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满布尘垢的心中反复思索着这个问题，陷入如阳光的思绪及其飞舞的意念之尘中。然后我明白宁可默默无闻而不要当神是一种替人顶罪的想法，只能得到虚假的平静。借着命令，或因为那是一种职责而支撑——相当简单。军人承受的只是偶尔的打击，我们的意志则必须扮演工头直到工人昏倒，并将自己留在安全地点，推别人入危险之域。若为一个我自己也不相信的目标而自愿牺牲生命，或许壮烈英勇。但要别人为我铭记在心的影像而由衷地去送死，却是偷窃灵魂。因为他们对我们的话信以为真，已有为此而死的心理准备。这种情况使他们的行为不是轰轰烈烈，而是理所当然。一种合理的虚假，适合一种得失平衡的行为。创造一种讯息，然后睁大眼睛为它自制的形象而死亡——那更伟大。

起义活动似乎只能借着生与死来表达。通常我们都可意识到肉体，因为会痛。在长期习惯痛苦后，喜悦来临时会更明显，但我们受苦的资源似乎比欣慰的能力还大。昏睡在此扮演它的角色。两种情绪都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因为我们的痛苦充满漩涡，扰乱它的纯净。

会让很多人的判断力触礁的是一种虚荣，认为我们的坚持可以争取到赎罪，或许替整个民族赎罪。这种错误的观念带来一种虽然短暂但强烈的满足，我们因而觉得自己已承担别人的痛苦或经验，别人的人格。那是胜利，以及一种自我提升的感受。我们已避免粗暴的自我，已征服我们的完美几何，已抓住一个瞬间即逝的“改变心意”。

然而，事实上我们是为了自己才替人受罪，或至少是因为那对我们有利。唯有借着在感受与动机上伪装，才能免于让人得悉。

自我牺牲的受害者将牺牲这种稀罕的礼物据为己有。这种自愿承担别人的邪恶来使自我完美的选择，是世上最令人喜悦、感觉最踏实的荣耀与乐事。与所有的完美一样，其中隐藏着自私。对每个机会，只有一个人能替人受罪，抢走这个机会也就抢走了那些人应得的伤害。替他们受罪者欢欣雀跃，而他的伙伴则男子气概受损。谦卑地接受那么踏实的一种解脱使他们不完美。他们为了能不用为它付出代价而欣慰，这是一种罪过，使他们沦为附属品，也因连累到他们的仲裁者而须加负若干罪责。对仲裁者而言，他更纯净的表现或许是站在群众间，看其他人赢得赎罪者的美名之洁净。一条路可获得的是自我完美，另一条是自我牺牲及使邻人完美。德国文学家霍普特曼要我们取与舍一样慷慨，但我们反倒似乎像蜂窝中的一个蜂房，这个蜂房可以改变，或膨胀，只是所有蜂房会因而付出代价。

替别人受苦，简单地说就是给人一种超凡入圣的感觉。没有什么比在十字架上凝视世界还要崇高，它的骄傲与兴奋远超乎想象。然而每个十字架一旦被占据，后继者的全部机会将被抢走，只能可怜地模仿。最卑贱的就是这些依范例而做的事。牺牲的美德就置身于牺牲者的灵魂之中。

真诚的赎罪必定是不求回报而且有赤子之心的。当赎罪者意识到他的行为背后的动机及随后的荣耀，两者在他身上都已浪费了。所以自省的利他主义者喜欢对自己无价值，事实上是有害的行为，因为如果不积极主动，他的十字架或许会被转赠给一个纯真的人。借着付出他复杂的自我来替单纯的人受罪，拯救他们免于此种邪恶，这是现代人的贪婪。他百般斟酌揣摩，无法与他们共享能让别人替他受罪的信仰，而他们，莫名所以地依赖着他，或许会因感受到男子气概受损而羞耻，或可能无法感受到这一点，并因而蒙受无知的双重惩罚。

或者这羞耻也是一种自我约束，本身也应该被承认与尊敬？让人莫名其妙地死，怎么会是对的？模仿正确途径的盲目与愚昧所受的惩罚比刻意的邪恶更重，至少在目前还活着的人的意识与悔恨中是如此。工于心计的人知道自我牺牲会如何提升赎罪者，并贬低被收买者，而且他有此体会后又退居幕后，或许可因此让一个愚笨的兄弟替他承担虚假的尊贵地位，以及稍后醒悟后应得的更重刑罚。我们身为领导人在这欺诈行为的巷弄中，似乎没有笔直的路可走，一环蒙骗一环，后继者可耻的动机或否决他们的前辈，或变本加厉。

然而我无法将我对阿拉伯人的默许欺瞒，归咎于性格上的弱点或天生的虚伪，虽然我必然有若干诡计多端的倾向，若干天赋，否则无法这么会骗人，而且持续两年将别人所架构妥并已开始进行的欺诈计划，执行得如此成功。我一开始并不关心阿拉伯起义运动，最后因为它成为首创者的烫手山芋而需由我负全责。这期间我的罪愆到底是何时由从犯变成主谋，有哪些罪状必须受到谴责，非我所能置喙。不过很显然自从进军阿卡巴后，我便因自己在这场运动中的分量日益吃重而懊悔不迭，这种痛苦足以侵蚀我没在活动的时刻，但不足以使我断然与其撇清关系。因此我的意志摇摆不定，而且喋喋不休地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