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九一八”与西安事变 一、要还,就把东三省还国家

我现在要有几点声明,你记一下,我都记住了,没写下来,就搁我脑袋记着来的,本来我想写的,我不写了,你知道我写东西非常费事。你预备好了,我这两天觉没睡好,脑筋不太清。

第一个,说我的二伯父是当土匪被杀的,我跟你讲过这段故事吗?他不是被杀的,所谓土匪,就是因为我的二伯父去报仇去,后来是被判了十年刑,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前清的规矩是怎么样,说是坐狱,他并没去坐狱,是我二伯父的二伯父,就是我的二爷,替他坐狱了,后来那个人就死在狱里了。我不知道前清是可以有人替坐狱的,这个我不知道,我不懂。

我的二伯父后来就当了地方的保卫团,我们叫保卫团,是保卫团的团总。他去剿匪的时候,打仗阵亡的,他死的时候我还去了。他是阵亡的,打死的,我还看他的伤了,一枪从这打进去,从这出来。他弯着腰,自个拎着枪,那土匪拿枪打过来的。那一仗里死了三个人,还有另外两个人也被打死了。他叫张作孚。这是第一个声明。

第二个声明,这个我更是要重要声明,它那上面讲呀,不过后来它也讲了一点点,讲我回到东北,有很多的为难,就说张作相跟我有竞争的意思。没这个事情,不但没有,这个地方我还要特别声明。

我本人起来,并不是我父亲帮的,当然我父亲要扶持我了,那上面说我是我父亲提起来的,我不是的。完全是张作相把我提拔起来的,完全是他一手把我提起来的,我跟你简单说,我的提起来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呢?张作相这个人对我父亲啊,比我自己对我父亲都好。我看见我父亲对他呀,有时候我都毛骨悚然,那随便就骂呀。他都已经当师长了,随便就骂他,他也就是那么恭恭敬敬在那儿等着。

我讲我的历史了,与别的无关呀。

我在讲武堂呀,并不是我有多大能力,实在是那时候讲武堂里都是行武的人,尤其我进去以后也是很努力,因为我这人怕将,将这句话你懂不懂?怕激将,没进讲武堂以前,我父亲就说,你算了算了,你别进,你别进,别给我丢脸,你别干了一半下来,你在讲武堂受不了。他也不是激将,也是实在话。

我年轻的时候身体很不好,进讲武堂以后身体才好的,那么我进了讲武堂就很用功,那么我头一期头一个月考,我就考第一,那第二个月考,我又考个第一,第三个季考的时候,我又考了第一。不过第三个月考的时候,我没考第一,季考,一季一季考,我又考第一。

那么就在学校里闹了风头了,学生就说教官是看我是大帅的少爷啊。

某一天,我们堂上的教育长叫熙洽,你知道熙洽是谁?他是保皇党的,不过熙洽这个人很厉害的,他是张作相的人。张作相当团长时候,他就是张作相的团副,我们叫团副,现在叫副团长,当年叫团副,他是从日本回来的。当年那时候团副大多数都是像教练官一样,训练军队。

这个教育长那天忽然上堂来了,就到堂上把座位都给我们调了,调完了就当堂出了四个题,四道题就是和步、马、炮、工有关的四种题。讲武堂是两堂,我们这个讲堂的人,全堂的人就我一个把这四个题给答上来了。那么教育长就把这个题当堂拿出来给学生看,说我绝不作弊,他不知道我出的题呀,你看你们谁也没答对、没答全呀。

因此,我在讲武堂就差不多露头角了、出名了,就因为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就传到张作相的耳朵里去了,张作相看见我就讲了句话,是我们奉天话:有出息呀!

我那时候年轻,才十九岁,并不顾虑一切,后来我才知道他存心了,他就存心要提拔我。简单地说,所以没出讲武堂,我就当团长了。那时候张作相是27师师长兼卫队旅旅长,是我父亲的总参议,他有这么三个职位。那这个卫队旅旅长,他就没辞掉,所以他就把这个第2卫队旅的第2团团长的任命给我了,那时我还没出学校呢。原来的这个团长,他把他调到旁的当团长去了,就让我做这个团长。

所以我说我是一手受他提拔的,不是老帅,我进讲武堂的名义,是因为我是我父亲卫队营的营长,那时候我父亲答应我的,你要好好干,我给你卫队营营长(做)。那么我在讲武堂当学生,实际上已经是卫队营长的名义,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是调去的军官。那么我就当他的团长,实际他那意思就是让我当他的旅长,我当时是不知道,不明白。我那个团长还没就任,还在学校,他那旅里头有什么事,都让人来问我。我那时候年轻,你问我,我就答应呀。参谋长出缺了,他把参谋长也调走了,副团长出缺了,你推荐个人吧,我就推荐。

事实他就是预备我当旅长,我自己当时不知道呀,你要问我,我就说呗,旅里有事就问我。那我出来了,就任团长,就任也没几个月,他就让我给他代理旅长,他有好多缺呀,他让我去代那我就代,我给他差不多代了五年也不六年,我才真正当了旅长了。我就说是他提拔我。

那以后,中间的我不说了,他当了吉林督军,他就保我当27师师长。

到我父亲死的时候,我能接管奉天,那实实在在是因为他,我父亲的事情,我可以担任一部分呀。

那么在奉天、在那个大的会议场合,我跟你讲过这段没讲过?这段很有意思的。

我父亲死后,我回到奉天,奉天不光是军人呀、政治呀什么什么与会的人,还有地方的人物,大家开很大的大会,奉天那时候还未跟中央接触呢,开会就是决定谁来做东三省保安司令,也就是奉天的首领了,那当然应该是张作相。

张作相再三在会场上说,我一讲到这,有时候我就想掉眼泪,他讲呀,他说大元帅要是好好地去掉,就是好好死掉,那我一定接他的事,那他现在是这样的遭遇呀,那我一定要你继承他的事业。他那意思,是说我父亲要是好好地死,好好的事情让我做,我当然就做,那么现在既然是这样的遭遇,那绝对让儿子上来。所以我一说到这里,我心里就很难过。

当着众人的面,他说汉卿,你心里不要多想,不要,我怎么样服从大元帅,我就怎样服从你。那他是我长官啊,他一直是我长官。但是他也说明白了,他说你要不好好做呀,你要不好好干,我到屋子里我拎着你耳朵我打你耳光子。我们奉天都讲感情,所以我很难过呀,他不但没有争,整个是他把我推上去、推出来。后来大家都通过了。

我当年是有点为难,为难什么呢?他们都是我的老前辈了,尤其他是我的长官,那我有事情更是不能如意地做呀。当然我有重要的事情,我要征求他的意见,那有时候他的意思跟我不一样,我就得为难了。他们是一种很保守的老人呀,那这个事情是有的,但是没有争这个事情,那是没有的。有顾虑当然是有的,这是一个张作相的问题。

我在东北的家产都扔给日本人了,我给你讲过这事儿没有?你要知道我在东北的家产有多大?我没讲过,我在那个时候的钱,虽然不能说称亿吧,反正我有五六千万家产。日本人把我的家产都要还我呀,“九一八”以后要还我呀,他们弄了三列火车把我的东西都送来了,我那画都很值钱呀。我跟本庄繁是好朋友,很好的朋友,我上日本也是他陪我去的。他给我写封信,说你那东西是我花钱给你包上的,都包得很好,三列火车,送到北京正阳门外车站。

他还派来一个人,还写封信给我。我大火呀,我说你这是在羞辱我呀,我是地方长官呀,我决不拿我自己东西,要还,你把东三省还国家!这些东西,原来在我家里怎么摆的,你给我照样摆好,我自己会拿回来。可是你要不给我拿回去呀,我可给你个羞辱,别说面子上不好,我全放火烧了,我就在这烧了,那时候你的脸上就不好看了,你赶快照样都拿回去。

我的家产怎么样呢,大仓跟我家过去有关系的,我的姐姐跟姐夫去日本都是大仓照顾的,大仓说你把家产托付给我,我给你管理。我说我跟你是朋友,但今天我跟你日本人是敌人。我就是这么倔强的一个人,因为这个,我的家里亲戚包括父母都骂我说,你这个小子。

我把我那个堂弟枪毙了,他跟日本人勾结,当然抓到证据呀,我没证据怎么能枪毙他?日本人给他枪,还给他招兵买马。他这些事都是在我的家乡做的,“九一八”事变了,我虽然不在东北,但我东北还有人呀,把他枪决是我派去的人把他打死的。

这个本庄繁啊,我到日本去的时候,是他跟我去的,我们俩相当地好。“九一八”事变,本庄繁他把我的私人的东西装了三列火车给我送走了,写一封信,送到北平,打发个人给我写了封信。我火了就因为这封信,他说我打发来的这个人呐,是我很接近的,否则我就不会派他去了。咱俩是私人的关系,你的东西我送还给你了。

我火就火在这儿,我说我是封疆大吏,我将疆土丢掉了,你送还我的东西,你是给我羞丑,我的东西照样给我拿回去,原来摆在哪儿你给我摆在哪儿。他自个儿想,你看我花六千块钱呐,用我私人的钱,我个人的钱给你做包裹,给你送来的。我说你呀,我原来怎么摆的你给我怎么摆,我自己会拿。你要还我,首先你要还我土地,我的土地你还给我,我是封疆大吏,你这样是羞辱我。

他说不拿,我跟那个人说你不拿,我可跟你毫不客气啊,你别说到那个时候,你给本庄繁丢脸。我就有点火了,那时候在北京的正阳门外火车站,我说我放火都烧了,我说我给你丢脸,不是要跟你作对,是给你丢脸。

这样就又拉回去了,他就都拍卖了。所以外头现在有好多东西,都是他给我拍卖出来的。都是我的东西,还有我私人的画,最要紧的是我的画,那些画差不多有几千件。那个东西呀,我看过别人有一两件,我才知道他拍卖了,不过他声明了,他给我拍卖了。那都是我的家产呐。

我家啊,原来跟日本的大仓有来往、很好的。等到“九一八”事变,大仓就出来跟我说,你把你的家财,可以托付给我,我给你代为保管。我说你别客气,我跟你毫不客气,(以前)我们是朋友,但今天我们是敌人,我说你愿意拿你就拿,没关系。

我跟你讲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也是我的部下,这个人已经死掉了,他很可怜呐。他本来是我部下,我临出国的时候,我托付我的部下关照他,那时候他跟我当中校,我本来很想提拔他。那我可以说这个人是谁,吴俊升你晓得吧?是吴俊升的儿子,也是我在讲武堂的学生。我就想提拔他。

等我回来,他就没有了,他不干了,不做了。我就心里很不高兴,我就说我的部下,是不是你们对他做啥了,有对不起的事情?他们说,副司令,你得当面问他自己了,我们没干啥。

那么我到汉口的时候,我就让他来,就想问问他。

他就很奇怪,一天晚上来的。很奇怪,来了我就心里奇怪,怎么白天不来晚上来呢?我问他,我说是不是他们对你有什么?没有那你怎么就走了?他不肯说。我就问他为什么,我说你就说么,你跟我讲么。他跟我讲啊,他说是这样,日本人把他的财产都还给他了,把他在东北的财产都还给他了,但有一个条件,不能再做中国的事情,不能给中国政府做事情。

我说那好了,我说你今天出去,从今以后我不许你进我的门,我不认识你这个人。你从今以后你不要再上我的门。我也告诉你,你来了我也不见你。你就因为这么点儿钱,你就不做中国人了?就因为你这么点儿钱呐?我说我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人。这个人真是可惜了,他趁(挣)的钱、他的家产比我大,奉天他家是第一。他死的时候,一个铜板都没有,我说当然了。死的时候十块钱他都没有,穷死了,你能想像吗?

他父亲是黑龙江督军,那时候,在奉天也就像这个时候,要办一个事情,他捐点儿地,你别说他旁的,就是这个,就是他捐点地,这地就有两个火车站那么大。

东北地方大,讲地都论畋讲,十亩一畋,一方是多少呢?一方是三十畋,三十畋就是三百亩。他家大概有五万方。

为什么地方大,为什么?我就讲这个历史,你才能明白。

我们那时候的大家——就是国家也有相当的地呀。——都是蒙古人的,蒙古的王府(爷)、蒙古人,他自己把家里的地呀,开放卖。本来那个地方,都是蒙古人的地方,他那王爷把地划出一部分,来卖。他拿一半钱,我们政府拿一半钱。那么他一卖那就是卖好大一片呀。奉天好几个县呐,一卖就出来两个三个新县呐,两个三个县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