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将军是现代中国史（甚至是现代世界史）上，一个少有的是非人物，他的是非的焦点，便是他一手主导的西安事变。没西安事变，当今中国甚至整个今日世界的局势，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正因为这一局面之出现，他这个世界近代史上少有的是非人物，历史家就很难下其定论了，是之者会说他是反侵略的抗日英雄，千古功臣；非之者也会说他是不知敌我情势，搞政变误国的乱臣贼子。至于半是半非，乃至三七、二八开……今后千年的历史家，显然对他也不会有个一致的定论。

最可笑的还是张将军自己，他对他自己所发动西安事变的是是非非的自我批评，也是是非不定的，虽然他在口头上还是一硬到底，说什么历史如走回头路的话，西安事变他还是要发动的。这是他亲口向我说的。但是他也认真地说，他如是蒋，他会把他自己枪毙了的；他自己的部下，如果也干出这桩犯上作乱的事件，他自己也早就把他枪毙了。因此他被蒋关了半个世纪，不但无怨无尤，蒋在他心目中，始终还是个“亲如骨肉”的、抗日救国的统帅，他心目中，大大的民族英雄。

是非永无定论

像张少帅这样罗曼蒂克的历史人物，尤其是当他还在关押期间，不能自由行动之时，像在下这样的知识分子，从来也没有梦想过和他去拉上关系，或是来替他写本传记，就连访问他一下，笔者也从未作此梦想。可是天下事，有时就出乎意外，也算是机缘巧合吧。少帅在其垂暮之年——他已九十，我也已七十高龄——他竟然躬自下访，和不才大为盘桓了一阵子，不但我被邀请作其座上客，正式约我为他写传，他也曾到新泽西州，下访寒舍，作我的贵宾。那也是我迁居到敝庐现址之后，最享名世界的宾客了。张公何以和我有此一段缘分呢？外界误传甚多，虽不值一驳，但是此事经过的本身，倒不妨略叙一下，也算是史学界的一宗真实的小掌故吧。请先从“沈阳事变”说起：

在上一世纪，三零年代之初，当他对日本侵略我东北，以其“不抵抗主义”来应付“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一年）的高潮期，我正是一个才略懂国事的小学生。我记得那时我们在街上游行，大呼其“打倒张学良，打倒赵四小姐”的口号，每至热泪横流，那也是我生平参加学生爱国运动的破题儿第一遭，真把张学良这个“军阀”，恨得牙痒痒的。其后西安事变爆发（一九三六年），我已是一个颇懂时事的中学生，这时我对张学良倒反而有些同情与崇拜之心。其后年纪渐长，尤其是在美国大学，对中西各族学生，教了三十多年的中国近代史，“张学良”这个历史名词，在我的课堂里，时正时反，或正或反的，也翻了好几次身，而说不出个定论来。最初我只怪我自己，思想搞不通，下不了结论，经过数十年的反复思考与观察，我对这段中国近代史，才恍然有悟——这不是一两个历史家的问题，这是历史学上一个永远解决不了的是非问题，这个是非问题，恐怕在今后一千年的中国史学界，也会争辩不清的。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它势将成为世界历史上，一个永无定论的问题。

张公有意下访

在我个人来说，作个历史的执笔人，在经过三四十年，对此一问题的教与学，我自觉对张少帅的故事，已有个粗浅的认识。在退休之后，正有心预备对这段中国历史，考虑如何下笔之时，真是无巧不成书，少帅这时也正在托人找我。首先他委托他的晚辈和助手王一方君来找我。一方不认识我，但是一方有个同学好友郭冠英，则是我在纽约认识的小老弟。一方乃改讬郭君，到纽约来找我。这是一九八九年秋冬之交的事，这居然又是一个巧合，因为此时我正在台北的“国立中央政治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会后高雄佛光山长老星云大师，也正约我和刘绍唐先生一同去访问佛光山，并作点学术报告，有关在五六世纪时期一个中国和尚——慧深，可能来过美洲传道的小考证。

这时郭君已探得我在高雄，乃挂电话到佛光山，把张公翌晨的邀请，转报于我。我本想请他换个日期，但是郭君和刘绍唐，都劝我不要改动，因为张少帅此时，还没有完全恢复自由，请一次客，至为不易，我受邀请还要高度保密才好。但是我又怎样向星云和尚交代呢？绍唐说此事由他来解决。他乃向星云说，我有急事非立刻飞回台北不可。

星云是个最通情达理的大和尚，他不问情由，便招呼庙中的知客，明晨一定要送我二人，飞回台北不可。

初晤九十岁的少帅

紧急飞回台北之后，绍唐把我送到来来饭店，便迳自回去了，我则按指定时间，乘电梯上到指定的层次，当我步出电梯时，便有一位身穿便衣，却又不像是饭店雇员的中年人阻止了我，说“本楼今天不开放”。我看一看手中的纸条，说：我是应约而来的嘛。“谁约你的？”他问。

“一位张先生。”

“您贵姓？”他又问。姓唐，我说。

“您是唐德刚教授？”

是的，我再回答。

这人忽然露出和善的笑容，并说，“张先生正在等您呢。”说着，他便领我到单间的餐室，室外还另有两位便衣人物在走动。他们彼此微笑一下，这人便打开餐室的门，申报说，“唐教授来了。”顺手关了门，他便在餐室的门外了。

我举目一看，这餐室相当大，餐桌之外还有沙发和其他设备，足够十来个人用餐，沙发上正坐着一老一少在谈话。那年长的戴着黑眼镜，和毛线小帽。那显然就是张将军。他站起来，脱下毛线帽，和我亲切地握手，连说“欢迎，欢迎”。站在他身边的那青年，生得十分清秀，他自报说，“我是王一方”。

张学良要做李宗仁

初次见到张氏这样的历史人物，我倒有点矜持呢。谁知张公对我则像个数十年的老友，久别重逢一样，不拘形迹地高谈阔论起来。使我也为之全部放松，跟他有说有笑。

我们谈了些题外之言后，张公便言归正传地告诉我说，他之所以特地约我来相会，是他曾看过我的两部书，十分欣赏。一部是《李宗仁回忆录》，他说那部书写得好，好在何处呢？他说他未见过李宗仁，但是他和“蒋”太熟了。你笔下所写，李宗仁所说的“蒋”，就是百分之百的“蒋”，因为“蒋”正是这样的人。张公连连夸奖我，“写得好，写得好”，并翘起他的大拇指。我向他解释说，其实李传只是个未完成的草稿。由于传主的突然回国，就无法润色了，这部回忆录的复杂故事和执笔者的辛酸，原是说不完的，我也未便向他细说了。

另一部书呢？原来那只是一篇短文讨论他自己的，叫做什么《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他说写他的文章，他看得多了，“是你写得好。”好在何处呢？张公说，别人所写他和“老帅”（张作霖）的关系，只是父子而已，你说我们父子俩不只是父子而已，我们父子是不同的两代人……父亲是绿林出身的旧军阀，而我则是新式军校出身的青年将领……我们虽是骨肉父子，而作风和心理，都有极大的区别。“这一点，你讲得好，也讲对了。”他翘起大拇指来，连声称赞。

他说得我大为惊奇，我什么时候写过这篇文章呢？经他解释，我才想起，那是我替一位学生傅女士的博士论文的汉译本所写的序言。这汉译本原计划在大陆出版。因为那时两岸的新闻界，尚不太沟通，我这篇序文，乃被台湾报纸，斩头去足，并另取个文题，成为一篇讨论张学良的独立的文章，在台湾发表的，我自己还不知此文的存在，却被张公看到了。

言归正传，张公说，他也想写一部像“中英两文”的《李宗仁回忆录》那样的书，并希望我能考虑执笔，云云。

“主观意志” VS “客观规律”

他这番话说得我大为惊奇和感动。因为这正是我采用我自己的历史哲学所写的书，我认为一部中国现代史，便是一部中国现代化的“转型史”——那也就是，从千年不变的“传统中国”，在鸦片战争后（一八四二年）忽然开始“十年一变”，渐次变成个“现代中国”来。就说西南地区罢，从陆荣廷变到李宗仁，前者便是个旧式的军阀，后者则是个有现代思想和现代训练的革命军人，所以前者便被后者取代了。

东北情形，亦复如此。上一代的旧式军阀，被下一代的革命军人取代了。只是在西南，上一代被下一代用武力打倒了；在东北，则是上一代被下一代，和平地接班了。方式不同，但是他们在现代中国的政治“转型史”上，所发生的作用，则是大致相同的，这种历史自动“转型”的现象——也可以说，是历史人物的“主观意志”，敌不过历史发展本身的“客观规律”吧。

女大十八变，现代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大致已变了十五六次了，如无意外发生，中国再变三两次，大致就可变出个“定型”来……通过目前这一惊涛骇浪的“历史三峡”之后，再向前走，自然会风平浪静！其后，“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整个中国现代史，就可以慢慢地流向另一个“历史定型”的太平之洋了。所以我个人对今后中国的历史发展是甚为乐观的。

上面这一段谬论，也可说是我个人治中国现代史，数十年观察所累积的，私家的“历史哲学”吧。平时不敢乱事宣扬，只在自己论史的著作和课堂里偶尔提提罢了，史学界不同意的专家们，在读后大摇其头的，多着呢。想不到我这番谬论，竟被张少帅所看中，也算是个难得的知音吧。

拿笔杆和拿枪杆的区别

他又强调，他目前也想写一部中英两文的《张学良回忆录》，承他的高看，我就是他最理想的执笔人了。画龙点睛，真使我受宠若惊。刘绍唐原先也就猜出张公找我的目的，并一再“预约”，由他的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中文本。张公虽然说得很诚恳，也很轻松。但他这一要求，对我却引起了极大的心理震撼。老实说《李宗仁回忆录》这部书，可把我整惨了。它几乎把我整到栖身无所，啖饭无门的绝境，真不堪回首……我曾有专文纪录我受难的经过（见中文版李传诸近版序言）。俗语说“一朝被蛇咬，终身怕草绳”。目前这条大“草绳”，真使我心惊胆怕，其牵涉之广，问题之多，作者受苦之大，非身当其冲的过来人不知也。

就以最简单的一项来说吧，这部中英两文，上百万言的巨著，非执笔人下三五年苦功，不足以面世。再者，执笔人和传主，是当今世界上，绝对不同的两种人。他二人背景、个性、训练、任务和经验，都绝对不同。总之，他二人是两种不同的动物。尤其是传主，像李宗仁和张学良，他们都是拿指挥刀的人，把发号施令，绝对服从，视为当然的。可是一旦误入学术界，他们就要反其道而行了。朋友，像李宗仁，张学良，这种做了一辈子总司令的人物，如今掉转头来，让别人指挥他，尤其是让一个无名小卒来指挥他，接受以“笔杆来指挥枪杆”这个现实，其受委屈之心，终日彷徨不服的惨状，可想而知也。可是拿枪杆的人，如果未受过严格训练，是要打败仗的。拿笔杆子的人亦然也。他们如未经严格训练，而乱拿笔杆，其结果也是要出天大笑话的。张少帅后来，终于以拿枪杆方式，来拿笔杆，而出了天大笑话，也是必然的后果而已。言之可叹。

完善计划为成功之母

但是在张少帅见面的第一天，我不能说这些话。说出来他也不会相信的。我只反复地解释，工程如何之大，困难如何之多。我自己年纪也大了，负担不了如此的重任。但是我旋即发现，此话也不能多说，说多了，可能引起他不必要的多心。因而我只侧重在工作方面，这种大工程不只是两个人的事，它需要在中国或美国寻觅一个第一流大学作赞助机关，另外还要向第一流的基金会申请至少十万美元以上的研究费，组织一个完善的研究计划（Research Project），聘请合适的、精通中英双语的历史研究员，并组织个内行专家的赞助机构，来加以赞助和监督，而限期完成之。但是这项研究工作，谈何容易？哥伦比亚大学是这一行道的老祖宗，誉满全球，而谤亦随之，其“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搞了十多年，只有一部中英双语的《李宗仁回忆录》，算是全部完成的一项著作；另一部只有英语，没有汉语的《顾维钧回忆录》，算是半完成的著作。其他如陈立夫、孔祥熙、张发奎、胡适等极其重要的历史人物，就被冷落了。这些人在近代中国史上的功过是非，姑且不谈，但是他们都是制造历史的要人。没有他们真实的传记史料，一部民国史是写不下去的。哥伦比亚大学也曾为此敦请过他们，不幸他们工作经年，最后都是半途而废了。至于困难在何处，那就说来话长，且举三两个小例子，以见其余。

陈立夫、孔祥熙、张发奎

其中尤其是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称的陈立夫先生，他在五零年代，被台湾当权派放逐到美洲来，开鸡场作难民，心怀不平。他要把他盛时的功业，和败后的辛酸史，全部吐露出来，不吐不快。陈氏因而应约在哥大口述历史学部，盘桓了好几年，说尽了他的一党一派之言，真是十分精彩，但是最后还是一张白纸。陈曾到哥大亲自来吵闹一番，也是枉然。不得已，最后他才另起炉灶，自己执笔，从头来过，这部后来在台北完成的书，就是另一部书了。他曾把这一手稿交与我，要我审评并译成英文。我知难婉拒，并介绍好友董鼎山教授代劳。这便是后来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的《陈立夫回忆录》了。但这部在台湾撰写的回忆录，与他早期的著作，就是不同的两部书了！

当年经哥大邀请的国民党时代军政要人，还有孔祥熙、张发奎等人。孔是近代中国的摩根，财神菩萨，更是孙中山和蒋介石的连襟，因此他们在岳家相聚时，孙中山、蒋介石，都叫他“大哥”。他在民国史上，不论是好是坏，重要性就不用谈了。

张发奎在北伐期中，曾是贺龙、叶挺、朱德、林彪的上级指挥官。历史家如要搜搜，足以震动世界的“人民解放军”的来龙去脉，还要从张发奎说起呢，张也为此颇为自豪而健谈。不幸孔张二人的回忆录，也都因问题累累，而在哥大束之高阁。

明升暗降的政治艺术

笔者不惮烦而写的这段小掌故，主旨只是在解释搞口述历史的困难。它不是像张学良这样的历史人物所想像的，“我讲你写”就成了。其实它的实际工作，比起一般的写作，更为艰苦。何也？因为一般史书的写作，只是根据各种史料，按图索骥，写其“书”而已矣。搞口述历史就要多一层工作了，它在一般史学的著述程序之外，还要加上当事人关键性的“口述”，而这种口述，往往是画龙点睛，与表面上的故事，甚至完全相反。

且举一个陈立夫“口述”的小故事为例：

在抗战开始前，陈奉蒋密令，以国民党组织部长身份，远赴西欧，候命绕道去莫斯科，争取俄援。他密赴西欧，一住经月，俄未去成，忽又奉召返国，回国后，竟“因功”升任“国府委员”。“陈伯，”我说，“那是当时中国最高的官位了！”

立夫先生笑笑说，“我因功升入养老院。”

原来这是当年国民党中，“政学系”官僚所导演，离间他们蒋陈关系的一幕最精彩的演出，“蒋家天下陈家党”，可能也是他们叫出来的。事缘在某次国民党中央的选举上，陈立夫得票，居然比蒋还多出几票，虽然蒋中正的“正”字也被监票人，当成五票，数了进去。

蒋一见此选举结果，顿时大怒，竟举起台上的木椅，向陈立夫砸了过去。其实，这只是政学系一桩高明的阴谋，来离间他们蒋陈的关系而已，当我把这一真实而有趣的小故事提出，向陈公请益时，陈还含笑地说，这不是阴谋，是他当时的确比蒋公在党内，更得人心！

无论怎样，陈从欧洲回来，国民党就面目全非了。不用说他自己被调离组织部，“升官”成国府委员，他手下的得力干部，也大半调差了。只有朱家骅被长成部长。朱原是立夫的副手，现在就成他的政敌了。抗战期间，陈被调任教育部长。CC系在党内的力量，就一分为二，而一蹶不振了。

所以“口述历史”的重要性，往往为“著述历史”所不能及。司马迁的《史记》中很多精彩的章节，都是根据口述历史写成的。这本是我国史学上的老传统，并不是现代洋人发明的。只是搞口述历史要特别小心罢了。你如碰到政学系里高明的政客，你可得防他一手，不要偏听偏信，像蒋介石和陈立夫那样，把政治现象无保留地信以为真，拿椅子砸人！

一辈子没个上司

当我把这些小故事向张少帅，以谈笑方式，简略地说给他听之后，我发现他半信半疑地当成“耳边风”，他还是滔滔不绝地说他那一套。我对他这司令官的态度不以为异，因为我有为李宗仁工作的经验，把个一级上将，训练成博士班研究生，你得有超人的耐性。我和李宗仁将军工作，是有充分的经验的。只是我第一天就发现，张学良比李宗仁还要难缠得多。因为他自以为是的个性，比李宗仁还要坚强十倍呢。

张学良先生告我说，他的弱点是他一辈子未尝有过“上司”。“老帅不是你的上司吗？”我说。

“他是我的父亲，”他说，“父亲究竟与上司不同。”“蒋不是您的上司吗？”我又问。

“所以他发我脾气，我就把他抓起来呀。”他说着哈哈地大笑一阵。据张公告我，在西安事变爆发前数小时，他在西安召集了一个干部会议，宜布这项惊人的阴谋。大多数人都默默无言，只有于学忠和另一位高干发言。于说，“少帅，抓起来很容易，您考虑没有，以后怎么样放他呢？”张将军告我说：“我告诉于学忠，现在不能考虑到那许多！先把蒋抓起来再说！”

我告诉张汉公，西安事变是改变世界历史的大事呀！

“就是这么干起来的。”他认真地说，“别人都在胡说。”说后他又哈哈大笑。

张传不能轻易动笔

在我和张公直接接触之前，数十年来，我都认为，能干出西安事变这样大阴谋的人，一定是工于心计，老谋深算，谁知他竟是这样一个任性而冲动的人物。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但是我对他在历史上的评价，却未因此而前后易辙……他在中国历史上，将永远是个是非不定的人物。

随后我们又言归正传，张公还是要我考虑替他写一部李宗仁式的回忆录。我虽然内心也觉得值得一写，但是我还是诚恳地告诉他有关工作量和年龄的问题，事实上当今能以中英双语为他写自传的历史学者太多了。只是他不在此行，不认识罢了。

我并诚恳地问他：台湾是人才济济的地方，为什么要舍近求远？他只是摇摇头，意思是，在台湾这个地方，替他写传记的人，不可能公正落笔，还是美国好。那我就向他建议，就仿照李宗仁的办法，将来由哥伦比亚大学，主持其事。因此我们又言归正传，我估计写他那样一本双语传记，至少要有三年以上的苦功。要有研究计划（Research Project），和专任研究员和专任或兼职助理，有专用研究室，有足够的参考图书，最好还要有专家组织的顾问和襄赞委员会，动手之前，至少要有现成美金十万、二十万的基金。这都是一个一流大学的专门计划。不是我这个七十老翁一个人可以干得了的。

我这一番话说得他似乎将信将疑，我可以体会出他内心一定在想，写本小书有这么困难？他和其他行外人一样，一定以为，写本“回忆录”，正如他一再说的，“我讲你写”就成了。这是一般人的想法。困难是实际工作体验出来的，未吃过苦头的人，是永远不会相信的，这就是所谓内行外行之别了。因此张公一再地说，“还是你就照李宗仁传的办法，写写我嘛！”我内心立刻的反应，便是绝对不能“写写看”！经验告诉我，没有哪个张三，替李四写传，李四会感到满意的，尤其是张三是内行，李四是外行。二者是极难一致的。

且举个经验上的小例子：

《李宗仁回忆录》的教训

在我和李宗仁将军工作之初，“李排长”曾向我大谈其天下国家大事，是如何如何演变起来的，我就劝他多谈谈“炒排骨”（当排长）的经验和故事，暂时少谈当时的天下国家大事，因为一个李排长当时能知道多少军国大事呢？

这时李公心怀不服，我是可以察言观色的，后来李排长做了上将司令长官了，他又同我大谈其二战期间，英美对大战的政策是如何如何，因此我们对同盟国的政策，也应该如何如何，以为因应。要我详细地记下来，算是他对国际局势的分析。我很客气地问他说：“德公呀，您这些国际情报，是哪里来的呢？”原来是在抗战中期，他以五战区司令长官身份，回重庆述职，参加中央纪念周，“听孙科说的”。

我又问李德公，“孙科的话就可以一言九鼎吗？”他信心开始动摇了。

“我怕全部记下来，在将来的国际版上，会引起笑话呢。”我又补充一句。

李公若有所悟地告诉我，连说，“抽掉，抽掉！”我在中国抗战时期，曾当过上尉。李公当时是“一级上将”。但是隔行如隔山，写历史，上将就只好听上尉指挥了。

在和张学良说话时，我就想到李宗仁。只是李比张谦虚多了，毕竟是炒排骨出身的嘛，哪像张少帅，一离开军校就当上将官呢。说句行道话，李在撰写自传上，是个可塑之材。但是从第一天开始，要把张在学术上训练成一个历史学徒，我实在无此信心，也看不出远景来。

你“又”错了哎

张将军也告诉我一桩关于他信教的故事：

被关久了，很自然地他就对宗教发生了兴趣，他最早的兴趣是佛教，并看了些佛经，自觉颇有心得。早年在台湾山区，某次蒋夫人来看他，发现他对佛教有了兴趣，就说：“汉卿哪，你又错了哎。”“为什么我‘又’错了哎？”张公笑着说，“她的意思是说我，已经上过别人的当，这一次‘又’要上佛教的当！她说她要领导我走向真理，去相信基督教，她这项导引是做对了。”首先是赵四小姐被感化成为虔诚的基督徒，渐渐地他自己也就相信了。信了基督教，他又更诚恳地说，他的整个生命也发生了变化，首先基督徒是不准有多妻制的，我得有个正常的家庭生活。我得同我太太离婚，再和“现在太太”结婚。

他又说，他夫人现在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相信人世上任何事物，都是上帝安排好的，所以她极力反对写什么回忆录，这样那样的，但是张某自己的看法倒稍有不同。写回忆录，不是为着搞什么“辩冤白谤”，写回忆录只是替历史留下一点真实的故事，免得人家胡说罢了。

张少帅这一席话，说得倒是深得我心，但是我还是说，他的回忆录是应该写的。但是工程浩大，绝不是我这个七十老翁，可以干得了的。

“那你就开个头嘛。”他说：“以后我们也可以跟李宗仁一样，找哥伦比亚大学……”

他说这话，我知道，他是不会相信我的建议的，我也知道他心里会在想，“写一部回忆录，我讲你写，有什么天大的了不起呢？”他一再地说，他以后要请我到他家去，把这事好好谈谈。并坚持要我“开个头”，以后再从长计议。

张汉公和我一谈就是三个小时，主要是我二人对谈。王一方君只在一旁照了好多照。我觉得应该是他睡午睡的时候了，虽然他还有说不尽的故事，而毫无倦容。最后还是我坚持他应回家休息。我要陪他一起下楼去。张公却示意，要我先走，因为“门外还有人”。这是张学良先生第一次和我见面。我个人在大学课堂里，谈了三四十年的张学良了，这次才见到一个与我理想中完全不同的真的“张学良”，虽然我对他在历史上的结论却没有多少改变。在张授意下，王一方君送我上电梯，我走后，他二人才出门。

不愿伤害蒋夫人

与张别后，刘绍唐又约我晚餐，为此事讨论了很久，绍唐劝我写下去。但是经验和年龄都告诉我，我只能“开个头”。其后我就去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把该馆所藏有关张氏早年的书籍、档案、新闻纪录，和单篇文章，编了个参考书目，再根据其中要件仔细清查。这对一个七十岁的老童生，实在是个很大的包袱。所幸兴致尚好，终于写出以第一人称的海城张氏的《关内源流》和《关外定居》的两篇草稿，送请少帅增减和更正。

可是此时在台北，我还有许多其他的杂务要处理。因为远居异国，国内有许多邀请，万里飞行，参加不易，多半都回绝了。然既来了一次，顺便在同一地区，多参加几次学术会议，也是难得的机会嘛。此时在香港和大陆，我就接受了好几个学术邀请会，需要参加。再者，平时到各地旅行总是三五天的事，这次不巧，我是住在我岳丈家里，刚碰上他老人家病重住院。不久他就以九一高龄去世了。他的子女都在国外工作，求医侍疾，来去匆匆。我助理后事也就责无旁贷了，所幸我这年有一年休假期，甚至可以申请退休。再者，岳丈死后遗留有房子、汽车、司机和阿妈，订有合约，一时也辞退不了。我被迫鹊巢鸡占，在台北就做起“汽车阶级”来了。这时我也曾到张家请益，并把我的底稿送请他过目以便修正。当我车抵张府时，那个在张家门外巡逻的“便衣”，竟招手含笑鞠躬开门让我进去。这大概因为我岳丈的汽车上，有一张“总统府通行证”的关系。这就使我想起，我的学生傅女士告我，她曾在张府门外被警卫驱逐的故事来。还是苏秦说得好：人生富贵岂可忽略哉！无车无马，怎能私闯公门。

张公看了我的草稿之后，虽也不无赞词，但是他说他希望我做第一人称（first person singular），他自己只做提供口述史料的“第三者”。这一来，那便和《李宗仁回忆录》大异其趣了。“为什么呢？”我不免好奇地问他。他解释说，他不愿伤害蒋夫人，蒋夫人待他太好了，甚至救了他的命，因此有许多话，在蒋夫人还活着的时候，他不愿“直说”，只希望我让他以“第三者口气”发言。

其后张公又派他的小助手王一方和一方的好友郭冠英，来约我到他家和一方家谈笑餐叙了好多次。这时通过一方母亲的叙述，张公和我才第一次知道，一方已过世的父亲，王新衡先生和先岳吴开先，生前原是好友，同属于国民党的CC系。真是西谚所说的“世界太小”。

哥大东亚所愿为张传担纲

我这“第三者口吻”改动的工程不小。身边既无书记，也缺少足够的时间，我就到香港和大陆开会去了。一去经旬，回台时已耳目一新了。这时张公已获得了人身自由。当局为宣佈此好消息，并要为他举行个九旬大寿的庆祝会，需要九十位“发起人”。张公把我的名字也放进去了。当他把此一好消息告我时。我为之大惊，问他能否将我的名字删掉。张公还惊问何也。我说少帅九十高寿，在台湾纵列出个两百位发起人，也轮不到我。今日列名其中，会惹起宝岛政学两界不必要的反应。张公还笑我多心，连说不必顾虑。

果然就在此时，台湾报纸登出了我为张公作传的惊人消息。北京的报纸，随之披露。接着，谣言传出，国民党秘书长宋楚瑜先生，也在查讯此事（后来宋兄还特地向我说明，他未尝过问，想必另有权威）。此消息一经传出，张学良先生首先就慌了，他刚刚重获白由，难道又要回去？张公乃找我特别商量，要我二人发个“联合声明”，否认此事。

我告诉少帅，我断无资格和他发什么“联合声明”。先让我单独发个个人声明，说我之认识张汉公，是我先岳和王新衡先生的友谊关系。但是我们也绝对没有谈过西安事变。发过这项声明，我说我便立刻离开台湾，新闻记者一定会再访问你，那您就严正声明绝无此事就好了。张公认为这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我们就这样安排了。这时原在台湾出生的郭冠英也发慌了。他把我们录的有限的录音带，匆忙地交我一份，带回美国，另一份，就等着“警总”来查封了。其实这都是做贼心虚的空紧张。据说那时的台湾当局，并无意要留难我们。言之可笑。但是经过这一场小风波，张学良回忆录，也就和我个人绝缘了，虽然哥伦比亚大学里的朋友们，对它还存有浓厚的兴趣，加以哥大在学术界声望高，张学良更是个传奇人物，四美俱，二难并，由哥大出面主持此事，筹他个十万八万研究费，并非难事。

返美之后，我乃把这故事告诉了哥大年轻而有为的黎教授，黎君深通汉文汉语，是个研究近代中国的专家，因而黎对张学良也极有兴趣。

我告诉黎君，张学良不久可能来纽约访问，我将居间介绍他二人和一些相关学者见面，作详细安排，就照《李宗仁回忆录》的前例，找几位年轻的、副教授级的青年有为学者，担纲挑大梁，以期其成。黎安友教授是个有能力、有作为的青年教授，在美国汉学界中，中英文都是极好的。他听到这消息，也大为高兴。我们就这样决定了。

纽约之会的阴错阳差

果然不久，新获自由的张少帅，就驾临纽约。住在一位贝夫人家里。贝家地处纽约市内最繁华，最高贵的五马路中段，和蒋宋美龄居处相去咫尺。张少帅坐了五十年的大牢，这次忽然飞到世界最繁华的大都市来，纽约华人社区为之轰动，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自不在话下。他自己多少也有点飘飘然。毕竟是牢中囚徒，重见天日嘛。

在一个小型宴会里，我就向他说出，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学部，有意邀请他谈谈合作写传的事。张公闻之大为兴奋。他说他的一切交往全由贝夫人负责安排。回家之后，我立刻打电话给黎教授。黎立刻就选了几个酒会的日期，让张公选择。黎再加约几位哥大当局，大家见见面，第一次的酒会和餐会，由我做东。大家谈出个眉目之后，再由哥大校方正式具函敦请，并签订合约。正式开工。

为此我就通知贝夫人，约好了日期，并在敝寓邻近选择了一家最好的中餐馆，定下八百多元一桌，该馆特制的，最好的酒席（因为我知道，张少帅在战前家居午餐，都是一百银元一顿。我那时是个中学生。我所缴纳的伙食费是三十块银元一学期）。但是现在纽约做不到那么好的中国酒席，就只好请少帅委屈点了。约期前三日，我就打电话提醒贝夫人一下，到期我会亲自开车来接。先到我家来一个闲谈的酒会，酒后再去餐馆用餐。谁知贝夫人竟然轻松地说：“汉公走了呀。”

我说，“我们不是约好的吗？”

“他等不及就走了嘛。”

“走到哪儿去了？”我再问。

“到Florida去了哎！”她说。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呢？”我不必要地再问一声。“他不回纽约了。”她说，“直接回台湾去。”

这对我真是五雷贯顶。但是我对一位七十岁的老太太，和九十岁的先生的失信，抱怨又有何用呢？但是我这席大客，请不请了呢？照请，那对其他的客人，也太尴尬了。宴会撤销，对我自己也太尴尬了。不得已我乃打电话，把这一尴尬的情形，告诉老友黎教授，并商量如何收场。黎倒颇能理解，我乃把这桌大餐，临时取消了，心头真有说不出的滋味。

谁知事有意外，在大致一个月之后，一天我在纽约街头，忽然碰到一位早年的中国学生，现在纽约一家华人教堂做牧师。他正在找我，并说他要请我吃饭，因为张学良将军每个星期天，都在他的教堂做礼拜，他要约我同张见见面，因为他知道我对张有很大的兴趣——在课堂里曾说得很起劲嘛。

他这一邀请，真使我再来个五雷贯顶。回来后，我便立刻向贝夫人打电话，问她为什么说不实之辞。贝太太说，邀请少帅的人太多了，怕他身段吃勿消，所以就借口辞掉一切应酬。我要求与汉公直接通知。张公拿起电话就说，“德刚，你不是要请我吃饭嘛？我在等你邀请呢！”

听到张公的抱怨，我真像汽车瘪了胎似的，大叹一口。从何说起呢！

哎，你还会开倒车

最后我们再重新约过，在原餐馆，定了原样的酒席。我又拟重挂电话给黎教授，一切照原计划进行，不幸这时已近五月中旬，暑假开始了。哥大的重要教职员，都各有个人计划，分别离校他去了。所幸原订客人中袁家骆、吴健雄伉俪，和张公五十年前的旧识，刘廷芳先生和他的儿子刘国荣，还可应约前来，这时原在采访张氏新闻的小郭，带了部录像机，也适时赶到。我就请他做摄影师，参加宴会，我开车，他照相，我们适时赶到纽约公园大道，接了张少帅和贝夫人，同来敝寓，先喝点鸡尾酒，再同往餐馆参加晚宴。张公在敝寓酒会之后，我们就直奔餐馆了。

当我车抵餐馆门前时，刚好有个停车车位，这时坐在后座的少帅就准备下车了。我请他稍待片刻，等我把汽车停好，再请他下车，车停好了，少帅忽然侧身问我说，“德刚，你还会‘倒车’？”说得几位在街边等他的其他客人都笑了。他们都听说，少帅会开汽车嘛，如今倒车有什么可以惊讶的呢？

后来我才告诉那几位好奇的朋友说，张氏当年所开的汽车，是三零年代的汽车呀。那时的汽车可麻烦了。倒车要两手两足，四肢齐动！哪像诸位现时的宝车，倒车只要一手一足呢。少帅那时是位阔公子，美少年，开车不用考执照，下车不用自己“泊”，交给车夫就是了，还用担心开倒车？

传说中的张少帅，也曾亲自开飞机，并曾带着位意大利籍的女友，在北平（北京）天空翱翔。又说他在西安事变前，在一九三六年夏某日，他曾亲自开飞机去延安（或保安），与周恩来秘密会谈，奠定了共张之间的“联合阵线”，云云。大致都是类似的想像之辞。朋友们了解吗？近现代中国是十年一变的，两三变之后就变得面目全非了。可怜我们的少帅，就在这大变动时代，却坐了五十年不变的大牢，因此他的生活、思想，几乎也五十年未变。一旦走出牢门，这大变了的花花世界，同五十年前的生活思想，就完全脱节了。就以男女关系来说吧。风流少帅当年，身边真是姬妾成队，美女如云。要啥有啥，谁敢不听少帅的指挥？可是五十年之后，就只剩老太太，赵夫人一人了。如今饮食起居，安内攘外，一切都得听夫人的话了。

“我有时发大脾气，我太太还是让我的。”汉公不免有时还在吹牛。

“平时不发脾气呢？”我嬉皮笑脸地问他。

“那当然都由太太做主。”汉公诚恳地说。

时代毕竟变了。您纵是坐牢，个人生活方式，也得随时代慢慢地改变噢。

赵夫人也曾告诉我说：“他被蒋关起来了，否则我同他也维持不下去。”这显然也是赵夫人的由衷之言。

这晚这个“张作霖的儿子”兴致特别好，在餐会上讲了许多有关男女关系的笑话。把个一向端庄肃穆的“袁世凯的孙子”和孙媳，都笑得前仰后合。使这场酒会和餐会更显得生气勃勃。大家谈笑一大阵之后，我和郭君，就要把他送回公园大道了。有关他写回忆录的事，因为有关人士全不在场，其他贵客，又全无兴趣在张公和我们欢笑声中，就留待异日了。

当我招呼餐馆经理，前来结账时，经理竟然笑笑说，“全免了！”真使我大吃一惊，不知所措。原来国荣是这家餐馆的房东。他向经理笑笑挥挥手，餐费九百美元就全免了。客人皆大欢喜。主人当然更是打躬作揖！

赵夫人的权威与苦恼

谁知这场纯社交的宴会，却出了一个严重的反面后果。张学良在纽约玩得昏天黑地之时，那孤零零一人，在三藩市含饴弄孙的赵夫人，便在华文报上和私人情报圈中，得到了张少帅返老还童的小报告。赵氏紧急电召无效之后，还得御驾亲征，才把个九十岁的老顽童，抓了回去。这则有趣的故事，笔者这儿，也是得自传闻。八十老翁，卧病在床，就不为风流少帅来做其无谓的小考证了。读者士女如爱小道消息，一通电话，问题就豁然开朗了嘛。设有读者，有此雅兴，而探出真相，尚恳不遗在远，略书数行惠我，以明真相，就期盼不尽了。

这则小故事，对笔者本人来说，也可算是，黄狗偷食，黑狗当灾吧。原来张公来纽约数月，一直都住在贝夫人家里，张公因年高耳背，交际不便，他在公私场合，一切都仰赖他居停女主人的扶助。男客人已年高九十，而女主人也七十大几，还有什么男女大防之可“防”的呢？因此出双入对，他二人自己，和一般朋友们，都不以为异，尤其在纽约这种第一号国际大都市，这又有什么稀罕呢？本来不是什么新闻嘛。

千不该，万不该，是张学良不该有张大嘴巴，他常常公开地说，什么赵夫人可敬，贝夫人可爱！更糟的是张学良这个国际驰名的大Playboy又口无遮拦，专门欢喜讲男女关系的笑话，甚至作了一首打油诗，挂在口边，嘲笑自己什么“自古英雄皆好色，若不好色非英雄。我虽不是英雄汉，却也好色似英雄”！因此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可敬的人”，听到此小道消息，对“可爱的人”，就恨之骨髓了。

这原是女人间的“人情之常”。莎翁说，“女人呀！女人，你的名字就叫脆弱噢！”还不是这个意思？事实上，少帅爷在此出双入对，大宴小酌，何日不然呢？只是那些宴会主人，赵夫人不认识罢了，我只因为认识赵夫人，并吃过她亲手烧的蛋炒饭和鱼翅汤，就变成当灾的黑狗了。读者诸士女，不妨试为在下设身处地想想，您如在那场合，您也跑不掉要当黑狗啊！夫复何言？

其后我又因事去了台北一趟，按礼节，我原应该向张府作一次礼貌性的拜访，但是却被刘绍唐兄阻拦了。因为“五爷”（少帅的五弟张学森）曾向他提供过有关他兄嫂的很不寻常的故事，绍唐对我说：“他哥哥对你甚好，他嫂嫂对你深恶痛绝。”（学森似乎也同我直接说明？）我完全理解到，赵夫人因为一生都没有安全感，对这一类事情的憎恨情结，我是完全理解和万般同情的，但是我有什么方法可以回避这种尴尬呢？回避不了，那就只有做“当灾”的黑狗了。

失之东隅，误于桑榆

后来山东来的王书君教授，应聘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作访问学者，他早也选中了张学良的传记为研究主题，颇有其独到之处。这原是张少帅的福气吧。可惜的是，书君初来此邦，人生地不熟，很难申请到美国基金会的支持。没有基金会的支持，搞汉英双语研究，那几乎就不可能的了。

总之，张学良口述自传，在哥大，就这么阴错阳差地给耽误了下去。更不幸的是张学良自己也小看了“口述历史”这一行道。他自始至终，认为“口述历史”就只是“我讲你写”这么个简单的程序。因此他认为他只要找一个录音员，“我讲你写”，一部像李宗仁那样的回忆录，就可以出炉了。从一开始我就警告他，没有那么简单，但我也看出他面从心违的神情。这项心态，不只张氏一个。从李宗仁以次的“党国要人”无不如此。朋友，你要把一位世界级的党国要人，训练得服服贴贴的，来听你“学者的话”，尤其是像少帅这样，“一生都未听过人话的人”（见少帅自述）谈何容易，谈何容易！？

另一错误，是他对美国学术界极其复杂的组织和运作，一无所知，而又强不知以为知，盲人骑瞎马，就容易出事了。张学良在中国历史上，虽还算不得是什么世界级的大人物，但是在他名下闹出的沈阳事变和西安事变，却是改写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两大事件。是祸是福，虽今后千年都不会有“定论”，但是他却是这两大事变的主角。生前没个“第一手”的交代，是太可惜的了。

顾维钧谈少帅

还有，在西安事变前后，张与蒋宋两家的经济关系，也永远是个谜。据顾维钧先生告我，中原大战期间，蒋、冯、阎、李都派有“专使”，长驻沈阳，争取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奉系张氏，参加他们内战的阵营，据深知内容的顾氏告我，那时冯、阎的代表，所携不过数千金，勉维食宿，而蒋总司令驻奉代表吴铁城，却身怀巨万，与张的上下僚属，一掷千金，酬应无虚夕；南京对张氏本人，则暗许至数百万之巨，先付半数，馀伺乱平再付。而少帅自己这时，则徜徉乎秦皇岛上，作鼠首两端的观望。待时间成熟，条件如愿，他就挥师入关，对内战双方，从事“武装调停”。果然阎冯落荒而走，奉系就坐拥华北了。嗣后张氏偕眷作京沪之游，与蒋府上下交往甚密，顾氏含笑告我说，“都为讨债而来”！是耶，非耶？我与少帅往还，尚在交浅而不敢言深的初期阶段，所以就未向他作深度的发问了。

（附注：“九一八”之前，顾曾长住沈阳作少帅贵宾，深知内幕，与笔者所谈幕后消息甚详，亦颇足取信，笔者亦尝以他事，向少帅试探，亦每经证实。）

以上只是冰山之一角而已，至于数十年来，教与学之间的史料与见闻，那真是，一部小小的车儿，如何载得起？若天假以年，以后有更多机缘与时间，再慢慢细述之吧。

在职业历史家看来，西安事变的故事，经过数十年的发掘，已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只是没个当事人来“现身说法”一番，故事就没有其应有的权威性了，张氏原有意，要亲口来加以澄清的，深入的史家，闻一以知十，对张某的故事，原没什么不知之事，只是事由亲口坦白，和盘托出，那才是职业史家规范的所谓“第一手史料”。如今结果还是一盘煳涂帐。何以如此呢？除阴阳家所迷信的“命也，运也”之外，那就不是两万字所能说得清楚的了。主角已成古人，笔者不敏，曾看了他几十年的戏，晚岁不知老之将至，还替他跑了一阵“龙套”，思之可笑，如今也年逾八旬，久病之余，药裹关心，对少帅故事，哪里能说得完呢？

本篇全凭记忆执笔，冰天雪地，连身边所积，盈箱累架的史料，也无力翻查。书被催成墨未浓，我们就暂时，说到此地为止吧。至恳知我的编者读者，赐谅赐恕，为幸为感。

唐德刚

二零零三年农历元旦于美国新泽西州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