行之间的互为欣赏，是与陈寅恪先生同辈或者其年龄前后相去不远的诸多学者们之所以享誉海内外的潜在因素之一。

因此，广而论之，陈寅恪先生不吝笔墨亲为学生作荐书，一方面体现着延绵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古来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却更深刻地展现了那一代学者长辈对于后进学子无限的人文关怀。逝者其人虽成绝响，但身前其事，如余音袅袅，绕耳不去，如今看来，仍让人感怀追慕不已！

独当一面

看似宁静的清华园并没能成为一个世外桃源，暗藏的波涛汹涌打碎了它表面的平静。陈寅恪在清华园度过最平静的两年，但最终没能逃过外面的风起云涌。

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排名在第一的当属王国维。王国维是当时公认的学术大师，像梁启超、陈寅恪这样的具有国际声望的学界巨擘对王国维也由衷敬佩。他七岁读私塾，十六岁入州学，读前四史，兼骈、散文，始知有新学，于是弃科举而神往数理之学，二十一岁入《时务报》，二十二岁到上海学习日、英、德等文，醉心于康德、叔本华、尼采之说，后留学日本，二十八岁《静庵文集》问世，三十岁后研究文学，于诗词、戏曲小说用功尤勤，三十一岁经典的学术奇葩《人间词话》脱稿，三十五岁推出《宋元戏曲考》。中年以后又治中国古代史，在甲骨、钟鼎方面成就卓著，奠定国学大师之位。梁启超曾语学生曰：“教授方面，以王静安先生为最难得，其专精之学，在今日几为绝学；而其所谦称为研究者亦且高我十倍，我于学问未尝不可有一精深之研究……王先生则不然。先生方面亦不少，但时间则较我为多，加以脑筋灵敏，精神忠实，方法精明，而一方面自己又极谦虚，此诚国内有数之学者。故我个人深以得先生共处为幸,尤以诸君向学亲师，勿失此机会也。”陈寅恪屈居末席，是由于他的辈份较低，对梁启超以“世丈”相称。与王国维为学术同道，精神契友，年龄相差13岁，当为“平生风谊友兼师”。而赵元任在哈佛的资历较陈寅恪早，当他接聘清华国学院导师一职时，尚任教哈佛，哈佛亦有让陈寅恪接任赵职之请，所以虽年小三岁，排名亦在陈寅恪之上。

王国维是最早就聘清华国学院导师一职的，作为入值“南书房行走”的帝师，其学涯如海、浩瀚精湛、声望甚隆。原拟请他来清华研究院任院长一职，但其以“院长须总理院大小事宜”，怕影响他的学术研究而坚辞不就。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任教期间，担任经学、小学、上古史、金石学、中国文学等学科的指导，精力旺盛，学业成熟，著作彪炳。他的学术研究由《耶律文正年谱》转入《西北地理》和《蒙古史》，致力于四裔金石文献的考证；先后完成《月氏未西徙大夏时故地考》、《宋代之金石学》、《鞑靼考》等近四十篇著述。王国维通晓西方哲学理论，受过严格的自然科学方法论的训练，翻译过形式逻辑的书籍，从而能突破旧有史学方法，提出新的“二重证据法”和“阙疑法”为主要特点的新史学方法——所有的历史文本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它必须接受来自“地下新材料”的挑战，“以实证史”而又“以史证实”，开以科学方法研究史学之新河。他在其《古史新证》中这样解释：“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苟考之史实与制度文物，以知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由此而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然后阙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则庶乎近之矣。”陈寅恪在论及王国维的治学方法时写道：“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蒙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

是时中国正处于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北伐军的隆隆炮声已隐约可闻，刀光剑影已逼近京师。“感于事变”的帝师王国维先生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1927年6月2日夜草拟遗书怀之，“是夜熟睡如常，翌晨盥洗饮食亦如常，忽于友人处假银币五枚，独行出校门，雇车至颐和园，步行至排云殿西鱼藻轩前，临流独立，尽纸烟一支，园丁曾见之，忽闻有落水声，争往援起，不及二分钟已气绝矣。”他在遗书上说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一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蒿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致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文化神州丧一身”，“海内同声哭郑君”。如果说王之华诞预示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光辉序幕，那么王之自沉则成为盘桓在中国学术史上一阕永恒的悲歌，至今仍为学界所聚讼不已。

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举身赴清池的诀绝身影震惊海内外。社会上众说纷纭，察察为揣，纷纷撰文释其原因。唯独最知静安心境的陈寅恪从文化兴衰和一代学者的命运角度对其死因拨冗驱雾，给以正解，廓清那些“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在清华国学院师生向大师遗体告别之际，陈寅恪出人意外地行三跪九叩大礼，并以一诗一词寄托哀思。在挽词中陈寅恪写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1934年，陈寅恪又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言：“自昔大师巨子，其关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对王国维的死因升华至“承续先哲将坠之业”、“文化托命”、“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的深度。

1929年夏，清华国学院师生在王国维辞世二周年之际，募款为他修立了纪念碑。陈寅恪又撰写了碑文；建筑大师梁思成勘定碑址，并亲绘彩色大样；书法家林志钧特为书丹；“北大三马”之一的马衡亲为篆额；名刻家李桂藻敬工刻字。纪念碑于1929年7月15日落典。据载：“此碑位于科学馆南土山东麓两槐树之间，碑之本身，约高七尺，挺立于四尺许高之碑基上，色呈淡黑，颇足表出哀思之意。”碑之正面，大书“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上刻着陈寅恪先生撰写的碑文。

从此，陈寅恪从“静安自沉”事件中提炼结晶放大出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成为学人精神和魂魄的八字真言。

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排名第二的就是梁启超。梁启超在任国学院导师前，已经有了很大的社会名望，且与清华有着很深的渊源，因此，他对清华的发展，影响可谓广博。举凡董事会的组成、校长的人选、校训的制定、科目的安排乃至每一个学生的特点及发展方向，都渗透着任公的拳拳之心。1929年9月梁启超在《清华周刊》发表《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着重地谈了清华设立大学部及国学研究院与中国学术独立的关系，提出“一国之学问独立，须全国各部分人共同努力，并不希望清华以独占。但为时势便利计，吾希望清华最少以下列三种学问之独立自任。1．自然科学——尤注重者生物学与矿物学；2．工学；3．史学与考古学。”1925年9月23日，在清华国学院首届学生开学前夕，他与研究院学生就“人才的培养与养成问题”以及研究院的培养目标等问题深入交谈。他负责的课程达11门之多，包括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通史等。梁启超学识广博、学养深厚，且又是天生的演说家，能言善辩，口才极佳，绕梁三日，独具魅力。他经常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顾右盼，光芒四射，其课程最受学生的欢迎，一时“学子景从，风气大开”，在清华园留下了众多的传奇与掌故。他授课之余，勤于著述，昼夜不辍，以至积劳成疾，体质弗抗。其许多著述都是抱病完成，许多著述由其口述弟子，笔记成篇。早在1925年，因患便血病不得不入协和医院割去一内肾。但割肾后，便血仍时发。在略为好转时，仍然教课。1926年，以久病之躯完成《中国文化史》，此书分三部29篇，上自叙述历史之朝代篇，下至研究图书之载籍篇，凡中国文化之一切关涉，几无所不包无所不容，极类似一部文化百科全书。1927年5月，梁病加剧，无法持笔撰稿，仍口述弟子周传儒、姚名达、吴其昌速记成篇，集为《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后陆续完成《合传及其作法》、《年谱及其作法》、《专传的作法》、《孔子传的作法》，至秋后“体不能支而止”。1928年梁启超肾病加剧，再入协和医院检查身体。遂于5月末“收同学论文评阅竣事，即辞回天津养病。”9月中旬，病发作，乃入协和医院就医，仍撰读如初，病未愈而归天津，“执笔侧身卧，仍扶病继草此稿”。终因病入膏肓，一病不起。与南海学堂、公车上书、戊戌变法、亡命东瀛、护国之役等大气磅礴、风云跌宕的历史事件融为一体的一代天骄梁任公，遂于1929年1月19日谢世，年仅56岁。

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梁任公其业绩实不止湟湟七百万言的《饮冰室合集》所能涵盖。作为代表其成就的《饮冰室合集》分文集、专著两部分，包括论文七百余篇，诗话一种，诗词三百余首，书一百零四种，大都有其独得和创见，如此深学独造兼及文史哲诸方面皆广博精深的大家硕儒古往今来实是罕见。授人一物，不如授人一技；授人一技，不如授人一法。作为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清华国院导师，他认为做学问须具备“明敏、密察、别裁、通方”的能力和“忠实、深切、敬慎、不倦”的习惯及治史的科学方法，认为有价值的学问的标志是发明新原则，应用已发明之新原则研究前人未曾研究过的现象，从而为新史学确立了全面和系统的学术规范。他认为为人师者的首要责任为培养学生的独立钻研能力，“做学问之要点，吾以为以开发本能为不二法门。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苏格拉底亦云：‘余非以学教人，乃教人为学。’……是以教授之法，系教师引导学生做学问，教师给学生学问之责任也。……学而能触类旁通，开发真本能，以致用，而为已也”。其弟子周传儒曾这样忆及先师：“他不是思想家，不是经师”，“讲整理国故，而不讲训诂、考据、名物。他是一个史学家，特别是学术文化史专家”，“他既富有渊博的学识，又富有综合之才能，扼要钩玄，深入浅出……同时代的人如胡适、梁漱溟、陈垣、丁文江，皆视新会如宾如师。又如蒋百里和徐志摩，则持束修贽见跪拜称弟子。一般均认太炎为南方学术界的泰山，任公为北方学术界的北斗。”“独为神州惜大儒”，“千古文章未尽才”。斯人其逝，国宝云亡，山河同悲。任公之殇，于中国学术、于八方学子之损失不可量也，这一点我们在今天仍能感觉得到。

这期间，陈寅恪在上海省亲，并于1928年7月17日与唐筼女士在上海结婚。唐筼字晓莹，广西灌阳人，祖父是前清台湾巡抚唐景崧。父亲早故，依母居天津，曾就读天津女子师范；毕业后留校任附设小学教员。后由女师报送上海体专就读，卒业后回女师体育系任教，与母同住。后又移居上海任教，母死后与陈寅恪结婚。婚后先后生女三人，分别为长女流求、次女小彭、三女美延。

陈寅恪在上海婚后不到一个月，因开学在即，先行回京。当时新婚不久，而政局变易，再加上王国维的逝世，使其不免有家国之思：

天风吹月到孤舟，哀乐无端托此游。

影底河山频换世，愁中节物易惊秋。

初升紫塞云将合，照澈沧海波不惊。

解识阴晴圆缺意，有人雾鬓独登楼。

陈寅恪回到清华后，王国维和梁启超都已经先后入葬了。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虽到校最晚，且排名屈居末席，但他实为国学院之魂，特别是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1927年春节刚过，研究院师生平静的学术生活就被北伐军北上的隆隆炮声打断，已无法潜心向学于美仑美奂的清华园。6月2日又发生了举世震惊的王国维先生在颐和园鱼藻轩自沉事件。6月7日，梁任公又因肾病加剧，不得不归天津长期静养，基本无暇顾及院内事宜，不久就辞去清华一切职务。而另一位导师赵元任担任功课极少（新旧制均无课，仅每周研究院演讲吴语一小时），且自1927年10月起长期来往于江浙、江西、湖北、广东等地考察方言；讲师李济的田野考古工作，也不能在校内进行，只有陈寅恪常年住校，因此，清华国学研究院实际上只有陈寅恪一人大厦独擎，勉力支撑。这段期间，研究院中所有指导研究生，指挥助教办事，联系离校同学或者函复请教的各种问题，事无巨细，都由陈寅恪处理。陈寅恪原拟定增聘章炳麟、罗振玉和陈垣为导师，马衡为讲师。学校虽然一一致聘，但章炳麟不屑继王国维、梁启超之后，罗振玉也不愿就，而陈垣则自谦不足以继王、梁二师，只有马衡应聘。因为后继无人，学生人数也骤然减少，1927年、1928年录取的新生才二、三人。1928年6月北伐军攻占北京后，研究院由外交部划归教育部。1929年1月19日随着梁启超的溘然逝去，四大导师风流云散，名藻一时的清华国学院已举步维艰、形同虚设了，陈寅恪以一己弱躯勉力维持承当，虽殚精竭虑，但已回天无力，呈星散飘零状。终于，在1929年11月奏响广陵散曲，结束了一个极有风格而有希望的国学人才培养所。这是国家的损失，也是王国维和梁启超盛年早逝的不幸结果。一如前文已经引及的，时隔四十年后当时的一位研究生对此仍无限怀念：

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每当春秋佳节，随侍诸师，徜徉湖山，俯仰吟啸，无限春风舞雩之乐。院中都以学问道义相期，故师弟之间，恩若骨肉；同门之谊，亲如手足，常引起许多人的羡慕。

1981年已臻九旬之寿的前清华国学院导师赵元任来清华寻旧，徘徊于其故居照澜院（旧南院），百感交集，久久不忍离去。物是人非，恍如隔世，老人用那特殊的浙江常州吴语声调长吟一阕老歌，系六十年前由赵元任先生亲自谱曲，老友著名诗人刘半农填词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一吐几十载思念之情。从去国四十多载的前清华国学院导师之口缓缓吐出的话语，柔肠寸断、力透千钧，令人不胜沉迷、低回。

流芳百世

虽然清华国学研究院只存在了四年，却绽放了无比耀眼的光芒。在这四年中，它培养了70多位学有专长的国学人才，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古文字学、中国文学、史学、哲学和考古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如王力、陈侃如、刘盼遂、徐中舒、刘节、高亨、谢国桢、吴其昌、姚名达、朱芬圃、姜亮夫、蒋天枢等，为国学的继承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面对如此辉煌的成就，使人不得不思考其何以人才辈出？

首先，清华国学院的办学宗旨决定了其特别之处。“国学”一词，原本是对“西学”而言，是对“西学”的抗争和对“中学”的显耀，而这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已超出原意。前面已谈到清华创办国学研究院，是面对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和中西文化的碰撞，为适应全国上下的文化热，正确对待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想通过这一学术机构来培养“国学”人才，通过对“中国固有文化”的精深研究，来继承、发展、弘扬我国传统文化。在他们看来，越是在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中，越不能丢弃本国优秀传统文化；学习国学应在国内，不必远赴欧美，多耗资财，所学且与国情隔阂。通过中西兼容，精深研究，使之在交流融合中创造出中华新文化。

在关于“西学”与“中学”的讨论中，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吴宓都是“中国文化本位论”者。陈寅恪在20世纪30年代曾自我剖析说：“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即是说近乎曾国藩到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他也作过如下阐述：“窃疑中国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我国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绝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家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之所昭示者也。”早在20世纪初，王国维针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即提出过“学无中西”，他说：“何以言学无中西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纵观所述，可见他们的主张，是与清华创办国学研究院的初衷一致的，是积极进取的，而不是泥古守旧，是朝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后来逐渐形成的“清华学派”，即萌发于此。

其次，清华国学研究院，坚持学术与政治相分离，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充分发挥各位教师的特长和主动精神。《研究院章程》明文规定：“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方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就是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学，吸收了中西古今教育上的好办法，使之融为一体。根据《章程》的规定，其教学方法分为“普通演讲”和“专题研究”。所谓普通演讲即课堂讲授，由各教授就自己的专长和治学心得开课，供诸生必修或选修；如同一课几位教授都有精深研究，可同开此课各讲各自的心得见解，任学生自由选一位教授从业。所谓专题研究就是由教授个别指导，学生进行的课题研究，有点近似今天的学位论文；各教授就自己的专长提出指导范围，然后让各学生根据自己的志向、兴趣和学力之所近，从想要从业教授的指导范围内自由选定自己的研究题目，选定后不得中途变更。学生选定研究题目后，可随便向导师请业问难。《章程》规定“教授于专从本人请业之学员，应订定时间，常与接谈，考询成绩，指示方法及应读书籍。各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严格按照《章程》执教。”

王国维开的普通演讲有：《古史新证》、《说文练习》、《尚书》、《仪礼》和《最近二、三十年来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等；指导专题研究的范围是：《经学》（包括书、礼、诗），《小学》（包括训话、古文字、古韵），《上古史》、《金石学》和《中国文学》。

梁启超开的普通演讲有：《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儒家哲学》等；指导专题研究的范围是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和东西交通史。

陈寅恪开的普通演讲有：《西人之东方学》、《目录学》和《梵文—金刚经》等；指导专题研究的范围是：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者之比较研究、摩尼教经典与回绝文译本之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梵文、巴比利文、藏文、回绝文及中亚诸文字译本与汉文译本之比较研究）、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

赵元任开的普通演讲有：《方言学》、《普通语言学》和《音韵学》等；指导专题研究的范围是中国音乐学、中国乐谱乐调、中国现代方言。

李济开的普通演讲有:《人文学》、《人体测验》和《考古学》；指导专题研究的范围是中国人种考。

梁启超多次指出：“研究院的形式，很有点道尔顿制的教育，各人自己研究各人的嗜好，而请教授指导指导。”所说的“道尔顿制”，是美国柏克赫斯特于1920年创行的一种自由教育制度，其特点是:改教室为各科作业室，按学科性质陈列参考用书和实验仪器，供学生学习用；废除课堂讲授，把各科学习内容制成分月的教学大纲，规定每月应完成的各项作业，由学生自行学习。学生与教师订立学习公约后，即按自己的兴趣，自由支配时间，在作业室自学。各作业室配有本科教师一人，负责指导学生。学生学习进度快的，可以提前更换新学科，也可缩短学习年限。其优点是可以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缺点是易于放任自流。清华国学研究院在其创行五年，便把它学了过来，可见对学习西方先进教育制度的重视。且根据清华的具体情况，学其长，避其短，“废除课堂讲授”便没有学，而坚持设普通演讲，并规定每生一年内最少要修读四门课。

梁启超又说:“我们觉得校中呆板的教育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想参照原来书院的办法——高一点说，参照从前大师讲学的办法——更加以新的教育精神。各教授及我自己所以在此服务，实因感觉从前的办法有输入教育界的必要。”他们在吸收西方教育先进教学方式、教学方法的同时，还继承采用了旧书院大师讲学的好办法，如课堂讲授与个别指导结合、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根据学生每人的具体情况施教等。

清华国学研究院为了便于教授指导学生的学习研究，设立了5个研究室，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各负责一室。他们根据学生的“志向、兴趣，及学力之所近”因才施教，对学生的质疑问难极为重视，填密解答和指导，启发学生去博览多思。王国维一向认为:“考释古文字以阀疑为第一要诀”，“阙疑为进步的第一关键”。徐中舒在《追忆王静安先生》一文中说:“研究院于公共课之外，每位教授各设一研究室，凡各教授所指导范围以内之重要书籍皆置其中，俘同辈得随时入室参考，且可随时与教授接谈问难。先生研究室中所置皆经学、小学及考古学书籍。此类书籍，其值甚昂，多余在沪时所不能见者。余以研究考古故，与先生接谈问难之时尤多，先生谈话雅尚质朴、毫无华饰。非有所问，不轻发言；有时或至默坐相对，然卷烟以自遣，片刻可尽数支；有时或欲有所发挥，亦仅略举大意，数言而止；遇有疑难问题不能解者，先生即称不知，故先生谈话，除与学术有关者外，可记者绝少也。”

其三，研究院各导师的研究方法也为学生的学术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开创了新史之风。吴宓在开学典礼上强调指出：本院“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研究国学者。”他们在教学上，重视给学生以治学方法的指导，多次申明:“研究院的目的，是在养成大学者，但是大学者不是很快很短的时间所能养成的。”“大学者，不单靠天才，还要靠修养。如果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并且要得精深结论，必须有相当的时间，并受种种磨练，使其治学方法与治学兴趣都经过种种的训练陶冶，才可以使学问有所成就。”“在研究院必须做到的有两件事：一、养成做学问的能力，二、养成做学问的良好习惯。”“设研究院之本意，非欲诸君在此一年中即研究出莫大之成果也；目的乃专欲诸君在此得若干治学方法耳！”可见他们对“治学方法”的重视。用新的“科学方法”研究“本国固有文化”，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他们成果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

他们的“科学方法”，一是详尽占有史料，并鉴别其真伪，坚信“无史料即无史学”；一是由乾嘉考据法，融入西方的综合分析法实证论，“以事实决事实”。他们强调“从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所撰历史著作都贯穿着“通古今之变”的精神。到三十年代，哲学系教授张申府对“科学方法”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所谓科学方法，一言以蔽之，就是就事论事。换言之，也就是，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更简单地说，便是‘切实’二字。稍详细点说，对于一切都要看证据。证据强点，便信得强点；证据弱点，便信得弱点。不拘对于什么，没有证据，绝不算数;有证据而不精凿，也定不满足。”这些在《清华周刊》中都有详细的记载。

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一课，便是以他以往研究成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殷商制度》等为基础，讲述时注入他的古史“二重证据法”。他在《古史新证·总论》中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始得为之。”这一由王国维首创的以实（即地下出土文物）证史（即书中所载），又以史证实研究古史的“二重证据法”，结束了以往研究古史从文献到文献，在版本和神话中兜圈子、翻跟头的历史，为古史研究开辟了新航道。不仅使其受业弟子深得教益，培育了一批史学大家，且在史学界广为采用，一时间成果斐然，极大地推动了史学研究工作。

郭沫若在《革命春秋》中谈到他研究甲骨文字的经过时说:“在当初，我第一次接触甲骨文字，那一样一片墨黑的东西，但一找到门径，差不多只有一两天的工夫，便完全解决了它的秘密。这倒也并不是我一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而我是应该向一位替我们把门径开辟出来的大师，表示虔诚的谢意的。这位大师是谁呢？就是1927年当北伐军进展到河南的时候，在北平跳水死了的那位王国维了。”他所说的“门径”，便是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传授的古史“二重证据法”，其影响之深大由此可见。

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为新史学树一坚实基石。他在《总论》中说:“无论研究何种学问，都有目的。什么是历史学的目的？简单一句话，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事实，与以新意，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又:“吾人作新历史而无新目的，大大可以不作。历史要去研究，而且要常常研究，就是不断地与以新意及新价值，以供吾人活动的资鉴。历史所以要常常研究为此，历史所以值得研究亦为此。”“历史家的责任，贵在把种种事实，摆出来，从新估定一番。”“以史鉴今”、“以史育人”，是他重视历史、研究历史的出发点，也是他谆谆告诫弟子的珍言。他大力提倡“学以致用”，不同意“为学问而学问”。他说:“现在人很喜欢唱‘为学问而学问’的高调，其实‘学以致用’四字，也不能看轻。为什么要看历史？希望自己，得点东西；为什么作历史？希望读者，得点益处。学问是拿来用的，不单是为学问而学问而己。”“研究历史，也同看电影一样，吾人将许多死的事实，组织好，与以意义及价值，使之活动，活动的结果，就是现代人的应用。”梁启超的这些见解和话语，当年培育了一代学人，今天仍然闪跃着“至理名言”的光芒，值得后人铭记。

梁启超的学生周传儒在谈到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学时说他“学识渊博，会通古今，贯串百家，既汪洋者若千顷之波，莫测涯涘，又扼要勾玄，深入浅出，使人人可游溯，处下可有得”。谓其“融会汉学家治经、治小学与欧洲治社会学、治历史学之方法，严正精审，密不透风。”“总论中泛论史料之搜集、审定、编比、考订。分论则注重如何写作，始足称核古证今继往开来之信史漱书。”如实而公正地评述了梁启超最后几年的教学。

王国维、梁启超相继辞世后，陈寅格为史学界泰斗。他们都是新史学的奠基人。

其四，各教授的人格魅力感染着每个学子之心。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各位导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既向学生传授知识，又教学生如何做人，“治学和做人并重”。

梁启超劝导学生说:诸位“既到这里，当立志很高，要做现代有价值的人”，“孟子说‘士何事？曰尚志。’孔子说‘吾十五而志于学’。立志高的人犹恐未必成功，何况立志不高的人？诸同学既在这全国最高学府内修业，必当发愤做一个伟大的人”。做人要有自己的理念，自己的人格，不能随波逐流。“不要学一般的时髦人，必要自己有所成就，做人必须做一个世界上必不可少的人，著书必须著一部世界上必不可少的书”。他们经常劝学生立大志，奋发图强，积极进取，将来造福于人群。他们心目中的好学生，是品学兼优，既有学识，又有高尚品德。从教育的角度看，一个学校有什么样的学风，对学生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梁启超鼓励学生努力“创造一个新学风”。他希望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新学风呢？他说:“孔子说过，‘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他号召学生共同努力创造一个“好学”、“力行”、“知耻”三者并行的新学风。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即是根据梁启超的一次讲演拟定的。他在那次讲演中，以《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勉励学生。他所倡导的“好学”“力行”“知耻”新学风，就是为改变中华落后状况，为雪外强侵辱之耻，勤奋学习，自强不息的学风。古人云:“有言无行，君子耻之”。国学研究院的师生卑视只说不练、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在短短四年里，“好学、力行、知耻”的学风已见形成。

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和方式向学生进行“治学和做人”的言传身教。每到暑假，各位导师多约其弟子同游北海、万寿山等处。届时，师生亲密无间，畅所欲言。有时邀请名人同游并作学术讲演，有时由导师自己讲演其新近的研究心得或对学生的殷望。1927年6月，梁启超率其弟子作北海之游，发表了勉励诸生在学业和道德修养上力争上游的讲演。他最后说:“归纳起来，以上所讲的有二点:一是做人的方法——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二是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我希望在坐的同学们，能完全明了了解这二点——做人，做学问而努力向前干去呀!”所谓“不逐时流的新人”，就是具有主见，善于独立思考，表里一致，不随波逐流、见风驶舵的人。在那“紧跟”的年代，公开声明反对“批孔”，而遭到残酷迫害的三位学者吴宓、梁漱溟、容庚，前两位都曾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这种气质，正是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所倡导的，今天仍亟待重建。

学生尊敬导师，虚心接受导师的教海，但学术上的不同见解却知无不言地进行讨论。“独立自由之意志”，是他们共同的理念。这也正是他们之间和谐关系所由生，以及在学业上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内在原因。

清华国学研究院，避开当时盲目学习西方的狂热，积极延聘国学名师，坚持学术与政治分离，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充分发挥各位导师的专长和主动精神。在教学上，采用中西古今教育上的好办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课堂讲授与个别指导相结合；教师根据学生的“志向、兴趣，及学力所近”因材施教，重视治学方法和研究方向的指导。他们的教学实践，20年代在我国教育界大放异彩，培育了一批富有开创精神的国学人才，为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贡献，在今天仍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作用。关于教导学生立大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创造“好学、力行、知耻”新学风的教学做法和指导方向，在今天仍不失为一种良举和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