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义生平师友间”，这是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中的一句。在现代中国学界，王国维与陈寅恪是两位著名的史学家、考证学家。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都为中国的学术事业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因而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尽管他们两人共事的时间并不长，政治思想也不完全一致，但是，由于学术渊源以及治学方法比较接近，彼此情趣也颇相投，因而结成了“风义生平师友间”的忘年之交，成为学术心境最为相知的挚友。

陈寅恪与王国维都深受清代乾嘉学风的影响，特别受晚清学者沈曾植（子培）的影响更大。沈子培专精音韵训诂，又深通梵文，精研我国西北史地与元蒙史，平生著述不下几十种。1915年王国维经过罗振玉介绍与沈曾植相识，从此他们过从甚密，王国维的《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一书，直接受沈氏的启迪而作。王国维晚年从事元蒙史、西北史地、边疆之学的研究，都直接受沈氏的影响。王国维对沈曾植非常敬仰。1922年沈氏病逝时，王国维写的挽联中称沈是“大诗人”、“大学人”、“大哲人”、“世界先觉”，并悲痛陈辞：“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散原老人）与沈曾植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沈曾植自退官后，避地海滨，时与散原老人相唱酬。陈寅恪是晚辈，对沈曾植产生仰慕是很自然的。后来陈寅恪从事梵文、西北史地、元蒙史的研究，与沈曾植的影响，不无关系。这在前面已有过交待。

此外，王国维与西方著名的汉学家如法国的伯希和、沙畹等都有密切关系。陈寅恪在巴黎时结识伯希和，是由于王国维写信介绍推荐的。当年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虽然没有见过陈寅恪，但称陈寅恪是“最伟大的中国学者”。戴氏在悼念陈寅恪的文章中说，陈寅恪在巴黎时很可能听说过伯希和的各门课程。与陈寅恪是“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同学”的俞大维也说，陈寅恪受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德国缪勒的影响很深。可见，陈寅恪的学术深受西方汉学的影响（其后来学术与伯氏的关系前文已有专门分析），这固然与他青年时代游学日本欧美十几年有关，但也包含有王国维推介、介绍和影响的因素。

1925年清华成立国学研究院，聘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为导师。陈寅恪因为侍父疾请假一年，于1926年秋才到清华园任教。从此与王国维共事于清华国学院。到1927年6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陈、王两人共事不到一年，但由于学识、思想感情及治学态度的契合，使得他们成了真正“相知”的朋友。一方面，他们经常往来，探讨学问，聊说掌故，另一方面，他们在工作中又密切配合。就是这段短暂的时间，是他们的友谊凝聚、升华极为重要的时期。所以在王国维遗体入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师生只是行三鞠躬礼，惟有陈寅恪跪在地上行三跪九叩的大礼，一些学生见此情景也跟着行跪拜礼。

陈寅恪住在清华园的工字厅，王国维住在清华园西院，由于学识、志趣十分契合，王国维常常来工字厅与陈寅恪叙谈旧事。陈寅恪讲授“佛经翻译文学”时，王国维讲授“古史新证”、《尚书》、《仪礼》、《说文》等课程。在工作方面，研究院购买外文书籍及佛道典籍，由陈寅恪审定；采购中文书籍，由王国维审定。工作之余，他们更是经常互相往还，在他们的书斋、客厅，或者于晨风熹微之际，或者在荷塘月色之中，商量教学规划，探讨学问人生。他们之间的友谊和感情，像流水竹云一样自然、融洽。后来陈寅恪在《王观堂挽词》中说“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指的就是这段友谊。

陈寅恪对王国维是十分敬仰的，在《王观堂挽词》中说：“鲁连黄鹤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适幽居。”这里说的是1925年清华创办国学研究院时，胡适（安徽绩溪人）推荐王国维主持其事。陈寅恪称王国维为“神州大儒”，称他的学问为“绝业”。胡适推荐王国维，自然使清华研究院的“绝业”得以继承和发扬。王国维逝世后，其学生赵万里辑录他的著作，编成《王静安先生遗书》，由陈寅恪作序，序文中说：“寅恪虽不足以知先生之学，亦尝读先生之书”，其学问“能开拓学术之区宇”，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其学问博大精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际之可寻”。对王国维敬仰之情溢于言表。有一次，陈寅恪对研究院同学说，我送给你们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因为导师中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弟子，而王国维是宣统帝的师傅。结果引得哄堂大笑。

陈寅恪对王国维的思想最了解。因而，他们是相互信任的。王国维主张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认为“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他希望学术研究应脱离政治而独立发展。陈寅恪十分赞同这种主张。1929年研究院同学为王国维建立纪念碑，陈寅恪撰写了著名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在碑文中，陈寅恪三次提到学者对独立自由思想精神之追求，这已经不仅是在悼念王国维先生一人一身，而是抽象出近代学者的一种新的人格理想，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也恰是陈寅恪先生自己对学术界影响最为深刻的一种精神力量。

对于王国维在学术领域的开创性和划时代贡献，陈寅恪在1934年的《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的评价可谓慧眼独具：“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之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

尽管王国维学术思想如此渊深，但是对其学术内容和方法，陈寅恪还是概括出三条：一是用地下新发现的文物材料与纸上流传后世的文字材料相互比较，互为释证；二是用少数民族的遗留材料与汉族史籍相互补正；三是用西方的理论来阐释中国古代的典籍。陈寅恪当时断言中国将来的文史研究尽管会在范围和方法上有所发展，但是大体格局不远出王国维的开创。从这七十年的学术史看，陈寅恪此语绝非虚美之词。

对于王国维投湖自尽的原因，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陈寅恪力纠众说，以王国维为一文化精神凝聚之人求其解。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其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殆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又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也。”由此可见，所谓“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实际是系文化、人格、国家民族于一身，生死与共。王国维所处的时代，封建文化正值衰落之际，王国维被封建文化所化很深，因而十分的苦痛，“此观堂先生不得不死”。陈寅恪在纪念王国维的碑铭中，特别表彰他学术上独立自由的精神。他所谓独立自由，就是不受世俗所困，坚持学术己见，着意于创新，王国维是为其理想文化而献身的人。如果没有对王国维思想的深刻了解，不可能做出这种中肯的评价。于此可见，他们是真正的“相知”，可见他们之间“风义平生”的情感。

王国维深知陈寅恪最了解自己，因而在遗书中，把后事嘱托给他，说“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陈寅恪亦不负王国维所托，在王国维死后，他写了挽联、挽词、挽诗、碑铭、书序等诗文，充分叙述了王国维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及其治学方法，并使其发扬光大。

罗振玉在看到陈寅恪写的《挽词》之后评价说，“辞理并茂，为哀挽诸作之冠”，并说；“静安（王国维）以后学术所寄，端在吾公（指陈寅恪）矣”。罗振玉把王国维死后中国学术的希望寄托在陈寅恪身上，这不是有意恭维陈寅恪，而是由于他对陈寅恪、王国维的学术及友谊深刻了解的缘故。

中国人友朋相交的最高境界就是战国时管鲍相知的故事，这历来为人们所称道和激赏，但在历史上，真正能做到这个境界的并不很多。不过陈寅恪与王国维这两位我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的巨子，他们的友谊确当之无愧。

另外，陈寅恪与吴宓的友谊，也是可以比之管鲍而不愧的，可以说，与陈寅恪结交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感情最深的朋友就是吴宓了。陈寅恪比吴宓大四岁，前文讲到两人相识是1919年初在哈佛大学留学期间，经由陈寅恪的表弟俞大维的介绍，开始订交。

陈寅恪与吴宓订交后，两人在美国期间经常来往，或相约参观，或外出散步，或一起吃饭，或同伴购书，但更多的是在一起谈论学问。他们在一起谈学问的内容非常广泛，既有中西文学，又有中外历史，也有中外文化，还有中西哲学及伦理道德，甚至还谈到中西婚姻及爱情观。

1921年7月，吴宓从美国回国，到南京大学任教；同年7月，陈寅恪自美国到了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及东方古文字学。吴宓回国后先后到上海，拜谒了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向他汇报了陈寅恪在美国的情况。陈寅恪在德国期间，一直与吴宓保持通信联系，吴宓还按期把他编辑的《学衡》杂志寄给陈寅恪指教。

1925年，吴宓负责筹建清华国学研究院后，即向清华大学曹云祥校长推荐陈寅恪担任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开始陈寅恪有过迟疑，吴宓便不时给他去信，介绍有关情况。陈寅恪答应就聘后，吴宓便为他的住房、预支薪金等事忙碌。次年7月，陈寅恪到清华报道后，吴宓除陪他参观图书馆、拜会学术界的新老朋友外，主要是与陈寅恪相互到对方住处访谈，如1927年5月19日吴宓在《日记》中写道：“陈寅恪日夕常来谈。”所谈内容多位学术问题及课程安排，当然有时也谈论政治问题，如1927年4月30日的《雨僧日记》记载：“陈寅恪于晚间来访，谈中国人之残酷，有感于李大钊等之绞死也。”

在清华期间，陈寅恪对吴宓也非常关心，曾到吴宓家中力劝他“隐居读书，以作文售稿自活，肆力于学，谢绝人事，专心致志若干年。不以应酬及杂务扰其心，乱其思，费其时，则进益必多而功效殊大云。”劝说吴宓“屏弃杂务，专心读书著作，生活种种，均不足计也。”两人共事于一处，相互扶持，不论是顺利也好，挫折也好，他们总是真诚不欺，相濡以沫。直到晚年，在恶劣的国内政治环境下，仍然互相通信，吴宓在生命的最后，还在大声朗诵陈寅恪的《王观堂先生挽词》，“涕泪横流，久之乃舒”。把他与陈寅恪先生的友谊升华到醇美的诗的境界，管鲍地下有知，也要自叹弗如了吧！

此外，陈寅恪与陈垣都是史学界的大家，素有南北二陈之说，他们的友谊主要体现在学术上。陈寅恪到清华报到还不到一周，就由吴宓介绍与陈垣见面，谈其所学，从晚七时一直谈到十时。此后直到七·七事变，二陈交往比较密切，两人在学术上互相推重，互相帮助。陈垣的《敦煌劫余录》、《元西域人华化考》、《明季滇黔佛教考》等重要著作，均由陈寅恪作序。陈寅恪对陈垣的著作也极其敬佩，给陈垣的信中常有“快聆教论，欣慰钦佩之至”,“顷读大作讫，佩服之至”，拜诵之后，心悦诚服，谨上数行，以致钦仰之意等语。陈垣佩服西洋汉学家伯希和的学问，陈寅恪即介绍陈垣与伯希和通信联系；陈寅恪想查阅有关资料线索，即向陈垣借书，陈垣都能满足他的要求。1952年初，全国文化界、思想界、教育界等领域掀起了规模较大的“思想改造运动”。不久，时任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在《大公报》发表了《我在三反运动中的思想体会和检讨》,《光明日报》很快转载了此文。向来推重陈垣学问的陈寅恪,对此颇有看法。刘梦溪先生认为,“寅恪先生作于一九五二年的《男旦》诗：‘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极可能是为此而发。而同年所作的《偶观十三妹新剧戏作》：‘涂脂抹粉厚几许，欲改衰翁成姹女’。恐怕或者说至少也都与此类事件有关。”尽管如此，1954年当国务院派人到广州迎接陈寅恪赴京出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第二所所长时，陈寅恪“谢不就，荐陈垣代己”。由此可见陈寅恪对陈垣学问的推重程度及两人的学术友谊之深。

傅斯年是陈寅恪交情最深、相交时间最长的友人之一。陈、傅都曾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学术问题，陈对傅比较推重。1927年，陈寅恪曾作《寄傅斯年》一诗,诗云：“不伤春去不论文,北海南溟对夕曛。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今生事业余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解识玉珰缄札意，梅花亭畔吊朝云。”1928年，傅斯年等人创办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陈寅恪任历史组组长，但只挂名不管事，傅斯年对他的意见几乎是言听计从。1950年，傅斯年死后，陈寅恪曾为他写过挽诗，在诗中将傅斯年比作郑成功。据邓广铭先生回忆，此诗即陈寅恪在1950年所作的《霜红龛集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诗云：“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馀海外王。同入兴亡烦恼梦，爽红一枕已沧桑。”从陈寅恪的交友经历及心路历程可以看出，他的朋友大都具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大都有到国外留学研究的经历。如吴宓、胡适、赵元任、陈垣、梁启超、傅斯年等人都曾到国外留学或作研究。

其二，大都钟情于学术文化事业且有较高的学识。如王国维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证学家，陈寅恪称其为“神州大儒”，称其学问“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际之可寻”。陈垣也是一位史学大师，在学术界素有南北二陈之说，其史学著作体大思精，陈寅恪称其“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征以来未之有也”。傅斯年虽亦官亦学，一生行藏更偏重于为官，但他对明史及我国东北地区的历史有相当的研究，他的博学与学术文化思想颇为学界所推重。其他如吴宓、赵元任、许地山等人都是有名的学者。

陈寅恪一生虽从未说过自己的交友原则，但从他的交友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交友是有一定之规的，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三点：第一，学术上的相互推重和相互得到教益。陈寅恪本人是学界公认的大师，而他所交往的如王国维、吴宓、陈垣、许地山、赵元任、胡适、梁启超、傅斯年等人虽经历不同，但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学术界的名家。因此，他们不仅在学术上相互推重，而且也都希望从对方获得教益。如吴宓一结识陈寅恪就“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对其学问钦佩至极，称“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并虚心向其学习作诗作学问之道，陈寅恪给学生上课时，吴宓常去听课，因此陈寅恪得到了“教授的教授”之称号。再如王国维是著名学者，陈寅恪对他十分推重，在为《王静安先生遗书》所作序文中说：“寅恪虽不足以知先生之学，亦尝读先生之书”，其学问“能开拓学术之区宇”，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王国维也十分推重陈寅恪，因此在遗嘱中把自己的书籍委托给陈寅恪和吴宓去处理。又如陈垣对陈寅恪十分敬重，所以常就自己的论著向陈寅恪请教并请他作序；而陈寅恪也非常推重陈垣的学问，对他的论著给予很高的评价，对他的见解“欣慰之至”、“心悦诚服”。从陈寅恪为陈垣所著《元西域人华化考》的序言中，可以看出二陈在学术上相互推重和相互得到教益的实况。序云：“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征以来未之有也。”陈寅恪与傅斯年也是相互推重的。傅斯年曾对毛子水说：“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陈寅恪是毛子水“生平在学问上最心服的朋友”之一，在柏林与陈寅恪相处受益不少，如“许多关于西方语言的见解，则有从寅恪得来的。”

第二，学术上的平等地位，可以争论。陈寅恪对学术问题，对学术争论向来持宽容的态度，主张人们在学术上地位平等，可以互相争论。1950年以后岑仲勉和陈寅恪在中大同事，两人对隋唐史都有着精深的研究，但许多观点不尽相同。岑仲勉在课堂上给学生传授治学之道时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进行讨论和商榷也得找名家，这样才有影响。”陈寅恪的许多观点都经常成为他在课堂上批判的对象。他这样在课堂上揪住陈寅恪不放，后者当然会知道，但他从未予以反驳，不以此为芥蒂，见到岑仲勉时，还表现得很是亲切。

第三，思想感情、学术境界的大致相同。王国维与陈寅恪是思想感情、学术境界最为相近的挚友。王国维主张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认为“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主张学术研究应脱离政治而独立发展。陈寅恪的思想及主张与王国维完全相同，他在王国维死后作的纪念碑铭，以及后来1953年口授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中所申发的说到底就是这样一种观点：学术应该独立，学人应该有专心研究不被政治所干涉的自由。事实上，吴宓也有与之相同的思想主张，而且曾与陈寅恪共同探讨过这一问题，据1927年6月29日《雨僧日记》记载：“又与寅恪相约不入（国民）党。他日党化教育弥漫全国，为保全个人思想精神之自由，只有舍弃学校，另谋生活。艰难固穷，安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