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曙色初露时出发。大队人马中有一千名是原本戍守阿巴里森的部队，三百名是努里·沙兰骑马的游牧民族。他另外还拥有两千名骑骆驼的鲁瓦拉族战士，我们要求他将这支兵力留在锡尔汉河谷。在最后决战日之前便将如此众多的贝都因人聚集在豪兰地区的村落中，似乎是不明智之举。那些骑马的游牧民族不是族长就是族长的仆人，都是颇有资产的财主，也都听命行事。

我一整天待在阿兹拉克与努里和费萨尔商议。乔伊斯留下“蓝雾”这辆车给我，所以第二天一早我就赶上了主力部队，发现他们在崎岖不平的吉安古纳青草地上吃早餐。骆驼在阿兹拉克闷了许久，这时乐得在草地上狼吞虎咽。

乔伊斯有坏消息传来。皮克已归队，他汇报他因为与预定要进行爆破的地区的阿拉伯居民起了冲突，无法截断铁路。我们已经预留要爆破安曼铁路的火药，这次挫败着实令人懊恼。于是我下车，携带一批炸药骑上骆驼，在主力部队之前先出发。其他人都绕道而行，避开往西通往铁路的熔岩区粗糙路段；不过我们、亚格利人与其他善骑者，抄捷径走一条土匪走的路，到达已荒芜的乌姆吉马勒附近的空旷平原。

我努力思索着该如何破坏安曼铁路，也为了该如何做才是最快又最好的上策而苦恼不已。眼前的废墟使我更为困惑。这些罗马时代留下的城市，乌姆吉马勒、乌姆索拉布、乌姆泰耶，似乎全是胡乱搭建。这些在当年与今日都曾饱受炮火洗礼的建筑物，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似乎在控诉它们的建造者是如何愚昧无知，他们似乎像是在财大气粗地声明，人（罗马人）有权一成不变地住在他的产业中。在这种蛮荒之地出现意大利风格的建筑物——也只有借着向乖顺的殖民地强征暴敛才建得成——充分暴露政治的虚幻无常与盲目无知，不值得骄傲。

我专注于思考这些问题，加上铁路至今未能摧毁，使我对头顶上的空战视若无睹：墨菲驾着我们的布里斯托战机正与一架敌军的两人座战机缠斗。布里斯托战机先严重受创，随后土耳其战机起火坠落。我们的部队看得乐不可支，但墨菲发现自己的机身受创太过严重，在阿兹拉克无法修复，于是在第二天早上飞到巴勒斯坦维修。所以我们原本就小得可怜的空军如今只剩B.E.12这种早已过时的机种，不可能参与战斗，当侦察机也派不上用场。这是当天稍后才得知的，此时我们则和全队人马一起为我机击落敌机而雀跃不已。

在日落前不久我们到达乌姆泰耶。主力部队在后方五六英里处，所以我们在骆驼喝够水后，便朝西方山下四英里外的铁路推进，打算前去破坏它。天色昏暗，我们靠近后仍未惊动敌军，也欣慰地发现这条路可以通行装甲车，我们前方则有两座桥。

这使我决定第二天清晨再率领装甲车，带着更多的炸药，炸毁那座有四个桥拱的大桥。土耳其至少要花上数天才能修复，我们在突袭德拉时便可不用担心会有安曼守军驰援。如此一来皮克无法达成的任务也可以完成了。这个发现令我们雀跃，于是趁天色未全黑时折返，沿路选定适合车子走的路径。

我们翻越最后一道山岭，这道高耸的分水岭将乌姆泰耶与铁路完全分隔开来，我们在山头眺望，那些罗马废墟这时与三小时前所看到的模样截然不同，令我们忍不住停下来，赞叹不已。低洼的地面已亮起繁星般的点点营火，忽明忽灭的火光在烟雾中摇曳闪烁。一些人在火堆旁烘面包或煮咖啡，其他人则牵着聒噪的骆驼来回于水井间。

我骑回黑漆漆的营地，到英军营中，与乔伊斯、温特顿、休伯特·扬等人围坐着，告诉他们明天一早该怎么做。英国士兵在我们身旁躺着抽烟，默默地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参与这次战役，只因为我们下达了指令。这种反应相当典型，很符合我们的民族性格，就如阿拉伯营区中的喧嚷笑闹一样自然。两个民族在面临危机时，一个内敛，一个外放。

隔天早上，大队在吃早餐，阳光赶走了清晨的凉意，我们与阿拉伯领袖开会，告诉他们可以用装甲车突袭铁路。最后决定由两辆装甲车攻桥，主力部队则继续朝大马士革铁路沿线的泰勒拉尔前进。明天，九月十七日，他们会于拂晓时攻下当地哨站，占领铁路。我们的装甲车突击队届时应已完成炸桥任务，前去会合。

大约下午两点，我们正驱车前往铁路，发现有一大群我方的轰炸机正朝德拉进行首度空袭任务。德拉至目前为止都不曾遭受空袭，所以毫无防备的守军受创严重。他们的人员士气所承受的打击，与炸得柔肠寸断的铁路一样严重，所以他们在发现我们的大军由北方逼进之前，一直都在忙着挖防空洞。

我们驾驶两辆装甲车与两辆勤务车，颠颠簸簸地经过乱石遍地的草地，终于平安地到达最后一道山岭后方，与目标点同侧。在桥的南方有一座石头碉堡。

我们决定将勤务车留在原地担任掩护工作。我带着一百五十磅火药，引信都已装妥，改搭其中一辆装甲车，我们打算以这辆装甲车直奔桥拱，将炸药装妥并引爆，这期间另一辆装甲车则奋勇攻坚，直扑碉堡来掩护我。

两辆车同时出发。七八名土耳其守军发现我们之后，手忙脚乱地抓起步枪冲出战壕，毫不掩蔽地迎向我们，不知是吓慌了，还是搞不清状况，还是出于超人的勇气。

几分钟后，第二辆车已开始朝他们攻击，这时又有四名土耳其兵由桥边出现，朝我们开枪。我们的机枪手瞄准后扫射一波子弹，一个敌军当场毙命，另一个应声而倒，其他人作鸟兽散，跑了几步后见苗头不对，又折回来挤笑脸请降。我们接收他们的枪支，叫他们走到勤务车处，我们的人员正在山头虎视眈眈地监控着。守碉堡的敌军也同时投降。我们很满意能在五分钟内攻下桥梁与邻近道路，而且毫无伤亡。

乔伊斯带着更多炸药开勤务车过来，我们匆匆地将炸药安装在桥上，做起来轻松愉快，这座桥有八十英尺长、十五英尺高，桥头还有一片白色大理石的落成纪念碑，署名是苏丹王阿卜杜勒·哈米德。我们在排水孔中塞了六枚炸药，很精确地将所有的桥拱炸得粉碎。这次爆破是绝佳的示范，桥身并未受到破坏，但已摇摇欲坠，所以敌军在修理时必须先将整座桥拆掉后才能重建。

完成爆破后，敌军的巡逻队已逼近，所以我们开始撤离。基于搜集情报的考虑，我们将几个战俘带上车，然后上路。不幸乐极生悲，在经过第一条河道时，我搭乘的勤务车突然颠震了一下，车身重量倾向一侧，后轮因承受不了重量抛锚了。

我们下车探视，底盘已破裂，一条弹簧的挂钩处断开，非得送修不可。我们懊恼不已，因为此时距离铁路仅三百码，敌军巡逻队再过十分钟就要到了，眼看就要损失一辆汽车。在沙漠中，劳斯莱斯比珠宝还珍贵。虽然我们这些车已开了十八个月，而且不是飞驰在车厂原本料想的平坦公路上，而是载着上吨的行李及四五名壮汉，在最颠簸的路段不分昼夜地飞速奔驰，然而，这还是我们由九部车组成的车队中第一部抛锚的。

驾驶员罗尔斯是一流的技师，维修车辆的技术炉火纯青，多亏他才使我们的车子得以顺利上路，他此时看着严重受损的车体，也欲哭无泪。我们一群人，军官与士兵，英国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全都挤在罗尔斯身旁，焦急地望着他。他发现自己虽然只是个二等兵，但面临此等危机，众人的生死全系在他身上，因而神情更为凝重，连下巴的胡楂子似乎都变硬了。最后他说，只有一线生机：我们或许可以将弹簧拉回原位，以木头塞住，设法固定在车旁的踏板上，然后再用绳子绑住，踏板的角铁或许能承受这股重量。

我们每辆车上都载着木条，若车子陷入沙地或泥泞中时可用来垫轮胎，只要有三根这种木条便可以当克难的固定板。我们没有锯子，所以便用子弹打穿木条再用力折断。土耳其追兵听到我们开枪，如临大敌地停了下来。另一辆车上的乔伊斯也听到枪声，于是折回头助我们一臂之力。我们将车上的行李全扛到他车上，然后以木条撑起弹簧和底盘，用绳子固定在踏板上（配合得天衣无缝），发动引擎，再度上路。随后在遇到石头路或沟渠时，便放慢速度，我们——战俘及全车官兵——则下车跑步，高声喊加油，并协助清除路面。

回营地后，我们用抢来的电报线将那些弹簧紧紧绑在底盘上，并将木条绑得更稳固。我们确定它已经相当牢靠了，便将行李再搬回车上。这辆车就这么继续开了三个星期，所有任务照常执行，到最后它也以这种克难状态长驱直入大马士革。伟哉罗尔斯，壮哉劳斯莱斯！他们人车一体，在这些沙漠中可抵得上千军万马。

修理车子耽搁了数小时，最后我们在乌姆泰耶夜宿，很笃定只要能在天亮前出发，就不致延误明天与努里·赛义德在大马士革铁路会师的行程。我们还可以告诉他，由于那座大桥被炸毁，通往安曼的铁路将会瘫痪一个星期。那是土耳其增援德拉的主要通道，所以我们已无后顾之忧。那也使目前戍防阿巴里森的扎伊德松了一口气，因为土耳其集结在塔菲拉的大军在铁路抢通之前将不敢擅动。我们的最后一役抢了个好彩头。