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人开始四处抢劫土耳其人的载货火车和营地。在皓月升空后不久，奥达来找我们，说必须出发了。纳西尔和我都极为不满。今晚有西风吹拂，历经一天的酷热与激战，待在海拔四千英尺的阿巴里森，我们的伤口因湿气而更为疼痛。这道泉水是一缕银丝，潺潺流经鹅卵石河床与青翠的草丛，我们就裹着斗篷躺在草地上，一心想着不知有什么好吃的，因为我们在这一刻对成功有股羞耻感，那是胜利后的反应，发现没什么是值得一做的，也没做出什么值得做的。

奥达坚持要出发。部分原因是迷信——他担心刚阵亡者的冤魂会来纠缠我们，部分原因是担心土耳其会派大军回来报复，还有部分原因是提防其他部落的人趁我们毫无防备时偷袭，其中有的是他的世仇，其他人则可能表示要来助战，但在黑暗中误以为我们是土耳其部队，所以盲目开枪。我们只好起身，将那些垂头丧气的战俘排成一队。

他们大都必须徒步。大约有二十峰骆驼在冲锋时阵亡或已经奄奄一息，有些则太过虚弱，无法两人共乘。其余的骆驼则都驮着一个阿拉伯人和一个土耳其人，不过有些土耳其人伤势太过严重，无法稳坐在鞍座上。最后我们只好将大约二十人留在小溪旁的草地，至少他们在这里不会渴死，虽然苟活或获救的机会也很渺茫。

纳西尔亲自去帮这些被留下来的人乞讨毛毯，他们全都衣不蔽体。阿拉伯人正在打包时，我到刚才激战过的山谷中，看看死者身上有无可利用的衣服。不过贝都因人早在之前就将他们剥得精光了，那就是他们光荣的战利品。

对阿拉伯人而言，胜利的重要成就之一就是穿着敌人的衣服。第二天，我们的部队摇身一变（上半身）成为土耳其部队，每个人都穿着军服，因为我们击溃的是刚调来的正规部队，配件与制服都是全新的。

阵亡者看起来美得出奇。月光柔和地普照大地，为他们抹上一层象牙色的银辉。土耳其人的皮肤白皙，比阿拉伯人白多了。这些士兵还很年轻，身旁遍布着漆黑的苦艾草，这时露水凝重，枝梢的露珠在月光照耀下熠熠生辉。尸体大都随便抛掷在地上，蜷缩成一团。如果能躺平，他们至少应该会舒服些。所以我将他们排好，一个接一个。我已疲惫不堪，很希望自己像他们一样静静地躺着，不要像山谷中那群喧嚣杂乱的乌合之众，为了争战利品而互相叫嚣，或是夸耀自己的速度与体力能再熬过几次类似的痛苦。死后，无论我们是赢是输，都只能等待他人的盖棺论定。

部队准备就绪后，缓缓往山坡移动，再翻过山头，进入一座无风的洼地。在此地，那些疲惫的手下纷纷就寝，我们则忙着口述给沿岸豪威塔特族各族长的信函，告诉他们这场胜利，要他们去攻打并占领最接近的土耳其营地，等待我们到达。我们对一个被俘的军官很友善，他是个警官，正规军官瞧不起他，我们说服他当我们的土耳其书记，替我们草拟致圭威拉、凯瑟拉、哈德拉三处哨站指挥官的信函，告诉他们，如果我们心情好，就会留下活口，而且只要他们立刻投降，我们保证他们受到良好待遇，并被安全遣送到埃及。

我们就这么写到天亮，然后奥达带队出发，沿着长满石南的山谷前进，走完最后一英里群山环绕的谷地。那种感觉很温馨，有家的感觉。当走到最后一道青草河岸，我们猛地发现，这是最后一段路了，再往前除了空气，一望无际。这种变化令我叹为观止。后来，我们每次再来此地，我心中总会有一股渴念，忍不住想驱策骆驼登上山头，由山冈上眺望旷野。

席塔山的山腰在我们下方迤逦数百英尺，像一座堡垒，夏日清晨的云层笼罩在山头，山脚下展开圭威拉平原的新生地。阿巴里森的圆形石灰石山腹上覆满泥土与石南，一片苍翠，水源丰沛。圭威拉是一片粉红色沙质平原，许多水道流经其间，灌木丛生。环绕这平原的，是饱经风雨侵蚀而斑驳的高耸的砂岩壁，在朝阳的照射下散放出缤纷的色彩。

在有如牢狱的山谷中待上数天后，见到这种视野辽阔的景致真是心旷神怡，就像人生的壁上开了一扇窗。我们徒步走下蜿蜒曲折的席塔山径来感受这片美景，因为我们一路骑在骆驼上被摇晃得昏昏欲睡，无暇观赏沿路的景致。一到山脚，牲口发现路旁有草丛，便开心地嚼食一顿。于是在前头带队的我们下令休息，在柔软如沙发的沙地上翻滚，随后不知不觉地呼呼大睡。

奥达来了。我们辩称是为了那些伤残战俘着想才休息的。他回答，如果我们上路，他们可能会累死，但是再这么蹉跎时间，我们和他们都会没命，因为饮水确实只剩少许，粮食则已用罄。然而，我们实在走不动了，所以当晚才走了十五英里，还未到达圭威拉便停下来扎营。伊本·杰德谢里夫在圭威拉等我们，他自知势单力薄，所以主动前来晋见。如今我们人多势众，这只老狐狸无异于成了我们的笼中物。他一见面便极尽巴结之能事。土耳其战俘中有一百二十名交给他看管，我们同意让他慢慢地押解他们到阿卡巴，如此那些战俘也轻松些。

这一天是七月四日。时间急迫，我们肚子又饿，阿卡巴仍隔着两道防线。距我们最近的一个哨站是凯瑟拉，我们摇旗示意要谈判，对方断然拒绝。他们的断崖可以监控整座山谷——占尽地利，恐怕要付出惨痛代价才能攻得下。我们很讽刺地派伊本·杰德和他精力充沛的手下执行这项任务，建议他入夜后行动。他畏缩不前，找出各种理由推托，表示时值月圆，光线太亮。但我们不为所动，并向他保证今晚稍后月亮会消失一阵子。依照我的日志记载，当晚会出现月蚀。结果月蚀准时出现，阿拉伯人也强力攻下那座哨站，毫无伤亡，那些迷信的士兵则胡乱对空鸣枪并敲打铜锅，想抢救安全受到威胁的月球。

待月亮再度出现后，我们上路越过浅滩似的平原。被俘的那支土耳其部队的指挥官尼亚兹·贝伊成为纳西尔的座上客，避免他被贝都因人羞辱。他这时悄悄骑到我身旁，双眼浮肿，绷着张臭脸向我抱怨，有个阿拉伯人刚用土耳其的脏话辱骂他。我向他道歉，并指出那一定是由他的土耳其同僚口中学来的。阿拉伯人只是对土耳其暴君以牙还牙。

这位暴君仍不甘心，从口袋内掏出一团干扁的面包，问我应不应该让土耳其军官吃这样的早餐。那是我手下那一对活宝在圭威拉时从一个土耳其士兵身上找到，或者说是偷到的口粮，我们将它分成了四份。我说那不只是早餐，也是午餐和晚餐，或许还得设法吃到隔天。我这位英军参谋官（我们的日常食物可不比土耳其人差）带着胜利的喜悦吃下了我的那一份。让他食不下咽的不是面包，而是战败，于是我要求他不要将双方为争取荣耀而引起的战役怪罪在我头上。

越进入伊腾河谷内部，隘道就越崎岖难行。我们在凯瑟拉下方发现一座座空无一人的土耳其哨站。守军已被调至卡德拉，这座阵地深沟高垒，防守严密（位于伊腾河谷的出口），可以监控阿卡巴，防止我们由海路登陆。只可惜，他们从来没料想到我们会由内陆奇袭。他们的防御工事虽然固若金汤，却没有一座朝向内陆。我们由这么一个出其不意的方向扑来，令他们惊慌失措。

我们到下午时已接近这座阵地，并从当地阿拉伯人口中获悉，阿卡巴周围的各哨站都已撤哨或精简人员，所以挡在我们和海岸间的敌军总共只有三百人。另外也听说敌军负隅顽抗，防御工事可防炮击，而且有一口新掘的水井。不过据说他们的粮食也有短缺之虞。

我们也快断粮了。如此一来只会僵持不下。我们开会研议许久，众说纷纭，有人主张放手一搏，有人主张按兵不动。大家火气都很大。阳光由峡谷上方的花岗石山顶放射出来，形成万道霞光，也照得密不通风的曲折河床一片闷热。

我们的兵力已比原来增加一倍。众多人马挤在狭窄的峡谷中，簇拥在我们四周，使会议被迫两三度中断，一则是因为不宜让那么多人听到我们在争论不休，再则是因为许久没洗澡的汗臭味全挤在一处令人无法忍受。我们额头沉重的脉搏像时钟般悸动。

我们向土耳其发出谈判讯号，一开始是挥舞白旗，接着推出土耳其战俘，但他们一概以开枪回应。队上的贝都因人火大了，我们仍在商议对策时，他们突然冲到岩石上，朝敌人劈里啪啦就是一阵扫射。纳西尔打着赤脚想冲出去阻止他们，才跑了十步，便因地面太烫而缩回来找凉鞋。这时我仍蹲在阴影中，懒得去管他们，也不在乎谁要出面平息这股冲动。

然而，纳西尔轻易地平息了这场骚动。法拉吉与达乌德是带头开枪的主谋，为了惩罚他们，纳西尔命人将他们按坐在炙热的石块上直到他们求饶为止。达乌德立刻求饶，外表柔弱的法拉吉却较为坚强，坐第一块石头时还哈哈大笑，坐第二块时脸绷了起来，在要坐到第三块时才极不甘心地求饶。

法拉吉这么冥顽不灵，本该严惩，然而我们居无定所，能够采取的惩罚方式也只有体罚，偏偏这一对活宝早已被罚得麻木，我也罚腻了。如果只能这么体罚，似乎只会激得他们从事更疯狂的举动。他们错在太贪玩，爱胡闹，年少无知，不知忧愁，而我们则不然。为了这种年少轻狂而将他们当成罪犯般处罚到体能无法负荷，我觉得太过分了，几乎可称为对两个同样受阳光照射的生物的亵渎，世界的阴影仍未笼罩在他们身上——那是我所知道最勇敢，也最令人羡慕的。

我们第三次试着与土耳其守军谈判，由一位小兵出面，他说他知道该怎么做。他脱下外袍，几乎衣不蔽体，穿着长靴跑下山去。一小时后他自豪地捎了口信回来，土耳其人回答得很有礼貌，说如果两天内马安没派援军过来，他们才肯投降。

土耳其人这么冥顽不灵（因为我们无法一再对手下浇冷水），或许会被杀得片甲不存。我对他们的死不会太难过，但最好还是别杀了他们，免得看到那血淋淋的一幕太过痛苦，更何况我们也会有伤亡。当晚皎洁的夜色将大地照得如同白昼，无法夜袭。这一役也不像阿巴里森那么急迫。

我们赏给那小兵一枚金币，与他一起走近土耳其的战壕，要他去找一个军官与我们交涉。敌人踌躇许久后，终于派人出来，于是我们说明身后的情势，我们越来越多的援军，以及我们无法控制手下的火爆脾气。最后的结论是他们明天一早投降。所以我们又睡了一觉（这种事很少人会在历史上记载），虽然口渴难耐。

第二天破晓，从四面八方传来枪战声，因为有数百个山区部落民族在半夜到达，使我们兵力再度倍增。他们不知道谈判的结果，因此开始攻打土耳其守军。土耳其也开枪还击。于是纳西尔带着伊本·德加塞尔和他的亚格利人到山谷内的空旷河床中制止他们。我们的人员停火了。土耳其人也不再开枪，因为他们的小兵已毫无斗志，城中也已断粮，他们认为我们的补给较为充裕，所以最后乖乖投降了。

那些阿拉伯人冲进去搜刮掳掠时，我注意到有个穿灰色制服的工程师，他蓄着红胡子，蓝眼眸中充满困惑。我用德语与他交谈。他是个凿井人员，也不会说土耳其语，最近的情况使他满头雾水，他请求我解释来意。我告诉他，我们是阿拉伯对抗土耳其人的起义军，他花了许久才搞懂这一点。他向我打听我们的领导人，我说是麦加的谢里夫。他以为自己将会因此被送到麦加，我说不然，是送到埃及。他还向我打听当地糖的价格，我回答：“又多又便宜。”他听了很高兴。

他对自己的财物损失倒处之泰然，不过很舍不得那口即将完工的水井，只要再过一阵子他便可以完成，充当纪念。他带我去看那口井，抽水的水泵只盖到一半。我们用沾满泥浆的水桶，汲出甘美的井水，解除连日的干渴。井中的水源源不断，足敷众人使用。随后我们冒着狂风沙赶路，直抵四英里外的阿卡巴，在七月六日跃入海中戏水，距离由沃季出发刚好两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